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住得近了（搬到清華南邊的藍旗營，有門可通其內），身體“亞健康”，我開始強迫自己，像溜狗一樣，每天早上，牽著自己到清華園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腦筋。所謂“溜腦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搖頭晃腦念一陣再背一陣，檢驗自己的記憶力。這是常常讓我想起王國維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過，在西山腳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獨處，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橫排，向右看齊，旁邊有個漂亮女孩作伴。

還有一個讓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飯館。如今的飯館，幾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組成的短墻，里面是魚鱉蝦蟹，生猛水族。它們在晶瑩閃亮的水箱中搖頭擺尾，上下游動，讓人分享其樂。等菜的時候，我老拿眼瞅它們，瞪著瞪著，就會想起一句話：“只欠一死”。

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聯想，和我對先生的敬意并無關系。

有人回憶，1927年6月2日（陰歷端午前二日），有一長辮先生，在頤和園魚藻軒（就在萬壽山下，牌樓西邊不遠），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遺書一紙，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這就是學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

過去，我到魚藻軒憑吊，曾驚訝湖水之淺，淺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那是只有腳脖子深（小時候，我常在那兒劃船游泳，這是昆明湖中最淺的地方）。這怎么會淹死人呢？是不是當年的水比現在深？我也納悶過。但答案是否定的。

我從前人的回憶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淺，竟從臨水的高臺直接下跳，而且是以頭入水，扎在泥中（也許在嗆水之前，先就已經摔死了），可惜了。

從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覺得可親，甚至覺得可畏，讓我有難以接近的感覺。但讀其書，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覺得他離我們并不遠。

王國維先生生于1877年，死時只有51歲，是謂“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來殉節者的慣用語，如宋謝枋得遺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續資治通鑒》卷一八七）。“經此世變”，蓋指他奉旨進京，先見溥儀出宮，后逢南軍北上。“義無再辱”，則典出李陵謝漢使之召。史載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絕望于漢終不歸。及昭帝即位，漢使召陵歸漢，說你的老朋友當了大官，“來歸故鄉，無憂富貴”，等于給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漢奸”帽子給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說：“丈夫不能再辱”（《漢書·李陵傳》）。他心里的道德標準，那是大丈夫不能叛變，更不能反覆叛變。昔我降胡，已是奇恥大辱，今再歸漢，則更添一辱。四句話連一塊讀，總之是個“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鬧出的事。后者即便有，也頂多是誘因或催化劑。我的理解是這樣。

在關于王國維死因的各種推測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悶，也有強調“長子之喪，摯友之絕”。臺灣出過《王國維之死》，羅列眾說，始終沒有考清楚。而諸說之中，當以“羅振玉逼債”說最難置信。然而無獨有偶，學術界卻至今還在流傳羅振玉剽竊王國維作《殷虛書契考釋》的謠言。加之王體弱多病、木訥寡言，予人以“老實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評價多是理想之辭（比如陳寅恪先生的碑銘）。郭沫若“抑羅揚王”，一心想把學問很大的王國維和思想反動又是公認漢奸的羅振玉劃分開來（《魯迅與王國維》），其實辦不到。我們應該劃分的倒是同一個人的政治與學術，對羅對王都是如此，對所有歷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廢言，也不以言廢人。

王國維和羅振玉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是成對出現的雙星。羅比王年長，是研究上世紀前半葉“五大發現”（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卷軸、大庫檔案和外族遺文，今多去后兩項不數，稱為“三大發現”）的先驅。王走上學術之路是受羅誘掖獎進，作學問的一切條件，錢、書、材料和訓練，都是仰仗于羅。學界把這個學派叫“羅王之學”是很恰當的。

研究王國維的治學經歷，我們不難發現，它是以甲午、辛亥分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國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

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歲），他博覽群書：好《史》、《漢》、《三國志》，厭《十三經注疏》，治舉子業，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18－34歲），他棄貼括不為，專治西學，先迷西洋哲學，后治詞曲說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歲），他才“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羅振玉《觀堂集林》序），通過與羅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

這三個階段，除第一階段，后兩個階段，皆與羅分不開：不但學術上分不開，政治上也分不開。讀《儒林外史》，我們都知道，落第舉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條，一是入幕，二是坐館，三是“自甘墮落”（比如泡戲院子玩女人，作詞曲，寫小說，占星煉丹，行醫賣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來都是屬于“外史”。如果沒有這兩次滄桑之變，他是當不上那個“王徵君”的。

在王的學術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轉折點。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學，主要是想解決自己的人生苦惱（雖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學入文學，始終徘徊不定，“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懷疑將來的選擇或在“二者之間”（《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盡棄前學（據說，為了表決心，還把舊作拿出來燒掉），改治國學，折衷感情理智，最后歸宿是史學。

他治國學，是此年隨羅振玉東渡才開始，和后來的郭沫若一樣，也是蟄居日本，才學問大進。這種選擇應與遺老派“拒食周粟”的態度和他們在政治上的無所作為有關。沈曾植曾跟他開玩笑，說“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見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一文的回憶），可見他是“無聊才讀書”。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習慣（有人叫“擔當”，我看是“惡習”，李敖叫“拙于謀生，急于用世”）。楊樹達先生曾檢討這一問題。他說：“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救藥；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觀之，人在社會，絕不能與政治絕緣。余往日所見，實為錯誤。至仕途腐爛，在國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如此，非所語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積微翁回憶錄自序》）。我覺得他的檢討可能過了點，因為這樣的“惡習”不惟是幾千年的“惡習”，就是1949年之后，也還是讀書人的“惡習”，不是全部，但也絕不是一兩個人，比如50年代的前輩，他們就特別容易“上鉤”。

其實，人對政治關心不關心，那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在政治本身怎么樣，贊成、反對和棄權都是政治表態，全看你的立場和能力。王國維對政治的參與雖不及羅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讀書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歡當時的“世變”，但他應感謝這個“世變”，因為它絕了讀書人向上爬的路子，讓他們想關心也關心不了。沒有這種沖擊，吳敬梓嘲諷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王國維就不會拿16年治西學，也不會拿16年治國學。

王治國學，從表面看，似與西學無關，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說，“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如果不是中國出了問題，如果不是同“西學”刻意對比，本來是沒有什么“國學”的。王國維治國學，時間很短（連學帶干才16年），但成績很大，這并不是因為他的國學底子比別人厚（當時這樣的人很多），而是因為兩條，一是他西學訓練好，有貫通文、史、哲的人生體驗，“識”比別人高；二是他在羅氏身邊，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樓臺之便，與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有廣泛交流，“見”也比別人廣。

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所治“國學”，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學”（陳寅恪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作《審查報告二》曾以此自況），也是“不中不西之學”。吳宓說王氏之學“冠絕一世”，“發前人之所未發”，乃得益于西學（《空軒詩話》），這是很有見地的。

王國維是反對革命、絕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學問。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們不以“天下為己任”，而以“文化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對保存和延續文化有功。這種“文化保守主義”雖然碰巧同西方知識分子的“現代化”合了拍，但卻不是明識時務，自覺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滿痛苦。如果說，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該向他們學習，置民水火于不顧，那不僅是沒有良心，而且是絕對昏聵（“何不食肉糜”）。我們尊敬“大師”，但不必美化“大師”，更不必用西方知識分子的“可憐下場”安慰自己，賦予“大師”太多“學問”之外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偉大意義”（對陳寅恪我也抱如是觀）。

王國維的后半生，著作數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選的《觀堂集林》一書。趙萬里說：“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靜安先生年譜》）。可見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論著雖然還有（如《史籀》、《急就》、《蒼頡》之書，兩種《金文著錄表》、《紀年》研究和《古史新證》等），但其思路、觀點和研究范圍皆體現于此。印行《集林》的蔣汝藻說，此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蔣氏作《觀堂集林》序）。

讀《觀堂集林》，我們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殷墟卜辭；（2）兩周金文；（3）戰國文字；（4）西域漢簡；（5）漢魏石經；（6）敦煌文書；（7）銅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禮制；（10）古文源流；（11）字書韻書；（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計算，等于每年都開辟一個領域（王有不斷變換題目的習慣）。

這些研究，是一種介于宋、清金石學與外來考古學之間的東西。王國維的“二重史證”其實不是來自西方考古學（西方考古學與文獻歷史學是兩門學問），而是來自宋代“考古學”（它是銘刻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史學研究），但他的研究還是直接影響到后來的考古學（臺灣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語所，大陸的考古原來也是設于歷史系）。

王治甲骨是從幫助羅振玉校寫《殷虛書契考釋》入門。此書原稿于1951年由羅氏后人售于陳夢家。陳在《殷虛卜辭綜述》58－61頁對稿本原貌有說明，可以證明“剽竊說”是無稽之談。王氏追隨羅氏，貢獻主要是用殷墟卜辭印證《史記·殷本紀》（《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從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語所1928－1937年的殷墟發掘，證實了殷商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

王國維治金文，也是利用羅氏所藏，除銘文考釋，所作《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和《兩周金文韻讀》，都是重要工具書。他在這一方面貢獻很多，但有些說法，如“四分月相”說（《生霸死霸考》）和“王號（西周早中期的）生稱”說（《遹敦跋》），在學界還有不同看法。這兩種說法對研究西周銅器斷代影響很大，我個人認為都有問題。

戰國文字，當時出土資料有限，王氏所見無多（只是根據戰國璽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樣偉大的假說，寥寥數語，對研究戰國文字、秦漢小學和漢魏的古文傳授，全是鑿破鴻蒙的東西，不但啟發了后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也解決了經學史上的大問題，甚至對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運動都有重要參考價值。他的研究多屬陳寅恪所說“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則屬陳氏所說“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

還有他早年的文學研究，也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三者都是“足以轉移一時之風光，而示來者以軌則”的東西（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顛撲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論”，而是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范圍來考慮，善于即小見大，它更關心的是問題的整體推進。除了從小到大，還要從大到小，特別是從大到小。

王國維是文藝批評家，也是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但更重要的他是歷史學家。陳夢家先生曾說“要充分了解一個古字的意義必須先有充分的古代社會的知識”，“王氏很少為詮釋文字而詮釋”，他釋文字雖有“不少是懸空設想而不甚確實的推測”，釋對的文字，數量也不多，但所釋文字卻多是關鍵字，“要比孫（詒讓）、羅（振玉）所釋重要的多”（《殷虛卜辭綜述》61頁）。

現在我們的古文字研究，在細節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處，但王氏的歷史眼光卻是學界所貧乏。針對于此，我想陳先生的話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

2003年3月10日改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附記一：

此文原來的題目是作《我讀〈觀堂集林〉》，過于平板，現在改了一下，我記得他的墓是在一排墓的左手盡頭，旁邊是個漂亮女孩，最近去了一趟，發覺不對，不知是墓的位置移動，還是我的記憶有誤。

附記二：

中國學術界苦于大師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嘆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一樣。學者徒喚奈何，卻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簡單，主要是無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師。無大格局，居然無大師。而大格局者，只有社會劇變，思想風氣、學術范式隨之轉移的時代才會有。中國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學勢如潮涌，舊學陣腳大亂，即使遺老遺少，也不能不受時代風氣感染（反對本身也是感染）。是時，一切要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即使駑鈍中才之人，預臨其事者，都是祖師爺，當然大師輩出。及新學立，各自分疆劃界，自立門戶，學者惟祖師爺是從，弟子各得其一體，猶如富家分產，日久必衰，雖聰明絕頂，也不過是添磚加瓦，增廣其事而已。大師之統還在，大師之體全無。大師是自然不會有了。

只有挑戰格局的人才能成為大師，只有挑戰格局的人多了，才能成為大師輩出的時代。

文章來源：《花間一壺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