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進程中，關于早期社會形態的探討始終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其中，母系氏族社會是否真實存在過，一直是爭議不斷的話題。長期以來，盡管有諸多理論推測和部分考古發現作為支撐，但缺乏直接且確鑿的生物學證據，使得這一問題的答案始終籠罩在迷霧之中。

然而，近日我國科學家的一項重大研究成果，猶如一道強光，穿透了這層迷霧，為世界首次確證了史前母系社會組織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的生物學依據。

突破性發現：山東廣饒傅家遺址的母系氏族證據

6月4日，國際學術期刊《自然》發表了一項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等聯合開展的研究成果，該成果在我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研究團隊通過對山東廣饒傅家遺址的深入挖掘和分析，憑借分子遺傳學證據，確認了該遺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兩個母系氏族構成的社會形態。

傅家遺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距今約4750年至4500年。考古人員在遺址的南北兩個區域分別發現了兩處獨立的墓葬群。遺傳學分析顯示，墓葬分區與母系遺傳特征呈現出顯著的對應關系。

研究人員在墓地內部發現了多組一至三級親緣關系，其中一對跨墓地的二級親緣關系，為“隨母系埋葬”的喪葬習俗提供了直接的遺傳學證據。線粒體作為只從母親遺傳的遺傳物質，在墓葬中的人擁有相同的線粒體，這種單一化的母系遺傳模式強烈暗示兩個墓區人群分別源自不同的單一母系祖先。

此外，墓地內部及墓地之間存在極為密集的四至六級親緣網絡，兩個墓地人群長期保持著通婚和共存關系。這一現象表明，母系埋葬制度并未因時間及親屬關系疏遠而改變，且被嚴格遵循了至少250年的時間。綜合墓地規模等因素，專家推斷傅家遺址兩個墓地應屬于母系氏族社會結構。

研究意義：填補學術空白，刷新認知

這項研究成果的意義不僅在于證實了母系氏族社會的存在，更在于它在學術研究領域填補了多項空白。此前，所有已報道的古DNA研究結果均顯示，史前社會是按父系血緣原則構建社會組織體系，有關母系社會的遺傳學線索最早僅可追溯至歐洲的鐵器時代。

而我國科學家的這一發現，首次以生物分子遺傳學證據實證了我國新石器時代母系社會的具體結構，刷新了母系社會最早僅可追溯至歐洲鐵器時代的遺傳學線索溯源。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介紹，這一發現為摩爾根、恩格斯關于母系社會的理論提供了直接的東方實證。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都對母系社會進行了理論闡述，但長期以來缺乏實證支持。

此次在山東廣饒傅家遺址的發現，從生物學角度為這些理論提供了堅實的證據，在人類文明起源研究領域具有重大意義。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員寧超表示，研究團隊基于高分辨率古DNA親緣關系鑒定技術，綜合多學科交叉研究，確證了史前母系社會組織的存在。這不僅全面揭示了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沿海地區母系氏族社會的組織特征、人口規模、生業模式和生產力水平等關鍵信息，還取得了人類早期社會組織研究的重大突破。

社會形態與文化內涵：母系社會的獨特之處

從研究結果來看，這個史前母系氏族社會具有獨特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內涵。在社會組織方面，以女性為血統核心，居民從事粟米農業、養殖，可能還有漁業活動。

這種以母系繼承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在沒有強大財富積累機制的情況下，仍能穩定存在達250年，跨越至少10代人，這表明母系社會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和穩定性。

在喪葬習俗上，“隨母系埋葬”的習俗反映了母系社會對血緣關系的重視和維護。通過將具有母系親緣關系的人埋葬在一起，強化了母系家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同時，兩個墓地人群長期保持著通婚和共存關系，說明母系社會并非封閉孤立，而是與其他群體存在一定的交流和互動，這種交流有助于促進文化的傳播和社會的融合。

對未來研究的啟示：開啟新篇章

此次在山東廣饒傅家遺址的發現，為未來關于早期人類社會的研究開啟了新的篇章。它不僅為我們了解新石器時代的社會結構、文化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證據，也為進一步探索人類社會演變的規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在未來的研究中，科學家們可以進一步拓展研究范圍，對更多的史前遺址進行古DNA分析，以驗證和豐富關于母系氏族社會的研究成果。同時，結合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母系社會的文化內涵、社會制度以及與其他社會形態的關系，從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人類早期社會的發展歷程。

母系氏族社會真的存在過嗎？我國科學家在山東廣饒傅家遺址的重大發現給出了肯定的答案。這一發現不僅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也讓我們對人類早期社會的發展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相信我們將會揭開更多關于人類社會起源和發展的奧秘。

消息來源：《大眾日報》6月6日報道《山東傅家遺址確證母系社會存在：DNA是實證，但并非孤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