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杜慶森

講日照歷史文化，一定會提到“照邑樸學”。這個由樸學大師許瀚開創并獨樹一幟、興起于日照、影響全國的學術流派，催生和推動了民國國學復興，其學術價值和對后學者的影響，至今仍有人在挖掘研究。懷著對先賢先學的敬仰之心，本文給大家介紹“照邑樸學”的開創者和眾多傳人，以及學術影響。

一

先說一下“照邑樸學”名稱的由來。據臺灣東吳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祖籍濤雒的丁原基考證，最初“照邑樸學”四字是王獻唐在《亡友丁伯弢別傳》所稱,文云:“照邑樸學,導源印林許氏。”（此文寫于民國二十九年舊除夕日,次年6月28日又校對一次贈送伯弢先生次子履延）。“印林”是許瀚的字。這是首次有了“照邑樸學”這一稱呼。但丁原基教授系統論證了“照邑樸學”的學術特色，以及許瀚、丁艮善、丁以此、丁惟汾、王獻唐等學者的學術傳承脈絡，真正在學界倡樹起“照邑樸學”這一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旗幟。

那么，什么是樸學呢？樸學是中國清代（尤其是乾隆、嘉慶年間）興起的一種以考據為核心的學術流派，因其學風質樸、注重實證而得名，又稱“乾嘉學派”或“考據學”。它上承漢學傳統，下啟近代學術，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樸學的主要研究內容為經學考據、小學（語言文字學）、史學與文獻整理、金石學與考古，其核心特點是考據實證，反對空談，主張通過校勘、辨偽、訓詁、音韻等方法，對古代文獻進行細致考證，反對宋明理學的空談心性。樸學推崇漢代經學家對經典的注疏（如鄭玄、許慎），故稱“漢學”，與宋明“宋學”相對。但樸學并非完全復古，而是融合多學科方法，涵蓋經學、史學、小學（文字、音韻、訓詁）、金石學、地理學等領域。

顧炎武被尊為明末清初樸學開山宗師，主張“經世致用”，以《日知錄》為代表作，提倡以訓詁考據方法研究經學，反對空談義理。他與另兩位代表人物黃宗羲、王夫之被后世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而“照邑樸學”，據曹漢華先生所著《增廣“照邑”即日照縣，春秋時封卿大夫土地曰“采邑”，秦時推行郡縣制，改“邑”為縣。

日照雖處海隅卻文脈深遠。金代狀元張行簡、明代狀元焦竑都是大學問家，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清代以來，以許瀚為主要成員的樸學群體于山左之地、海曲故城崛起，學習傳承前人，尤其是焦竑的治學與著述，其學術精神如泰山磐石，扎根齊魯大地，輻射中原文化圈，終成“山左樸學”之重鎮。

二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照邑樸學”的創始人，一代樸學大師許瀚。這位200年前從日照大地走出的一位劃時代的偉大學者，博綜經史、精于音韻訓詁、篤嗜金石，一生為他人校書數千冊，尤以桂馥《說文解字義證》用力最勤，曾先后三次擔綱通校《說文解字義證》，時間綿延近三十載，默默無聞地把大量時間、精力奉獻給該書，終使這部巨著面世。

許瀚，生于1797年（清嘉慶二年），卒于1867年（同治六年），字印林，號攀古小廬主人，日照大河塢村人。許瀚出身于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其父許致和以教書為業，讀書十分勤苦，對經學有很深的造詣，著有《說詩循序》《大學中庸總義》等。許瀚早年隨課館（教私塾）于外的父親生活，受過嚴格的庭訓，18歲便考中秀才。當時，考據學獨霸學術界，出現了“東漢學（指考據學）燦燦如日中天”的盛況。受其影響，許瀚自幼便“博綜經史及金石文字”，專研古文字及聲韻之學，到20多歲便學有根基。

許瀚29歲時，山東學政何凌漢對他十分賞識，特意選拔他當了拔貢。拔貢是科舉制度貢生的一種，它是從各地州府縣學的生員中選拔興業優異者，直接送入國子監深造。于是，許瀚進京入國子監就讀。其后，他一邊在何凌漢家教私塾，同何紹基（何凌漢之子）、王筠、龔自珍等著名學者切磋學問，一邊刻苦攻讀，希望“得一官以資祿養”。1827年（清道光七年），清政府任命王引之為武英殿總裁，負責重修《康熙字典》，許瀚也參加了這項工作，任校錄，他們一起對原書進行了詳細校勘，共找出錯誤2500多條。王引之父子對許瀚的影響最大。

1831年，《康熙字典》修成，許瀚因工作勤奮被授予州同（副知州）的官銜。但這種職銜是很難取得實缺的，為生計所迫，他接受了恩師浙江學政何凌漢的邀請，到杭州學署幫助校勘書籍及批閱試卷，開始了幕僚生涯。他先后隨陳用光、吳文镕、潘錫恩等學政在各地校文，足跡遍及江蘇、山東、河北等省。幕僚的生活雖然比較清苦，但能夠有機會觀覽大量的圖書文物，許瀚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勤奮治學，到40歲左右時便獨樹一幟。

許瀚在仕途上十分不順，直到1835年，清政府因皇太后壽慶舉行恩科鄉試，他才以第五十六名考中舉人，這時他已39歲了。在清代，舉人是不能直接進入仕途的。所以其后，他又在北京做了一個時期的幕僚。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許瀚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對動蕩的時局非常關心，但并沒有轉向經世致用的學問，仍然從事古籍校訂及小學、金石方面的研究。戰爭爆發的那一年，他接受了濟寧知州徐宗幹邀請，當了漁山書院的山長，并主持纂修《濟寧直隸州志》。

許瀚考中舉人后，多次參加會試都沒考中，直到1844年仍不忘科舉之事，又風塵仆仆地從日照趕到北京，第四次參加會試，希望能考中進士，但最終再一次落第。恰巧本年朝廷從舉人中選拔官吏，許瀚被選為二等，可以做教諭之類的小官，但沒有具體職務。不得已，他只好離京南返，來到家鄉沂州府，受聘為瑯琊書院山長。在沂州期間，他廣泛搜求金石碑刻，為保護文物作出了很大貢獻。后南河道總督潘錫恩準備刊刻章學誠等纂修的《史籍考》，特地把許瀚從沂州邀往清江浦（今江蘇省靖江市），負考訂校勘。

許瀚到清江浦后，遍覽群書，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寫成了《擬吏籍考校例》，對章學誠等原稿繁冗、重復、漏略、舛誤的地方進行訂正，把這部目錄學名著基本校勘完畢。恰在這時，潘錫恩生病回籍，收回《史籍考》不刊刻了。這樣，許瀚無處謀生，只得以教私塾為業，處境相當困難，其父年老多病，自己亦重病纏身，右手一年多不能寫字，家庭的收入也十分拮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用了四五年的時間，抱病校勘并刊刻了清代乾嘉時期集學者、書法家、篆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在中國學術史上有巨大的意義。但當此書刊成之時，許瀚已負債千余金。桂馥（1736—1805），字未谷，號雩門，山東曲阜人，他以考據學為根基，在文字學、金石學、書法藝術等領域取得了開創性成就，被譽為“清代說文四大家”之一，與段玉裁并稱“桂段”。

1852年（清咸豐二年），許瀚當上滕縣訓導，時間不長便因病辭職歸里，但留下了“博學善教”之名。后來，他的老友吳式芬出任浙江學政，邀請他到杭州幫助批閱試卷。許瀚當時已經近60歲了，他借了川資，遠涉千里前往，其生活困苦，可見一斑。晚年許瀚回到家鄉，受聘主講日照奎峰書院。

奎峰書院是清代山東日照地區重要的教育機構，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日照知縣周瑞圖倡議，縣紳捐資在縣城十字街南側改建而成。書院選址于縣衙西南隅（今海曲中路老郵局附近），其名取“一縣文峰”奎山之意。初期規模包括大門一楹、講堂五間、西廳三間，后經多次擴建，光緒年間又陸續擴建考棚、過廳等設施，成為兼具教學與科考功能的綜合性場所。1903年，書院改制為“日照縣立高等小學堂”，1924年在此基礎上成立日照縣立初級中學，1945年濱中中學短暫遷入。

奎峰書院雖以科舉教育為主，兼重訓詁、音韻等小學（語言文字學）內容，與乾嘉樸學“由字通詞，由詞通道”的理念一致，與清代樸學（考據學）有著深層聯系。書院聘請舉人、進士授課，其中最著名的是樸學大家許瀚。1860年（咸豐十年），許瀚以病弱之軀在此主講一年，每月堅持四次閱卷。書院不僅是教育機構，更是地方文化樞紐。光緒年間，后來擔任山東圖書館館長的丁麟年捐銀3000貫資助書院，推動日照學者整理地方文獻，為“照邑樸學”的本土化發展奠定基礎。

奎峰書院雖非樸學核心發源地，卻通過許瀚等學者的講學活動，成為照邑樸學的傳播紐帶。其從科舉書院到現代學校的轉型，既見證了清代學術向近代教育的過渡，也彰顯了日照地區重視文教的傳統。正如王獻唐所言，奎峰書院的歷史，是“照邑樸學”從書齋走向社會的縮影。盡管原建筑多已不存，但其作為日照一中、東港一小的前身，至今仍是日照文脈延續的象征。

許瀚一生仕途坎坷，窮困潦倒，但在講學、著述和校勘書籍上仍取得了很大成績，是當時北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山左許瀚之學”的稱譽，龔自珍《已亥雜詩》中有《別許印林孝廉瀚》：“北方學者君第一，江左所聞君畢聞；上厚水深詞氣重，煩君他日定吾文。”對許瀚可謂是推崇備至。而寫這首詩的時候，許瀚才42歲，還沒達到學問的最高峰。作為來自南方學派的龔自珍，多少還有點自高。龔自珍（1792—1841），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改良主義先驅。他的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等膾炙人口，無人不曉。

許瀚也是清代著名的音韻訓詁學家。在我國古代，語文學被稱為小學。它經過曲折發展，到清代達到頂峰。在治學方法上，他師承高郵王氏父子，以訓詁聲韻求義理，復由古文字以求本義及其通假。清代，號稱小學家的有幾百人，但能同時精通文字、音韻、訓詁三門學問的并不多，許瀚卻對這三者都有較深的造詣。

許瀚也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學家。《清史稿》稱其“校勘宋、元、明本書籍，精審不減黃丕烈、顧廣圻”。把他同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學家相比，足見他在校勘學上的成就。

許瀚又是道光、咸豐年間享有盛譽的金石學家。許多學者認為他的金石學研究在當時屬于第一流，尤其是對他利用金文研究古文字學的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許瀚這一生喜歡購求金石文物，手中稍微有點余錢都用于金石拓本收藏。其《攀古小廬文鈔》考釋金文178篇，辨析器物真偽、銘文義例，被譽為“清代金文研究的巔峰之作”。

許瀚還是一位方志學家。《中國方志大辭典·方志人物》收有許瀚的小傳。他對方志學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編修了《濟寧直隸州志》，該志結構完整，敘事明晰，歷來頗好評。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稱其為清代名志。

許瀚更是一位書法家。《續滕縣志》稱其“尤善書法”，光緒《日照縣志》也說他“工書翰，士林珍之”。道光年間，許瀚因考進士落第而困居京師，但“索字者日塞其門”。許瀚書法亦承顏體精髓，磴山摩崖石刻“羨君堪作王家瑞”筆力雄渾，丁艮善勒石鐫刻，成為日照文化地標。

日照蹬山許瀚詩碑

三

許瀚除了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最重要還是他以己之學，蔭庇后學，提攜晚輩，使樸學能在日照傳承。他晚年教導鄉里后學，以丁楙五、丁艮善、丁以此三人最著，號稱“許門三弟子”。文化學者丁博原先生所著《日照丁氏家族志》（族事略 人物志）中有此記載：“咸豐同治間，照邑樸學盛行。族人丁艮善、丁楙五、丁以此先后師從樸學大家許瀚，各盡所長，皆有專著，時人稱曰“許門三弟子。”丁艮善精于小學，校勘頗多，被譽為“山左宿學”，其學問由其子孫承襲，延至民初丁楙五續修家譜，廣輯文獻，譽錄遺稿，刊刻舊編，為家族文獻的留存與傳播居功至偉，惜英年早逝，未竟其志，未展其才；丁以此少以家貧，無力舉業，然獨精音韻，著《毛詩正韻》，為國學大師章太炎所推崇。民國以后，丁惟汾著述頗豐，且得以完整保留，所撰《詁雅堂叢著》六種，其中《方言音釋》《俚語證古》《毛詩韻聿》已由齊魯書社出版，其他三種也已在臺灣發行。其主編之《山東革命黨史稿》現有文稿存世。”

日照丁氏尚文重教，四百年來文化繁榮，積學深厚，乃科宦世家，是日照幾大名門望族之首。許瀚三位弟子都出自丁家，就足以說明了這一點，當然還有后來人。丁楙五、丁艮善都是清康熙年間進士丁旹的后人。丁旹修縣志、創家譜，開一代詩風，成為日照文化的奠基人，也是日照丁氏家族的“文獻之祖”。丁家自此人丁興旺，人才輩出，演變為日照丁氏“老四支長房三支”，其后代51年間，實現了“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皆進士”。

許門三弟子秉承許瀚“無征不信”的學風，將照邑樸學推向系統化、專業化。丁楙五早年師從丁艮善的大哥丁秉善，他父親又和許瀚是至交。“傳小學者，有丁楙五伯才，著《說文韻律》。繼即竹筠先生（即丁以此），著《毛詩正韻》。后則鼎丞先生（即丁惟汾），學寖光大”（出自《增廣得很明白。丁楙五專治小學，尤精音韻。平生最大的功績是集文獻、修家譜，可惜英年早逝，未展其才。

丁艮善則以經學見長。他協助許瀚校勘吳式芬《捃古錄金文》，對青銅器銘文的訓詁多有創見。其《毛詩傳疏考證》以音韻通經義，糾正陳奐《毛詩傳疏》疏漏，被王闿運譽為“東州絕學”。丁艮善將樸學方法用于方志編纂，參與《日照縣志》修訂。他擅長書法，工篆、隸、楷書，且自成一家。現河南許昌、濟南千佛山還留有他的墨跡。

丁以此，字竹筠，專攻音韻學。他是許瀚晚年所收弟子，繼承許瀚“因聲求義”之法，著《毛詩正韻》重構《詩經》古韻系統，章太炎稱其“古韻分部獨得許君真傳”。作為丁惟汾之父，他將樸學融入家庭教育，使丁氏家族成為近代學術與政治的雙棲望族。

丁惟汾，字鼎丞，中國同盟會創始人之一，治學承其父，其在日本留學，與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人往來密切，“照邑樸學”又與揚州學風相互切磋，成就斐然。近人王獻唐、屈萬里、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互為師友，各有專精，溯其治學，與“許瀚之學”有相傳承。王獻唐（前篇已有介紹），許瀚再傳弟子。其父王廷霖是名中醫，更喜金石文字之學，師承許瀚，家藏金石拓本數千件，自幼耳濡目染。王獻唐開創“考古與文獻互證”之法，在城子崖遺址發掘中，結合《水經注》等典籍考證龍山文化，傾一生之力著《炎黃氏族文化考》，提出“東夷文化中心論”，震動學界。

四

傅斯年也是出自齊魯大地的一名大師，他的信中對許瀚作了很高的評價，稱“近來出現了許瀚一大批稿子，皆為研究所得之……此君地位，與孫仲容伯仲之間，乃最早之金文大師，而其著作不傳，可恨！”

學界對許瀚的研究也一直在接力。清末民初，梁啟超、丁惟汾、章炳麟、劉師培、黃侃等一大批學者都曾對許瀚進行過研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國學大師王獻唐、傅斯年和趙錄綽等人就開始搜集整理其遺著，并編輯有《許印林遺書》二十余冊；二十八十年代，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袁行云先生編成《許瀚年譜》，并整理出版了許瀚學術著作《攀古小廬全集》（上）；原山東圖書館學者崔巍整理出版了《許瀚日記》。

進入新世紀以來，許瀚研究熱再度升溫，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宋開玉教授，上海博物館柳向春教授，曲阜師范大學周洪才教授、聊城師范大學劉昆教授、陜西師范大學郭子直教授都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問世。山東大學古籍整理工程《山東文獻集成》第一、二、三輯還集中影印了大量許瀚手稿和抄稿，使許多過去藏之秘閣的珍貴資料呈現在世人面前。

除大陸部分學者外，在臺灣的日照籍學者丁原基出版了《許瀚之文獻學研究》一書，臺灣成功大學郭妍伶編著了《許瀚之金文學研究》。這些著作與大陸許瀚學術研究成果遙相呼應，相映生輝。這些著作對許瀚的學術成果給予大力播揚。

還有兩位日照地方文史學者，不得不提。一位是東港區濤雒鎮的文化學者丁博原，另一位是嵐山的文史專家曹漢華。我與丁博原老師相識于2023年，市委黨史研究院與日照電視臺共同舉辦《史話日照》文化訪談節目“方志日照”，我和博原同為訪談嘉賓，相互交流甚多，很受教益。這個訪談節目播出后，受到廣泛關注和好評。近日，因為寫人文日照文章，多次征求黨史研究院尹德滿院長意見。中間還幾次前往家住濤雒鎮的丁博原老師家中請教。特別是計劃寫“照邑樸學”這個題目時，因為沒有專門作過研究，感覺不太敢寫，但博原認為應該寫，讓大家更多地了解日照文化，是一件大好事。為此，他還專門贈送我《丁氏家族志》。拜讀了由丁博原主編的《日照丁氏家族志》，深感震撼。國有史，邑有志，家有譜。而博原老師在家譜的基礎上，依志之例，歷經十幾年修成此書，是當之無愧的收集和研究丁氏文化的集大成者。

我與漢華弟相識逾30年，對漢華弟研究許瀚一事早聞大名。他用了20年時間致力于許瀚著述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增廣近日，我專門去山東萬方集團，與他進行了交談。同時還見到了嵐山區政協原副主席孫樹諾，區政協文史委黨總支書記鄭培晉，萬方集團的副總王漢軍，他們都是文史方面的專家。交談中得知在區政協的指導下，在萬方集團的支持下，專門成立了嵐山區文史研究會，致力于嵐山文史研究。研究會成立以來，團體非常活躍，學會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大師之風、后人推崇，令人欣慰、值得肯定。

五

我深深感受到，無論是一個地方的文化，還是一個家族的文化，都需要一批有學識、有奉獻、有情懷、有擔當的人去挖掘、去弘揚，我們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得以保護與傳承，民族文脈才能得以源遠流長。

日照樸學的崛起，得益于獨特的地域文化土壤。許瀚及其弟子們既秉承齊魯“尊經重道”的傳統，又因瀕海而具開放視野，不完全拘泥于古人，既尊重傳統，又敢于修正謬誤。他們校勘典籍必求善本，考釋銘文必親拓原器，這種“腳踏實地”的學風，與江南考據學派形成鮮明對照。丁惟汾將樸學精神注入革命實踐，王獻唐以學術守護文化命脈，丁原基用現代方法激活傳統，皆體現了日照樸學“經世致用”的終極追求。

照邑樸學已經是一個跨越時代、跨越地域，甚至跨越樸學本義的一個大課題。王獻唐先生首先對其命名，袁行云先生首先系統整理許瀚著述，丁原基先生則在學界首倡旗幟，可惜三位先生都是天不假年，各自學術道路都是半途而廢，這也是照邑樸學歷時近一個世紀卻始終未在學術界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于照邑樸學的學術范疇，從名義上是樸學研究的一個派別，實際上已經是乾嘉學派到同光之后的南北位移，成為上承乾嘉、揚州學派，下啟民國國學復興的中堅。也就是說以許瀚為代表的北方照邑學派撐起了晚清乾嘉學派、揚州學派的大梁，并催生出大批民國時期的國學大師。

從地域上看，許瀚一生講學的五大書院及其五大書院涌現的俊杰遍布大半個中國。濟寧漁山書院、臨沂瑯琊書院、淮陰清江書院、贛榆選青書院、日照奎峰書院是不可忽略的五個輻射點，由此串聯起大批的后起學人。其學術流布遠至日本、中國的臺灣。

從學派的構成成分看，除了許瀚的直系弟子三丁一吳，還包括同時期接受并傳刻播布許瀚學術的一批學人，比如楊鐸、高均儒、丁妟以及他們的子弟，稍晚一點的吳重熹、王懿榮、丁惟禔及其傳人；甚至包括邀請許瀚校訂專書的吳式芬、潘錫恩、吳榮光等。其中，王懿榮（1845-1900），中國近代金石學家，是發現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丁惟禔（1862-1895），字亦康，號伯平，是光緒年間進士，日照丁氏第一個翰林。

從著述成就上看，代表性的除了許瀚自己的代表作《攀古小廬……》之外，《說文解字義證》（包括丁艮善為張之洞校勘印行）《史籍考》《攈古錄》《三遷志》《濟寧直隸州志》等都可以作為照邑學派學術代表作。

從直接學術傳承上看，清以后日照乃至山東的一大批學者可以說是出自他的門下，曹漢華在《增廣許瀚年譜》中多有論述。與丁惟汾保持聯系的民國三大家章炳麟、黃侃、劉師培，都在這個照邑學術寶庫中汲取營養、發揚光大。

當然，這些直接間接的學著例證，需要文史方面的專家學家去梳理，恕學識有限，在此文中不能一一列舉。

在此文寫作過程中，我與漢華、博原多次交流，他們給我提供了很多資料素材，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見建議，讓我很感動。既佩服他們勤勉博學，能夠靜下心來做學問，同時也慚愧自己學識淺薄，真正是“學然后知不足”。

從許瀚在磴山勒石銘志，到丁原基在海峽兩岸傳播學術，照邑樸學歷經兩個世紀的風雨，始終以實證精神為骨，以文化擔當為魂。這種學術傳統，不僅是日照的文化標識，更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見證。正如吳重熹謁許瀚墓時所詠：“山海蔚靈秀，蔥郁鐘大儒。”日照樸學的薪火，將永遠在山左大地上閃耀。正是：

照邑樸學文脈長，海曲遺韻永流芳。

山左敬文翰林立，齊魯崇德功名揚。

奎峰書院書聲悠，丁氏家族人才旺。

尊經重道昭日月，薪火相傳寫華章。

（注：文稿內容參閱了《增廣<許瀚年譜>》《日照丁氏家族志》《日照歷史文化故事》等專著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