轉載于：財經雜志｜作者：麗薩·赫爾佐克｜編輯：許瑤｜責任編輯：楊明慧

《拯救勞動——AI時代的吶喊》

[德]麗薩·赫爾佐克 著

寇瑛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5年4月

不久前，筆者參加了歐洲一家著名商學院組織的活動。活動場面相當豪華，有新鮮的水果、豐盛的小吃和一本厚厚的、為每位參與者準備的、人造革封皮的筆記本。當打開它時，筆者不僅發現有常規填寫自己姓名和地址的空行——這樣筆記本一旦丟失就可以寄回給失主，而且下面還有一行字：“作為答謝，您將獲得____美元的酬謝。”

與其他參加活動的哲學學者一道，筆者思考了這個奇怪的想法，那就是人們為了找回筆記本到底會填寫多少數額。筆者并不反對失主給拾得者酬金的原則，但在這里，這一想法似乎是在暗示人們仔細考慮，這個數額達到多少他們才會寄回拾到的筆記本。當然，那些在這類商學院中參加進修項目的“高管”們，在這一空白欄中會填上比大部分其他人更高的數額。

這一趣事中的諷刺意味在于：我們這些哲學學者受該商學院的邀請參加一個試驗項目，即與經理人討論道德及其在商業世界中的實施。因為即使在商學院這樣一個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經濟教學圣地，人們已經認識到，近幾十年來所經歷的那種沒有約束的資本主義破壞了環境、割裂了社會，甚至也沒有讓那些看起來是贏家的人感到開心。該項目的所有參與者都意識到，經濟體系不能簡單地再這樣繼續下去了，而是亟須改變。然而，整個環境仍然表達出這個以利潤為導向、以地位為象征的世界的舊有邏輯。包括筆記本的制造商都認為，如果沒有精確的酬謝金額，人們絕不會愿意將筆記本歸還給失主。

我們在商學院進行的對話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現階段的情況：從理論上講，幾乎沒有人仍然主張片面追求利潤；要求加強市場約束的呼聲逐年響亮。但經濟世界的實踐，尤其是對高層人士的培訓，直至最細枝末節之處都仍然表達著“芝加哥學派”、哈佛商學院、像米爾頓·弗里德曼和邁克爾·波特這樣的經濟學家向世界傳達的信息：人是自利的，這是一件好事，利潤導向最終將服務于社會；“貪婪”是正確的，拼命競爭是正確的。

從歷史性角度來看，數字化轉型發生在我們早已意識到經濟的人類形象——

僅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經濟人的片面性之時；而與此同時，這一人類形象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經濟世界的結構和實踐之中。因為有強大的利益集團堅持維護沒有約束的資本主義制度。數字技術引發的變革導致原本可能隱藏于表面之下的沖突暴露出來。這些沖突不僅是不同群體之間的，而且也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的。過去經過艱苦談判達成的妥協破裂了；試圖在不同價值觀之間找到平衡點的努力常常不得不重新開始。最好的情況是，民主公眾及其政治機構可以通過談判達成與新技術現實相稱的新妥協方案；最壞的情況是，最有權勢的群體以犧牲整個社會為代價，無所顧忌地實施意圖。

這種沖突也圍繞著如下問題展開，即以何種人類形象引導即將進行的改革，因為不同的人類形象隱含著對什么構成了美好生活以及誰有權享受美好生活這一問題的不同答案。在一本裝訂精美的筆記本上，預設歸還酬金的空白欄隱含著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經濟學院和商學院所教授的人類形象：人們按照經濟激勵行事，他們不是情緒化的，而是冷靜算計自己的行為，所有的事情都必須（且可以）用美元來衡量。

因此，目標是確定使人們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的確切金額。這種觀念并非完全錯誤，但它忽視了人類動機、人類需求和人類共存的許多方面。被忽視的清單很長，這里只提幾個關鍵點：人們通常想要自己做正確的事情；他們根據具體情況采取十分不同的行動；有些事情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也許最重要的是，人是社會人，他們關心他人的福祉，特別是他們朋友和家人的福祉，并且尋求他人的認可。作為社會人，我們共同塑造我們的世界，而不只是自私地追求個人利益。

在塑造數字化轉型的政治斗爭中，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哪種人類形象能夠引導數字化轉型，當然還有哪些群體以何種方式從中受益？答案涉及社會的許多領域，比如社交媒體和“數字公共領域”、健康數據的使用或提升職場競爭力的教育和培訓類平臺等。

然而，最激烈的爭論可能是關于勞動世界的構建問題。我們會面臨完全依賴機器及其所有者而進行無意義勞動的至暗場景嗎？還是我們能夠充滿信心地展望未來的勞動世界，因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或許可以為子孫后代提供更好的生活？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字化轉型是按照“經濟人”的老調子進行，還是成功地塑造了符合人類社會本性的數字化轉型。

勞動、團結、民主平等

人們為什么想勞動？他們最關心的似乎往往是收入。但除此之外，那些沒有工作的人往往還缺乏一些東西：社會交往，走出有時相當狹窄的家庭和鄰里圈子，遇到有著不同世界觀和背景的人。當然，人們也可以通過參加俱樂部、教會團體或政黨與人交往。

然而，只要還存在這樣一個雇傭勞動的世界，它就有潛力成為一個社會融合的場所，此外還給人們帶來可靠的日常節奏，并通過社會期望產生約束。這并非偶然，我們社會中的許多邊緣化人群，無論是難民還是無家可歸者，他們最想要的就是一份工作：不僅是為了賺取自己的收入，也是為了成為在勞動世界中形成的社會網絡的一部分。

埃米爾·杜爾凱姆為社會凝聚力的不同形式創造了兩個概念。前現代社會所謂的“機械”團結是基于相似性原則：在這里，人們與他人的共同特征才有效，個人特征無法得到發展；而現代社會的“有機”團結則以差異性為基礎：人們各司其職，相輔相成。杜爾凱姆根據這兩種社會凝聚力形式各自伴隨的法律形式，討論了這兩種形式的發展。在“機械”團結中，“約束性法律”的作用是懲罰偏離共同準則的違法行為，而“有機”團結主要需要一種“恢復性法律”，來調節勞動分工產生的合作關系。

每個社會都需要某種團結形式，作為社會凝聚力的基礎，即使在一個越來越多的勞動由機器人和計算機程序支持甚至接管的社會亦是如此。勞動分工越是明確的社會就越需要，因為分工勞動的結構中存在許多破壞的機會。對于杜爾凱姆來說，回歸“機械”團結并不值得向往，因為個體的個性可以在“有機”團結的現代社會中得到比在前現代社會中更好的發展，后者壓制一切偏離準則的行為。“有機”團結是與現代勞動分工一起形成的，但只有在滿足某些條件時。杜爾凱姆談及，一定的“為生活而斗爭的外部條件的平等”是必要的，以便各個個體的不同“功能”可以有意義地相互連接起來；否則，“契約團結”就會喪失，即遵守契約的意愿會喪失，那樣就只能依靠“暴力或對暴力的恐懼”才能得以保證了。

杜爾凱姆就社會團結和社會公正之間的聯系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為了讓人們認為交換是公平的，其必須以“同等的社會價值”進行。但不能“先驗地”（a priori），即從實際交換關系中抽象出來，確定所交換商品或服務的價值。當行為者可以在沒有強迫和不平等權力的情況下建立交換關系時，“等值”就出現了。但這是以個人的某種平等為前提的，否則“交換的道德條件”就會被扭曲。

所以，杜爾凱姆得出結論：“最先進社會的任務就是……實現公正。”如果出現了不公正，進而產生了不平等的權力和依賴關系，那么越來越多的交換關系將會被視為不公平的。這一思路繼續發展下去，一個勞動分工但不公正的社會最終會破壞其賴以生存的基礎：所有人都愿意參與勞動分工、遵守契約，并且不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來利用機會進行投機行為。

數字化社會也必須捫心自問：是否允許它完全分裂成不同的階層，無論是在勞動世界或在其他生活領域，還是存在一些人們可以在其中保持自身差異性，但又能以社會平等成員身份相處的領域？勞動世界可以是這樣一個地方嗎？還是它首先是一個充滿強制性和等級制度的地方？

當然，如果總體上社會不平等現象在加劇，這也勢必會對勞動世界造成影響。人們可以就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爭論很久；但德國目前存在的不平等現象十分嚴重，大部分民眾，也包括較高收入者在內都已對此形成共識。關于征收遺產稅、修改所得稅制度以及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機會的建議已經討論了很多年。為了對一個起到社會一體化作用而非分裂作用的勞動世界產生進一步的間接影響，人們也迫切需要解決這些問題。

（本文摘自《拯救勞動——AI時代的吶喊》）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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