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講的是，一個歷史學家怎么樣理解孔子的理想和他的那個時代。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說的是，最近這些年孔子的命運好像有點不太一樣了。曾經在“五四時代”反復被批判的孔子，最近好像有點“咸魚翻身”。有人提出來，在中國開始逐漸富強的時候，應該在世界上重新恢復政冶上和文化上的“聲音”，所以，好像是中國文化代表的儒家和孔子越來越走紅，甚至有人還提出來要“尊孔讀經”。從一個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這現象好像有一點點詭異，也不怎么合適。

最近，有人頒布了孔子的標準像，這很有趣。其實，古代沒有照相機，也沒有留下孔子活著的時候的畫像，孔子哪兒來的標準像呀，這里有一些古代各種各樣的孔子畫像，有傳說唐代吳道子畫的，有宋代畫家畫的，有比較豐滿的，也有很威嚴的，到底哪一個是真孔子呢，有一句話說，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孔子也是一個被不斷地解釋、不斷地被重新描繪的人，唐代的人、宋代的人、明代的人選擇的孔子，一直到五四時代鞭撻的那個孔子，其實未必是一個孔子。所以，作為一個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思想史的人呢，就要從盡可能接近歷史的角度，來看看孔子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這里，我首先用了一個尼采式的標題，叫“瞧，那個人是孔子！”

一、瞧，那個人是孔子！（上）

今天我們要了解孔子，主要靠《論語》，除了《論語》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禮記》和《史記》的《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傳》。

那么，孔子是什么樣的人呢？首先我們要說，孔子是一個具有很高的貴族修養的人。《論語》第十篇叫做《鄉黨》，它里面說到孔子的種種舉止行為，可以看出，作為一個人，他對人的態度是很謙恭的，做人的行為是很嚴肅的，日常是很講究教養的，給人的印象是，這個人很有紳士風度，而且他也非常強調這種紳士風度，這種紳士風度，在那個時代，就是一種貴族傳統的教養。我想，如果我們剝離那個時代背景來看，其實就是講究教養、講究分寸，而教養和分寸——我請大家務必注意——就是文明。

文明和文化是有區別的，按照一個德國學者伊里亞斯的說法，文化是與生俱來的一些民族習慣，是風俗習慣，而文明是一個可以進化的，是一些跟教養相關的規則。文化使各個民族不一樣，而文明使各個民族變得越來越一樣。

全球化這個現象，一方面我們會說，它的背后有資本掠奪，有西方霸權，有全球資本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說，它也使得大家都不得不進入一種規則一個秩序來生活。所以，文明和文化之間是有分歧的，一個民族既要保持自己文化的傳統、文化的特色，但是同時它又要進入一個大家普遍遵循的秩序和規則。

在這一點上，孔子就是代表了那個時代希望重建一個秩序社會的理想，或者說，他是希望大家遵守一種普遍文明規則來生活的人。他一輩子提倡的所謂的“禮”，其實就是“文明”。所以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不學“禮”就沒有辦法做人，因為做人不可能隨心所欲，像動物一樣，做人就是要在一個群體社會里面，遵守一種文明的規則來生活。

他本人也是這種教養和秩序的實踐者，我們來看孔子本人的生活方式。據說，他私下里穿的衣服，不用紅色和紫色；夏天如果見外人，盡管很熱穿著“葛服”，也一定要在外面加上一件外衣；如果別家有人去世，去吊喪的時候絕不可以穿羔裘，也不能戴玄冠。每到節日，一定穿正式朝服；凡是齋戒祭祀，一定要穿著布浴衣去洗澡。

我們知道，儒家很講究穿衣，大家看《新定三禮圖》就可以知道，不同時候、不同場合、不同身份、不同客人、不同氣氛，衣服都應當不同。對于儒家來說，衣服不僅僅是一個外在裝飾，而且對人的內心是有制約作用的，穿什么樣的衣服，是一個身份標志，也是一個文化標志。儒家覺得，衣服是象征，可是靠一套象征，可以建立一套秩序。早期儒家覺得，不同的衣服就是不同身份、不同處境、不同心境的象征，所以，在莊重的場合，他們要戴章甫，縉笏，扎紳，我們講“紳士”，講“縉紳”，都是與這有關的。

據說，漢高祖劉邦對戴“儒冠”的人很不尊重，把儒者的帽子取下來當尿壺，說明他沒有教養，不重身份秩序，是很有流氓氣的。

接下來我們再看，孔子是怎么講究“食”的。大家可能都知道“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其實，這個“不厭”也有“不求”、“不貪”的意思，他并不是盡可能地追求“精”、“細”，但是，孔子對吃確實是很講究的，作為貴族傳統的繼承者，他有很多講究。比如他說，肉雖然可以吃得多，但是不能夠吃得太撐；酒可以喝很多，但是不能夠醉到胡說八道的程度；肉切得不“正”，不合刀法，沒有合適的醬不吃，市場買來的酒和肉不吃；吃飯的時候不要說話，無論是好的飯菜，還是不好的飯菜，面對它都要恭恭敬敬地吃。

最后，我們來看他如何出行，貴族出行當然要坐車，孔子也算是貴族，不過按照孔子的說法，君子坐車是有講究的，如果女性也坐在車上，這個君子上了車以后，一定要端正地站著，而且要扶著那個防止人掉下車的繩子，君子也不能四面亂看。

按照朱熹的解釋，在車上，如果婦人坐在后面，君了就只能往前看，而且眼睛的視界不能超出車前兩邊。你看，孔子的紳士形象和他的秩序理想，表現了自從西周以來經過多少代逐漸形成的這么一個貴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而且這個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造成了生活世界的一種莊重感和分寸感。

一個社會如果不是有劇烈的動蕩的話，紳士風度和貴族傳統是有意義的。實際上說到底，它就是一種教養，文明是跟教養相關的。可是今天呢，我們還有多少紳士的教養和風度呢？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1919年五四運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人的心理是在加速度地趨向緊張，這種趨向緊張的結果，是不可能容忍那種從容不迫的紳士風度的。

可是，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紳士風度和教養，又是必需的，否則這個社會總是會處在一種緊張、焦灼和動蕩不安的狀態中，造就一種急功近利和鼠目寸光，可是，一百年來中國人心里一直緊張，巨大的心理落差產生很多心理問題。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如果離開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孔子所提倡的教養主義，盡管是那個時代可能很保守的貴族傳統，但是可能還是有一些積極意義的。

這是我講的“那個人”的第一部分。

二、瞧，那個人是孔子！（下）

下面的第二部分，我要說，其實孔子還是一個博學和有文化的人。作為一個貴族，我們首先應該看到他這個人很博學多聞。我講一個故事，有一次，有一只大鳥掉落在陳國，身上有一支箭穿過，箭有一尺多長，前面的箭頭是石頭做的。陳國國君就問孔子，這只鷹是從哪里來的呀？因為古代人很迷信，看到一只鳥掉下來，身上還有一支箭，他就要問了。

孔子就對他說，這是從肅慎這個地方來的，肅慎這個地方在扶余國之北，要走六十多天才能到。這只大鳥是被肅慎人射著了，但是它堅持長途飛行，到了這兒筋疲力盡才掉了下來。可見孔子很博學，盡管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他的知識未必那么科學，但我們不能不說他在當時算是最有知識的人，所以，他才能在那個時代當老師。

他有藝術修養，也有經典知識。作為一個貴族，他曾經向當時最好的音樂家師襄子學習過音樂，非常精通六種當時最重要的技藝，就是射、御、書、數、禮、樂，而且精通《書》、《易》、《詩》、《禮》、《春秋》等古代經典，其中特別是“禮”，因為這是整頓和恢復社會秩序最重要的東西。

孔子曾經說，夏代的禮我都知道，不必到夏的后代杞國去學習，殷商的禮我也知道，不必到殷商的后裔宋國去學習。

他對這個禮非常重視，他認為禮是一種秩序，更是做人和冶理社會所必要的一種象征和知識。所以，當時他到衛國去，衛靈公問他打仗的事怎么樣，孔子就說，打仗的事你不要問我，我沒有學過，要是講祭祀禮儀的事你可以問我，這些我學過。齊景公問他，他也說，你要恢復古代的禮，你就能把這個國家治理好。甚至于他說，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個把月就能讓這個國家有所變化，如果給我三年時間，我就能讓這個國家徹底地變化，變成一個有秩序的國家。

所以，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學生開討論會，他就問子路、問子貢、問顏回，看他們是不是能夠理解自己的志向。子路和子貢不太能夠懂孔子的想法，最好的學生是顏回。顏回說，您的志向非常大，所以，天下容不下您，因為您是要恢復整個天下禮儀的秩序。孔子當時非常感慨，他說，真對呀，顏回，你說得太對了，如果你是一個富有的人，我真是想給你去當管家。他的意思就是說，顏回才是真正理解自己的人。

可是，很遺憾，孔子的那個時代恰恰是貴族衰落、禮崩樂壞的時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介紹孔子及其時代。

三、禮崩樂壞：孔子及其時代

按照儒家的想象，古代社會之所以能夠井然有序，主要是依賴一整套儀式，按照一些的規定，按照一些禮儀來做事，因而建立了一個等級分明、井然有序的社會。所以，秩序就是等級，沒有等級就沒有秩序，盡管“平等”是一個偉大的理念，但是，絕對平等最終是要破壞秩序的。一個沒有等級、沒有區分、沒有位階的社會，秩序肯定是亂的，盡管這個等級秩序的理念不怎么好。

孔子非常講究這個禮儀和這個等級，可是，那一套禮儀和等級在他那個時代已經亂了套。孔子生在公元前6世紀到前5世紀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他的那套理想基本上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當時整個東周王朝已經秩序大亂，東周天子只是龜縮在現在洛陽那一個小地方，而且還要靠原來的諸侯來奉養才能維持。就連孔子所生活的魯國，雖然原來也是禮樂正宗之邦，但是也亂得可以，李平子、孟氏、叔孟和魯昭公也在斗呀，這些貴族居然敢跟魯君打起來，甚至還把魯君趕到齊國去了，可想而知，這件事情對當時三十五歲的孔子來說是多么大的刺激。

大家可能都記得一句話，就是孔子說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事兒就來自孔子所在的魯國。因為魯國國君的地位越來越弱，而家臣居然強勢了起來。季氏這個家族，居然在家里用八八六十四個人跳舞，也就是“八佾”，他的家廟里奏音樂，居然奏的是《雍》，《雍》是“天子穆穆”，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舞蹈和音樂，他居然在家里用。所以，按照孔子的說法，那個時代已經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

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可是，他的方法卻只有下面這樣三種：第一種就是恢復禮制。依靠等級森嚴的儀式，來暗示大家這個社會要有等級分界，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第二種方法就是正名。他覺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認為，在一個等級身份的社會里面，名分一定要與實際相吻合。我們把名分規定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也能夠調整社會的等級和身份。

可是，光靠這個也不行，因為這只是個外在的約束。所以，第三個方法叫“求仁”，就是追求仁愛之心，“仁者愛人”，在《國語》里面有一段話說，你要別人愛你，你就要先愛別人，你要讓別人聽你的，你也要先聽別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歸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是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

那么，靠什么來保證每個人都有仁愛之心呢？孔子一直追溯到人的自然感情。你不是一個人嗎，你肯定有父母，既然有父母，你天生的就有孝敬之心，這是來自自然的和血緣的感情，他認為這就是基礎。所以，孔子說，仁愛之心的來源就是孝心。

他認為，這個根本和來源奠基了一切的價值，一個人如果孝順，他就不會犯上作亂。在古代中國，國就是家的放大，按照孔子的理解，如果一個人有孝順之心的話，他就應該有遵守這個國家秩序的心，所以，他覺得，每個人都“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這樣就可以重建一個國家的秩序。這是孔子一輩子的理想，也就是他維護傳統貴族社會秩序的途徑。

然而，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絕不是這樣一個理想主義方案能夠實行的時代。孔子一直沒有機會實現他重建秩序的理想，他先后到過衛國、齊國、陳國、曹國、宋國、鄭國，始終很難找到機會，雖然他也短期當過大司寇這樣的官，但他始終不得志。

所以，最后在63歲的時候，也就是魯哀公六年，他在外面流亡了14年后，最后還是回到了他的故鄉魯國，就是現在山東曲阜一帶。魯哀公十四年，他聽說魯國狩獵打到了麒麟，他就很悲哀，同一年，他最好的學生顏淵也死了，他很悲哀地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再過了兩年，魯哀公十六年，就是公元前479年，他就在悲哀中去世了。

他去世后，學生們在他的墳墓周邊，逐漸聚集百余家，后來那個地方就形成一個居住區叫孔里。魯國很尊敬孔子，也一直在祭祀孔子，而儒家學者則常常在孔子墓的周圍習禮講學，在那里建了很多房子，供奉孔子遺留下來的衣、冠、琴、書，還有車，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漢代。

大概，只有秦王朝對此不太恭敬吧，郡縣制徹底結束了貴族封建分享權利的時代。所以，孔子的后代甚至抱著禮器加入了陳勝吳廣的起義軍行列。但是，到漢代又非常降重地祭祀孔子，雖然漢高祖劉邦很不尊重儒家，但是，到了他這里，也曾經用非常隆重的儀式來祭祀孔子。因此，孔子在漢代一直非常有影響。

四、當人文理想主義成為傳統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追溯孔子的歷史，我們應該看到，實際上孔子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貴族傳統，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維護傳統、恢復秩序的理想。通常，一個時代結束了，那些過去擁有文化經驗、熟悉過去文化規范、享受過去的文化和歷史的優越感的貴族，對于禮崩樂壞這樣的狀況，是非常恐懼的。

所以，他們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愛懷舊。我用“最后的貴族”為題，是因為我覺得真正的貴族，在孔子以后就沒有了，自從封建制轉向郡縣制，哪里還能有太多的貴族？尤其是在晚清以后，整個社會在不斷的變動中，這個時代里，邊緣一次次地進入中心，需要長期積累和形成的貴族階層，一次又一次地在崩潰，社會像走馬燈一樣變化。

所以，這個舊的文化貴族一旦失去了過去的生活經驗，一旦失去了過去的文化特權，一旦失去了過去的優越感，他們常常是要懷念和回憶過去的時代，這就與孔子特別愛回憶西周那個想象的黃金時代一樣。不過，孔子儒家的這一套理想和信仰，也慢慢積淀成了中國文化人的一些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常常在歷史中追尋理想，通過復古來更新，以傳統來批判現實，而且常常習慣于用文化精神來諷刺世俗社會。

他們跟西方的知識分子有很多不同，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少還殘留有士大夫的習慣，而士大夫的習慣很多就是儒家的習慣。所以，當貴族理想主義成為人文傳統的時候，最后中國形成的，是孔子以來很重要的傳統，第一是“法先王”，所謂“法后王”常常是著眼于未來，而“法先王”常常是要回溯歷史。所以，中國的人文知識中間，歷史是最基礎的。

第二是“尊經典”，“尊經典”的意思是說需要有本本上的權威，什么事情都要經典里有才行，我們習慣于引經據典，哪怕沒有經典，有詩為證也可以，總得講究有個來源。

第三就是“援歷史”，我們比較愛講歷史，愛從歷史中援引對現實有用的資源，來證明自己的想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不過，我們要強調一點，說這些并不是讓孔子去負這個歷史的責任，孔子并沒有教我們說應當是這樣的，但是在孔子那個時代，他給我們提供的資源里面，包含著這些內容。

很悲哀的是，孔子在政治領域一直受到挫敗，所以，他最后只做了一個偉大的教師。但是正是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教師，也開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另外的一面，就是當他在政治上理想不能夠實現的時候，他常常要用文化理念來對抗政冶權威，這就是后來我們所說的以“道統”對抗“政統”。

所以，我們要看到，儒家有他非常好的批判性的一面，就是當他不能夠實現他的政治理想的時候，他常常要用知識、文化來對抗那個無所不包的政治權力的籠罩。

這個現象，我們在后代能夠看到，像韓愈、柳宗元，像宋代的程、朱，像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戴震，其實都是有批判精神的。只不過，中國的政治權力實在太大，慢慢就把他們都吸收到政治體系，融入正統政治意識形態里去了。

這就是我們講的孔子。孔子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那個時代不允許他的理想實現，但是，他給后世留下了很多資源，我們干萬不要簡單地把這個孔子當作弘揚或者批判的對象。

他所留下的知識遺產，有些是可以用于我們現在社會的，我們可以拿它來當作一種資源，為什么說是“資源”，意思是說，任何的一種文化傳統，它都只是有待解釋的資源，應該經過選擇和重新解釋，然后才成為“傳”下來的傳統。否則的話，我們對于傳統文化的理解就太簡單了，傳統是在不斷地被重新解釋的過程中，慢慢地不斷地延續、發展的，慢慢不斷地從舊傳統變為新傳統的。

上文選自葛兆光先生《看瀾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