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0日,星期五,臘月二十四,上海,晚上七點。
上海已經解放半年多,此時的上海一片繁榮,南京路、淮海路、外灘、北站、十六鋪碼頭等地還是還燈火輝煌,雖然春節的腳步已悄然臨近,但畢竟是寒冷的冬夜,絕大多數人家都已經在家歇息,夜色中的上海是一片靜謐。
在位于市區南側的盧家灣區高雄路上,疾步走來三個男子,三人都穿著米黃色的軍用羊毛風衣,戴著同樣顏色的絨線帽,而且都戴著白色大口罩,這種裝扮在當時并不稀奇,在上海灘街頭這種裝束的行人已經成為馬路一景,因為這些都是二戰結束后,美軍的剩余軍用物資交由聯合國駐華救濟部門作為戰后救濟物資處理了。因此在民間此類東西甚多,馬路上巡邏執勤的警察雖然看到,但也沒覺得有什么特別之處。
這三個人疾步來到高雄路213號,這是一幢平房民居,正中一間,兩側前后兩間,前面有一個由竹子編成的籬笆院墻,而213號民居的主人可不是一般人,男主是來自瑞典的亨利克·本格森,他在上海開著一家制造車床、刨床、鉆床、電焊等設備齊全的小工廠。妻子是來自加拿大的愛莉,二人生了兩個女兒,當時兩個孩子正在上小學,因為當時正在放寒假,一家四口都在家里。
這三人停下腳步后四下觀望發現無人的時候,站在中間的男人敲了敲門,這時里面傳出女主人愛莉的聲音,說的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話:“誰啊?”
敲門者答:“我是鄰居老曹,我閨女出嫁了,我來送喜糖。”
本格森一家雖然在高雄路上住了十年有余,但跟中國鄰居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不過他們也曾遇到過鄰里們分發結婚喜糖、生子紅蛋的事情,對此愛莉并不感到意外,雖然她并不記得自己家附近有個鄰居姓曹。
于是,她連想都沒有想,就走出屋子打開了院門,就這樣親自把從三個強盜“請”進了家門,此時正在內宅的本格森突然聽見妻子愛莉發出一聲尖叫,但隨后就沒有聲了,本格森不由得吃了一驚,急忙從內宅書房疾步來到客廳,不由得大吃一驚,與三個挾持妻子的強盜面對面。還沒等他講話,已被對方的手槍逼住:“不許動!”
接著本格森全家四口被集中在客廳里,夫婦倆在交出身上的錢包、首飾、手表、眼鏡、鋼筆后,被要求擠坐在對著墻壁的長沙發上。那個自稱站在本格森的背后,槍口對著本格森的后腦勺上頂了一下,口氣陰森地道:“本格森先生放心,我們不會傷害你們,我們只是對你的財產感興趣,只要交出全部的財產,我保證你們全家四口毫發無損!”本格森用點頭加“唔唔”表示愿意配合。此時是那兩個人在本格森的家里四處翻騰,又找到一些皮衣、皮鞋,金表等等,都是世界名牌。
但就找到這么點東西顯然并沒有讓三人滿意,老曹于是又用了左輪手槍頂了一下本格森的后腦勺后又道:“本格森先生,你在上海灘混了二十來年,就這么點東西,你莫非真的是要錢不要命,我都打聽清楚了,你的那家五金工廠已經盤給他人了,你準備拿著銀子帶著家小回瑞典去了?人家支付給你的錢呢”。
本格森這才知道,自己這是被盯上了,是有的放矢,于是道:“五金行確實轉讓給別人了,至于款子是直接通過銀行劃到瑞典那邊的銀行賬戶去了。”
老曹這時又道:“那好我權且相信你,不過,丑話說在頭里,若是此言不實,我絕不會放過你全家!到那時,上海灘的規矩你比我清楚”,說完之后,老曹帶著幾個人匆匆而去。
很快,上海公安局盧家灣分局接到報案,值班副局長劉煜隨即派刑偵隊派員出警,由于該案受害人是瑞典僑民,屬于涉外案件,劉煜當即向市局值班室打電話報告了情況。盧家灣分局的五名警察趕到本格森家,勘查現場并向本格森夫婦詢問了被劫的一應情況。那時上海的偵破技術還是比較先進的,警方先提取指紋、腳印,檢查撬痕,查找案犯遺留物之類。
本格森夫婦向警方通報了損失:女式兩克拉鉆戒一枚、18K金項鏈兩條、24K金項鏈兩條、24K金戒指一枚、男女手表四塊、懷表三塊、男式18K金眼鏡框架一副、男女皮裝四件、人民幣三百四十二萬元(相當于人民幣三百四十二元)。
上海剛剛解放的時候,治安形勢甚為嚴峻,刑事案件特別是搶劫案件頻發,但經過公安機關嚴厲打擊,刑案發生率迅速下降。但誰也沒有想到,在上海解放八個月之后,忽然發生了這樣一起涉外持槍搶劫案,此案引起市局領導的重視,為此,案發次日上午十點,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下達命令:由市局、盧家灣分局組成精干刑警組成專案組對“2·10”搶劫案進行偵破。
當天中午十二點,以市局黃明山為首八人專案組正式成立。下午兩點,專案組在盧家灣分局駐地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之前,盧家灣分局已經給全市分局發布消息,要求各分局在各自的轄區內協助進行銷贓布控。
在案情分析會上,眾人話題漸漸集中到案犯在實施搶劫時對本格森的逼問上,那個自稱老曹的強盜頭居然知道本格森轉讓五金行所獲得的款子問題,這說明案犯是有目的而來,而且是知根知底,警方在向本格森問及過過五金行轉讓的價格,但被本格森拒絕,就此推斷那筆轉讓款不會是小數目。案犯也肯定是沖著本格森的這筆錢來的,那么他們事先肯定知曉本格森將北京路上的五金行盤給他人準備回國之事,于是就準備干票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專案組長黃明山讓兩人值守當班,其余六人分為兩隊,一隊去找本格森了解轉讓五金行之事,但絕對不能勉強,另—隊去工商局,去調查接盤的那個下家的姓名、地址進行調查,本格森面對警方的問詢自然拒絕回答,說這是商業機密。
另一路刑警老費、老解和諸葛嘉三人先去了工商局,根據工商局登記查到,盤下本格森轉五金行的那人叫蔣佩純,現在居住在住新成區重慶南路如福里。轉讓金額是人民幣七千六百八十萬元(折合現在七萬多)。在當時能但一下子拿出這么一大筆錢的,絕對是巨富,于是警方開始調查這個“大款”。
蔣佩純是浙江寧波人氏,十三歲開始就在上海法租界“大福字五金行”做學徒,后來又跟一個法國老板開的貿易洋行當業務員,由于腦子活絡,口舌伶俐,很受法國老板的器重。七年后,蔣佩純用多年的積蓄開了一家只有一個門面的五金店鋪。不過二十年,蔣佩純已經在上海灘擁有三家五金行和一家五金工具制造廠,抗戰時期,蔣佩純曾為新四軍提供過被日軍嚴令禁銷禁運的物資。
警方就此認為這個蔣佩純是一位進步人士,在2月12日上午,老費、老解、諸葛嘉三人來到蔣佩純家里拜訪,蔣佩純面對警方的問詢,將盤下本格森鋪子的情況向警方如實作了陳述,并于2月7日將款子打進本格森的賬戶,蔣佩純還表示,出于商業保密,具體知道這項交易的人不多,除了財務部門的人員之外,還包括二是五金行業公會,工商局以及中國銀行。最后蔣佩純讓公司財務張宗德,讓他把能知道此事 所有人員一一寫下來。
張宗德,曾留學日本學習財政,先后在松滬護軍使衙門、法租界洋行、公共租界工部局、日偽政權和國民黨警察局干過財務工作,解放后經朋友介紹到蔣佩純這里做了總賬房。張宗德此時還對警方 表示,不知三位警官先生此行是不是來調查與什么案子相關的線索的?如果無須保密,是否可以說明一二,或許能夠提供一絲半點兒線索也說不定。”
刑警老費于是就告訴了本格森家里被搶劫一事,張宗德聽后就說出了這個嫌疑人的姓名:張鏡大。張鏡大是張宗德嫡親的侄子,二十八歲,最初在客運小火輪上做了五年的輪機員,因為沾染了賭博惡習,晚上經常通宵達旦賭博,睡眠不足,白天上班時就時不時瞌睡一會兒。不想因為他的疏忽導致了一次大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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