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畢業于武漢大學哲學系，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二級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委員。主要研究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已出版《黑格爾的宗教哲學》《文明形態論——文明發生與形態嬗變》《西方宗教文化》等著作。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哲學沒落的時代，在麥當勞、“好萊塢”等快餐文化席卷全球的浮躁氛圍中，哲學像堂吉訶德顯得滑稽可笑。

感性化和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使得一切復雜的問題都變得簡單化、單面化了，所有高深的哲理似乎都可以通過幾個學術明星在電視上以一種調侃的方式來加以言說，在這種情況下，探討事物抽象本質的哲學當然就成為一種“屠龍之術”了。

生活在一個哲學凋敝或者“戲說”哲學的時代，或許是一種不幸；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許是一種幸運，因為一個哲學沒落的時代是一個輕松的時代，一個使人可以像動物一樣跟著感覺走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快樂而不是崇高，是舒適而不是深刻。在這樣的時代里，哲學遭到冷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與三十年前的人都像著了魔似地學哲學、用哲學的那個瘋狂時代相比，這種哲學的冷寂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 無論人們對于這個時代的價值判斷是褒還是貶，但是有一點是大家都必須承認的，那就是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市場化的時代，一個浮躁的時代，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里，人們學習任何東西，首先都要問：“學它有什么用？”比如年輕人上大學，父母為他們選擇專業，都會考慮學這個專業將來畢業以后有什么用。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愿意學哲學。

大家都明白，在我們這個時代，學哲學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如果在課堂上有學生問我：學哲學有什么用處？我往往會反問他：你說的這個“用處”到底是指什么？

如果是指用途、功利意義上的用處，也就是說，學哲學能夠給你帶來什么實際的好處？那么我會直截了當地回答你，學哲學沒有任何實際的用處！

假如有一位教哲學的老師對你們說，大家學好了哲學，將來就一定會經好商、當好官，會在實際工作方面高人一籌。我認為，這位老師如果不是在欺騙別人，就一定是在騙他自己。

在我看來，學哲學與經好商、當好官并沒有任何直接的因果聯系，哲學沒有這么大的能耐，可以讓一個人在商場上財源亨通，在官場上飛黃騰達。

美國20世紀的一位哲學家詹姆士曾經說過：“哲學不能烤面包！”他的意思就是說，哲學并不能給人帶來什么實際利益。這一點，其實早在哲學產生之初就已經被注定了。

一、從哲學產生的原因看哲學的用處

哲學的用處與哲學產生的原因有著密切的關系，那么，哲學最初是怎樣產生的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在古希臘時就有人考慮了。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就曾經分析過哲學產生的原因。

在《形而上學》這本書中，亞里士多德探討了哲學產生的前提問題，說明了為什么我們會有哲學。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別的學科都是與某種實際用途聯系在一起的。比如說，我們研究物理學，是因為我們要了解自然界的規律；我們研究邏輯學，是因為我們要進行合乎理性的思考；我們研究語言學和修辭學，是因為我們要把語言變得更加有力和優美，這些當然都是非常實際的用處。但是哲學產生的情況卻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實際用途。

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的產生必須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驚異，另一個則是閑暇。

驚異，就是當我們面對大自然和人類社會時，往往會對世間的萬千氣象產生一種驚奇之感。

驚異感是我們人類的一種非常好的素質，動物很少會有驚異感，動物只有恐懼、警覺之類的感受，它們不會在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自覺地對外界事物產生一種驚異感。

只有人才會在面對不解現象時產生驚異，才會在面對大自然和人類社會時提出各種問題。這種由于驚異而產生的問題意識構成了哲學思維的開端，正是由于驚異，才產生了最初的哲學思維。

但是亞里士多德又認為，光有驚異是不夠的，人還必須有閑暇，才能使哲學產生。閑暇是什么意思呢？簡單地說就是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干。

眾所周知，古希臘社會是一個奴隸制社會，有一批吃飽了飯沒事做、衣食無憂的人，這種閑暇使得他們可以去思考那些虛無縹緲的問題。因此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一個人如果沒有閑暇，每天要為五斗米而忙碌，那么他肯定不可能去思考哲學問題。

在西方，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學習哲學通常都是有閑階層的事情，他們不需要為生計而操勞，不需要為稻粱謀。在這種沒有后顧之憂的情況下，他們就會去進行哲學思考。

正因為如此，哲學在希臘是一門“愛智”之學，是一門純粹思辨的學問，或者說是一門形而上的學問，具有不食人間煙火的超越特點。

人們對于哲學通常都是抱著一種敬仰的態度，將其看作一門屬于精神貴族的學問。在希臘社會，從奴隸中是不可能產生出哲學的，因為奴隸們顧不上思考哲學問題，他們要為生計而奔波。

如果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標準來看，今天，當我們要求哲學必須與謀生、求職、經商、升官等活動聯系起來時，當我們以為學習哲學可以在這些實際方面有所用處時，我們已經不配談論哲學了。

亞里士多德一定會認為，我們對待哲學的這種實用主義態度恰恰表明我們已經把自己放在了一個奴隸的位置上，而奴隸是不可能進行真正的哲學思維的，他首先考慮的是現實的生計問題。

亞里士多德在探討哲學產生的原因時，曾經明確地表示，別的學問都是為了要掌握一技之長，以用于生活中的某個實際目的，只有哲學是超越實用目的的。

所以，如果你問亞里士多德，學哲學有什么用處？他一定會告訴你，哲學是一門“沒有用”的學問，因為它本身就是目的，學習哲學、掌握智慧，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在亞里士多德以前，曾經有一批哲學家，叫做智者，這些智者教人們一套辯論的技巧，以及思考的智慧。

大家知道，哲學一詞的英文是philosophy，這個詞在希臘語里的原意就是“愛智慧”，sophia 就是智慧。而智者認為自己就是掌握和傳授智慧的人，因此他們自稱為“sophist”，就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智者”。

從這個稱呼中可以看出來智者們很狂妄。智者認為，智慧是一種可以用來賺錢的東西，我教你們智慧，你們掌握了智慧以后，就可以用它來打官司、搞政治辯論等等，從而給你們帶來實際上的好處。

智者們教人辯論術是要收錢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在教人們一種可以賺錢的智慧。正因為這一點，與智者同時代的希臘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就非常輕蔑智者，把他們稱為“批發和零售靈魂糧食的人”。

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對待智者的態度上都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看不起智者。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智者就是靠一種似是而非的智慧賺錢的人，而這種教人一套詭辯的技巧并以此來賺錢的做法，恰恰違背了哲學的本意。

可見，在古希臘哲學中，至少是在主流哲學家中，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說，學習哲學，只是為了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從中體驗到一種快樂，把握到一種智慧，從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從這種觀點出發，關于學哲學有什么用的問題，當然就成為一個假問題。因為哲學、智慧這些東西本身就是目的，目的本身還會有什么用呢？

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哲學又是無用之大用。當一個人真正進入到哲學思維的境界時，就會感受到一種徹骨的豁達和愉悅；當他面對哲學家們所談論的智慧的時候，就產生一種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的感覺。

這就是哲學之大用了，它讓人體驗到一種精神的快樂。如果有人要進一步追問：這種精神上的快樂又有什么用？那么我只能反問他：聽一曲貝多芬的音樂有什么用？它能讓你填飽肚子嗎？能給你帶來榮華富貴嗎？

如果人們所理解的用處僅僅只是指物質方面或者肉體方面的用處，那么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學習哲學沒有任何用處！但是，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有靈魂、有精神追求的生靈，那么哲學所帶來的智慧本身就足以使精神怡然自得了。

在這種情況下，再追問哲學有什么用，豈不是貶低它了嗎？所以，在西方，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哲學家們就已經表達了一種對待哲學的基本態度，那就是學以致知的態度——學習哲學的目的只是為了求知，而不是為了致用。

二、“學以致知”與“學以致用”

中國人民大學有一位已經謝世的著名哲學家苗力田先生，他一輩子研究西方哲學，晚年又參悟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在他80多歲高齡的時候，在西南師范大學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曾經有過一個總結性的發言。

苗先生說：我畢生幾十年學習西方哲學，后來又研究中國哲學，最后得出了一個比較性的結論，我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這兩種哲學。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重現世、尚事功，學以致用”，而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的特點則是“重超越、尚思辨，學以致知”。

與中國哲學相比，西方哲學的顯著特點就是專注于純粹思辨，喜歡追問事物背后的本質，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知識，而不在乎功用。這就是苗先生一輩子研究中西哲學所得出的一個結論。

我非常同意、也非常推崇這個觀點，我認為，苗力田先生對于中西哲學的真諦及其根本差異，可謂是一語道破。

中國哲學也講大道，也講一種內在超越，但是實際上更多的卻是注重人生關懷和現世倫常，所以我們在中國哲學中看的東西往往都與道德修養和經世致用聯系在一起。

一門學問如果無助于道德教化，無助于建功立業，那么這門學問就是沒有用處的，也就是所謂的“屠龍之術”。

這種觀點，在當今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里，哲學對于一般人來說，當然就是一種學而無用的“屠龍之術”了。正因為如此，現在高考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會填報哲學專業。

在我所在的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大多數本科生都是由于沒有辦法，考分不夠，不得已從別的專業調劑到哲學學院來的。在這些學生中，一部分人通過耳濡目染，逐漸地會對哲學發生興趣；而另一些人一直到畢業時仍然對哲學毫無興趣可言，好歹混個學位文憑也就罷了。

這種現象其實也怪不得同學們，因為我們生活的時代就是一個講究實利、講究功用的時代，所以哲學這種“無用之學”就像一個怪物一樣令人厭煩，沒有幾個人會真正對哲學感興趣的。

以至于我們這些教哲學的人在外面與別人聊天，別人問你是學什么的，我當然只能說自己是研究哲學的，但是總要加上一句：不是搞政治的，而是研究西方哲學的。

為什么要做這樣的說明呢？因為在一般人眼里，哲學總是與政治意識形態分不開的，一個哲學家往往就是一個滿嘴大道理的政治說教者，就是一個夸夸其談的無用之人。

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哲學就是一門“屠龍之術”，沒有什么實際的用處。我們由于是在中國文化的精神氛圍中長大的，這種文化傳統本身就具有“學以致用”的巨大慣性，再加上我們這個時代的急功近利特點，所以哲學成為一門冷僻之學，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來，最可怕的事情還不在于很少有人愿意學習哲學，而在于硬要讓哲學這種“無用之學”派生出各種實際的用場來，這樣就更加糟糕了。

以現代中國人的價值觀來處理哲學，可能會導致兩種正好相反的傾向：一種傾向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由于哲學沒有用，所以大家都不去學它；還有另一種傾向，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親身體驗過，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時的情形，那時候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學哲學的熱潮，人人都爭先恐后地學哲學、講哲學，種田里面有哲學，煉鋼里面也有哲學，什么事情都與哲學掛上了鉤。哪怕是大字不識幾個的文盲，也敢大言不慚地談論哲學。

今天回想起來，這種哲學的狂熱恰恰是哲學的恥辱，如果把哲學變成一種“學了就要用”、“立竿見影”式的東西，認為學了哲學就可以多產糧食、多煉鋼鐵，這難道不是對哲學的一種褻瀆嗎？

這種態度從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在熱捧哲學，實際上卻是在戕害哲學，把哲學變成了一種功利之學和勢利之學，抽掉了哲學的高貴的精神特質，把它變成了一副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藥。

因此，哲學的狂熱甚至比哲學的冷漠更多地表現了哲學的悲哀，如果一個社會中人人都大談哲學，這一定是一個瘋狂的社會。

哲學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陽春白雪式的學問，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對哲學感興趣。哲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始終都是超越于實用層面之上的，它永遠也不可能“學了就要用”。

所以，如果有一位教哲學的老師不斷地對學生們說，學好了哲學就能在現實生活中左右逢源、心想事成，大家可千萬不要當真，只當是一句玩笑話，笑一笑而已。

三、改變環境與改變自身

所以我提醒同學們，大家不要指望學習哲學有什么立竿見影的實際用處，哲學通常是沒有什么實際用處的。

但是我同時也要說明一點，所謂“用”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實用或者功利意義上的“用”，就是直接給你們帶來物質利益方面的好處。

比如說，你學習法律、學習經濟管理，它們能給你帶來實際上的好處，使你成為一個律師、一個總裁，從而干大事、賺大錢。學習計算機、學習生物工程等專業，情況也是如此，它們可以給你帶來實際的好處。

那套知識你學會了以后，在日后的工作中再把它轉賣給你的老板、你的上司，從而可以換得錢財、地位、名譽等等，你就可以利用這些東西來改善你的生活狀況，從而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因此，這種意義上的“用”，說到底就是改變環境之用。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環境之中的，環境對于我們來說非常重要，一切實用性的學問或知識，如法學、經濟學、計算機等等，它們的主要用處就是改善我們的物質條件，改變我們的生活環境。

但是，當你通過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而最終獲得一種精神上的滿足感時，你是否意識到這種滿足感或幸福感是繞了一大圈才實現的？

你首先要把學到的知識轉變成金錢和地位，然后再用它們來改善你的生活狀況，最后才能從自己的享受和別人的羨慕中感受到滿足和幸福。

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記了，我們除了要面對環境之外，同樣也必須面對自身。我們的滿足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過改變環境來實現，也可以通過改變自身來實現。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改變自身可能比改變環境更加重要。因為一個人永遠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之中，只能活在自身之中，環境必須通過自身才能感受到。

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有什么樣的眼光，你就能看到什么樣的世界。因此，改變你的眼光，你實際上就改變了世界。在有些同學看來，這個觀點或許有唯心主義之嫌，但是它確實揭示了一個真理。

我始終強調，學哲學的最大用處就在于改變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如果你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改變了、提高了，那么你對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別人不一樣，你就會看到更廣闊的領域、更深刻的奧秘。

這就是“用”的第二種意義，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處。這種用處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一種高屋建瓴的姿態，使你不用繞圈子就能夠直接體驗到精神上的愉悅和心理上的滿足。

事實上，當我們賺了錢去買好吃的食物、好看的衣服等等，然后再用這些東西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最終在心理上產生一種滿足感和幸福感，這與我們去欣賞一場美妙動聽的音樂會、閱讀一段優美感人的散文詩和進行一次啟迪智慧的哲學思辨，從而直接從中體驗到心理上的滿足和精神上的愉悅，二者不過是殊途同歸罷了。

由此哲學的用處恰恰就在于使我們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種心曠神怡的滿足與幸福。當別人由于環境的限制而苦惱時，你卻會因為自身素質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達和愉悅。

雖然你并沒有改變環境本身，但是你卻把自身改變了，從而也就改變了你眼中的環境和世界。

世界是什么？一個真實、客觀的世界無非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離開了你的感覺、你的思維，世界本身的所謂客觀性又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固然不能像18世紀英國哲學家貝克萊那樣宣稱：“存在就是被感知。”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存在的意義是離不開我們的感受的。世界的存在是客觀的，但是它的意義卻是主觀的，因人而異的。世界的存在只有在你的感受中、在你的思維中，才是有意義的。

一塊石頭，對我們一般人來說，有什么意義呀？但是對于一個地質學家來說，就有意義了。這不是因為石頭本身有什么變化，而是因為人不一樣了，主體不一樣了。

不同的人，在面對同一個東西的時候，往往會有不同的感受，而這種不同的主觀感受可能比那個所謂的客觀存在本身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更大。因為我們是活在自己的感受之中，而不是活在純粹客觀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正因為它太簡單了，乃至于我們大家都看不到。

就像我們永遠也看不到自己的眼睫毛一樣（或者說視而不見、熟視無睹），因為它離我們的眼睛太近了。我們的眼睛往往看不到離自己最近的東西，同樣，一些最深奧的道理之所以往往不為人們所注意，只是因為它們看起來太簡單、太樸素了。

由此可見，哲學的用處就在于幫助一個人調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它是一門改變人自身、而不是改變人的客觀環境的學問。在這種意義上，哲學可謂是無用之大用。

如果一個人有了這樣一種深厚的哲學教養，他就不會去隨波逐流，不會在乎別人怎么看自己，他就會像但丁所說的那樣：“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這時，他就能體會到心靈的自由，以及與這種自由相伴隨的滿足感與幸福感。

只有當一個人達到了這種精神境界，他才明白了哲學到底有什么用。總而言之，哲學使人學會了換位思維，學會了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不斷地在認識過程中“轉向”或者“回頭”，從而逐漸擺脫偏執而走向超脫，擺脫流俗而走向明智。

正因為達到了一種超然豁達的精神境界，所以西方哲學史上的許多哲學家都是長壽的，一種心曠神怡的精神境界往往能夠起到延年益壽的作用，這或許也是哲學的另一個意外用途吧！

概括而言，哲學與其他實用性學科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其他學科的知識都被用來改變環境，哲學的智慧卻被用來改善自身。

這種改善自身的功能是通過哲學所培育的懷疑精神而實現的，這是一種“有教養的懷疑”，即對所懷疑的對象有著深刻認識的懷疑，它使人對于一切自稱為絕對真理的理論觀點都保持著一種清醒的批判。

正是這種懷疑精神與批判意識，才是哲學的靈魂所在，才是哲學永遠不折的精神脊梁！而那種一味阿諛溢美、趨炎附勢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喪失了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從而喪失了陽剛之氣和“愛智”之魂的偽哲學而已。

我平時喜歡講悲劇，哲學就是一場崇高的悲劇。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有悲劇，悲劇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一個人要想一輩子不經歷悲劇，那是不可能的，除非這個人根本就沒有生活過。

只要你生活了，你就會遇到悲劇，一種沒有經歷過悲劇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慘的人生。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沒有悲劇，而在于如何對待悲劇。一個人如果僅僅把悲劇當作是一件悲慘的事情，他本身也就成為一個很可悲的人了。

但是他如果有一種哲學的素養，有一種超脫的精神和深邃的睿智，從而把悲劇看作是人生歷程中的一些必然性插曲，那么這些插曲就會具有幾分崇高的色彩，就會帶給他一些深刻的啟示。

這樣，他就會對人生的悲劇采取一種一笑置之的態度。這種態度，從貶義上來說，可以叫做“阿Q精神”；從褒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極高的哲學素養，也就是所謂的“大智若愚”。

這樣一種在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哲學素養，正是我要通過講授西方哲學史課程來為同學們培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