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3日-8月8日，國民黨第10軍軍長方先覺率1.7萬余人死守衡陽47天，抗擊日軍5個師團約10萬兵力。面對日軍地毯式轟炸、毒氣戰及水源投毒等極端手段，官兵傷亡率超90%，仍斃傷日軍近8萬人。此役粉碎日軍“三日陷城”計劃，遲滯其“一號作戰”戰略，毛主席都評價說：“守軍英勇，衡陽人民犧牲重大”。

但是，城破時，守軍僅存1200余戰斗兵員，傷兵逾8000人，彈盡糧絕且援軍未至。軍長方先覺發出“最后一電”：“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來生再見！”但最終為保全自己和傷兵性命，他選擇有條件投降。

方先覺的投降，使他成為“抗戰后期投降日軍的最高黃埔將領”。

對此，中共方面也指出，方先覺此舉“不顧民族大義，喪失軍人氣節”。方先覺之舉與張自忠等殉國將領形成鮮明對比，后來方先覺本人亦懺悔說：“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但是，方先覺不久就逃出日軍手掌，孤身回到重慶，由被蔣介石當作大英雄看待，一時之間，鮮花掌聲一起涌向這位降將。重慶當局大頌其堅守已遠超軍事任務，功莫大焉；《大公報》贊其“抗戰精神歸來”，《救國日報》稱其“無愧于國家”，《掃蕩報》稱他“英雄回歸”，蔣介石更是贊他“忠義表天地”，親自接見，賜宴。

但是，也有不少的批判之聲，批其“投敵失節，自毀清譽”，投降后日軍照殺俘虜不誤，削弱了行為的正當性。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中的投降行為，是抗戰史上極具爭議的事件。

那么如何看待方先覺的投降和逃出呢？陳冠任著《國民黨十大王牌軍》一書認為，這是個人悲劇與系統失序的結果，方先覺的困境折射出國民黨政權深層次問題：

一、蔣介石指揮體系潰散。衡陽城被圍47天，外圍數十萬援軍行動遲緩，竟然坐視孤軍覆沒，凸顯出蔣介石指揮系統的失靈；

二、國民黨政治生態腐敗，派系傾軋嚴重，如薛岳與方先覺的個人矛盾，導致戰役協同失效。

這兩個方面，使得處于上述生態之下的方先覺不得不是“英雄”與“降將”的雙面鏡像。方先覺本是抗日戰將，在幾次長沙會戰中，曾經多次立功，由靠戰功從師長升任軍長，可以衡陽一戰，他便集“浴血鐵漢”與“降將污名”于一身，他的選擇是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之下陷入性命絕境之時人性與氣節撕裂的抉擇。衡陽戰役的悲壯與遺憾，既是方先覺個人命運的沉浮，更是民族危亡中蔣介石體制缺陷的縮影。正如《國民黨十大王牌軍》作者陳冠任所言：“他本非貪生怕死之輩，卻一念之差失足成恨。方先覺的功過昭示：戰爭不僅考驗一個人的勇氣，更拷問其信仰的韌性與制度的優劣。”該書為經典軍事暢銷書，一直為軍事專家們所推崇，也是軍人必讀書。友情提示：此書已有盜版，請到正規渠道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