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蘇州游記的思想內(nèi)涵與其文化心態(tài)的蛻變

文/馬昕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馬昕編審

摘 要 ：在袁宏道的散文作品中，《錦帆集》所收錄的十余篇描寫蘇州地區(qū)風物民情的游記具有獨特的思想內(nèi)涵。袁宏道在這些游記中不僅揭示了其在吳縣擔任知縣前后對官場事務的抵觸心理，凸顯了山水與仕途的矛盾關(guān)系，還呈現(xiàn)了其在從眾與獨處之間的抉擇，這背后潛藏著雅俗文化之間的激烈碰撞。從袁宏道后來對這十余篇蘇州游記的修改中，還可以看到其文化心態(tài)的蛻變：一方面是對官場政務負擔的持續(xù)抱怨，另一方面則是對世俗文化的逐漸接納，呈現(xiàn)出更具包容性、矛盾性與融合性的心態(tài)特征。據(jù)此，可對晚明性靈文學與市民文化的復雜關(guān)系進行重新評估。

關(guān)鍵詞 ：袁宏道；山水游記；蘇州；市民文化

引言

袁宏道是晚明小品散文的代表作家，其散文作品主要包括尺牘、游記、雜著三個基本類型，其中游記作品存世者共計80余篇（不同版本的篇目分合略有不同），在其全集中占據(jù)重要地位。這些游記收錄于袁宏道多個時期的五種編年小集中，即《錦帆集》《解脫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和《華嵩游草》。早年在蘇州所作并收入《錦帆集》的十余篇游記在其中最富特色。袁中道編刻《袁中郎先生全集》時，索性將這些在蘇州、太湖一帶游覽所作的游記冠以《吳游記》這一統(tǒng)稱，體例與袁宏道其他時段所作的游記有所不同。袁中道對袁宏道的思想境界一向有十分深切的體會，他也參與了袁宏道在吳越一帶的游覽，因此他對這批蘇州游記的特別表彰，也能體現(xiàn)出袁宏道本人的部分意圖。這就使袁宏道的蘇州游記成為一個值得我們特別關(guān)注的選題。

事實上，在袁宏道一生中，蘇州一帶的游覽經(jīng)歷確實占據(jù)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們由此可一窺其思想世界中的兩個重要面向，即對入仕為官的態(tài)度與對世俗文化的看法。對于前者而言，吳縣知縣的經(jīng)歷是袁宏道一生中對官場生活體驗最為深刻的階段，他的諸多詩文作品都圍繞這段經(jīng)歷展開，甚至還將其辭任吳縣知縣的奏牘結(jié)集為《去吳七牘》一書；對于后者而言，蘇州是晚明時期世俗文化發(fā)展最為充分的地區(qū)，袁宏道在蘇州遭遇了與世俗文化最為激烈的碰撞，因此其在蘇州所作的游記對此有十分具體的呈現(xiàn)。本文前兩節(jié)分別論述以上這兩個面向，第三節(jié)則通過對袁宏道詩文集兩個版本系統(tǒng)的比較，進一步證明袁宏道本人在這兩重面向上存在明確的創(chuàng)作意圖。我們借此可梳理出袁宏道在傳統(tǒng)士大夫文化與新興市民文化的碰撞中完成文化心態(tài)蛻變的線索。

▲袁宏道（1568—1610）

一、山水與仕途的矛盾關(guān)系

袁宏道有大量詩文作品表現(xiàn)過對仕途的厭倦情緒，但實際上，自其萬歷十九年（1591）中進士后，有一半時間都在入仕的狀態(tài)中。其為官經(jīng)歷主要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進士及第后，于萬歷二十二年（1594）選授吳縣知縣，次年赴任后僅在職一年便辭官求隱，萬歷二十五年（1597）正式卸任；二是在經(jīng)歷了短暫的游歷后，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入京候選，先后擔任順天府教授、國子監(jiān)助教、禮部儀制司主事等閑散官職，又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再次歸隱；三是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上京補禮部主事，后又擔任吏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吏部驗封司郎中等職，萬歷三十八年（1610）再度南歸公安，不久便病逝。

袁宏道在這三仕三隱的過程中，心態(tài)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他雖然在整體上對官場生活興趣不大，但隨著閱歷的累積與官位的提升，他對官員身份的接受程度逐漸增強，與傳統(tǒng)士大夫那種入世進取的人生追求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xié)與和解。例如其第二次為官過程中，所任多為閑職，反倒使袁宏道有機會在京城享受閑適、安逸的生活，也因此得以飽覽京城周邊景色，寫出像《滿井游記》這樣的名篇。他第三次入仕后，開始在吏部擔任一些握有實權(quán)的職位，因此有所奮進，推進了一些改革事項，表現(xiàn)出官員應有的責任感和擔當。相比之下，唯有第一次在吳縣擔任知縣的體驗極其糟糕。首先是中進士后只能選授知縣之職，使他產(chǎn)生較大的心理落差；其次是吳縣人口稠密、事務繁雜，工作強度很大，使他疲于應付、心力交瘁；最后是當?shù)睾兰潓λ舶侔闶海顾芰瞬簧傥＝Y(jié)果僅僅任職數(shù)月，就開始患病，連續(xù)七次上書請求辭官。經(jīng)過數(shù)月的上書陳情，終于辭官成功，自此他便如歸林之鳥，從繁重的案牘工作中解脫出來。但他并沒有馬上離開蘇州，而是在此地繼續(xù)盤桓了一段時間。《錦帆集》所收錄的詩文作品，就作于萬歷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595—1597）在吳期間。其任職時的焦灼與解職后的雀躍，在這個并不算長的時段內(nèi)形成極大的反差，成為其人生中最為深刻的記憶。這也導致袁宏道對仕隱問題有了深刻的思考，而這些都集中體現(xiàn)在其蘇州游記中。

▲《錦帆集》（明萬歷間曹子念校刊本）

袁宏道到蘇州上任后，首先感受到的困難就是工作任務繁重，這在他的各類詩文中都有體現(xiàn)。例如萬歷二十三年初入職時，他在給友人丘長孺的信中寫道：“弟作令備極丑態(tài)，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這樣繁重的工作，將袁宏道與蘇州的山水美景、市井繁華隔絕開來，仿佛天下人都可在蘇州尋求到游觀之樂，獨有他這位知縣與這些熱鬧無關(guān)。簡而言之，就是這副官身限制了袁宏道享受游賞山水之樂。正如他在寫給蘭澤、云澤兩位堂叔父的尺牘中所說：“金閶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jié)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虱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于令，令何關(guān)于蘇哉？”

以上這些情緒在其蘇州游記中有著形象的表達。袁宏道時常在游記中表示，公務纏身使他錯過了很多游覽山水勝景的機會；而只有暫時忘卻官身，才能偶爾獲得游賞山水的快樂。例如《橫山》一文寫道：

橫山去城十里而遙。《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lǐng)略。嗟夫，往日綠疇，今為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即此一節(jié)，俗吏之苦甚矣。

文中提到的“勘災”一事，指的是萬歷二十三年夏秋之際，蘇州發(fā)生水災，袁宏道為勘察災情，在蘇州、太湖一帶游歷。他經(jīng)過蘇州城西的名勝橫山時，因忙于處理公務，無暇領(lǐng)略橫山美景，“作人間風雅事”，由此發(fā)出“俗吏之苦”的感慨。類似的事情也發(fā)生在他經(jīng)過蘇州西郊天平山時，《天平》一文寫道：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cè)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云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為崒，多奇石，山半白云泉，亦為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清溪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石竇落玉泉，泠泠四時雨。”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游舟甚盛，簫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水災狀子雪片飛來，余不知山為何物矣。

文章先援引白居易游覽天平山的典故、《吳邑志》對天平山景色的記載以及蘇舜欽描寫天平山的詩句，又提及此地游人之多、游觀之盛。這段文字充分地吊起了讀者的胃口，使人好奇袁宏道此番游覽會有何見聞。然而筆意突轉(zhuǎn)，文章末尾卻說自己并無機會親身登臨觀景，除了天色已晚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山下水災狀子雪片飛來”，最終竟不知天平山為何物。這句自嘲實則想表達的，還是官場政務對他賞景造成的妨礙。

此次勘災過程中，袁宏道還經(jīng)過太湖中的洞庭東山，《東洞庭》一文記載了途中情狀：

蘇人好游，自其一癖，然游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簿書錢谷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洞庭東山位于蘇州城西南，但蘇州當?shù)匚娜藚s有“白首未見太湖者”。相比于他們，袁宏道竊喜于自己雖終日埋首于“簿書錢谷”等縣令政務，卻能偶獲閑暇，得觀太湖美景。按照他的邏輯，只有暫且拋棄政務，才能與美景相伴。此文雖表達了酣暢游玩之樂，但也僅是沉悶官場生活中的片刻愉悅而已。

▲趙孟頫《洞庭東山圖軸》（上海博物館藏）

繁重的公務和由此造成的郁悶心情，最終摧毀了袁宏道的身體，使他“郁火焚心，漸至傷脾，藥石強投，飲食頓減……旬日之內(nèi)，嘔血數(shù)升，頭眩骨痛，表里俱傷……精血耗損，瘦骨如戟”，這些都使他錯過了一次次游山玩水的機會。《楞伽》一文中寫道：

余往過山下，正值紛厖之時，奇石幽巒，拔起云際，寓目即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哉！

此文主要是袁宏道辭官之后的回憶。所謂“紛厖之時”，正是他擔任知縣之初最為焦頭爛額的時候，因受紛繁政務所累，對楞伽山無暇登覽，只能與好友江盈科約定春天再來彌補遺憾。但沒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就開始生病，再無機會重游楞伽。可見游覽名山勝水是要靠緣分的，斷絕這緣分的，一是繁雜的公務，二是突然到來的病情，而病情又是由繁雜的公務所導致的，所以歸根結(jié)底還是一種“俗吏之苦”。

從萬歷二十四年（1596）三月開始，袁宏道多次上書陳情，先是謀求解職，后改請調(diào)任教職，但都未得應允。他在閉門兩個月后，只能在百般無奈之下再次視事。《陰澄湖》一文回憶了他重新視事后的一件小事：

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麈高談，不知身之為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

“丙申六月”正是袁宏道重新視事之初，也是他在蘇州任上最為煩悶之時，“尚欲乞歸，無人能為地者”。這次陰澄湖之行，是他在繁忙官任中難得的休閑機會。他也在“披襟解帶”、暢享游冶之樂時，恍然“不知身之為吏”。換句話說，只有暫且忘卻自己的官員身份，才能將心情真正融入自然美景之中。可就在這時，卻聽人通報，巡按御史前來巡視蘇州地方工作，已經(jīng)行至蘇州城外的寶帶橋。袁宏道等人也顧不得什么城頭山色，只能倉惶回城，準備接待上官。這篇文章的有趣之處在于，山水所提供的片刻愉悅?cè)缤糜埃賵錾畹睦仟N與無奈才是現(xiàn)實的模樣。幻影與現(xiàn)實，在一瞬之間完成交替，其間的反差也因此彰顯無遺。

這種反差還體現(xiàn)在《虎丘》一文中，這是袁宏道的散文名篇，學者們解讀這篇文章時，往往直接將其與袁宏道的性靈文學思想建立起聯(lián)系，這一思路雖然沒有大錯，但仍有隔靴搔癢之憾。 誠然，袁宏道的性靈文學思想確實是形成于吳縣任職期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名言就出現(xiàn)于他在此時為袁中道詩集所作的序文。 但從文體界分的角度來看，這一主張是對詩歌創(chuàng)作方法的理論界定，是對明代復古詩學的直接回應，與詩學話語存在深刻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因此未必會直接體現(xiàn)在游記寫作中。 對于袁宏道的詩文作品，我們也不能處處都以“性靈”二字作空泛的闡釋，還是要深入到作品特有的精神內(nèi)涵中。

《虎丘》一文的主體部分描述了中秋之夜蘇州市民在虎丘山上千人競歌的景象，此段描寫生動刻畫了蘇州本地的風土民情，也頗具浪漫與美感，這也是此文經(jīng)典化的主要原因。但我們不可忽視其結(jié)尾處的一段描述：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后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沈周《虎丘十二景圖冊之七》（美國克利夫蘭美術(shù)館藏）

袁宏道在蘇州做官兩年，其間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后一次就是在萬歷二十四年的中秋之夜。他與時任長洲知縣的江盈科同游，行至生公石上，原本還在為游人獻藝的“歌者”一聽說縣令前來，全都回避。原本要與民同樂的袁宏道發(fā)出感慨，覺得是自己的官員身份破壞了虎丘之美、歌詠之興，并許諾解職之后一定要再到生公石上賞月，以彌補當日的遺憾。這里其實寫了一實一虛兩個情景：所謂實，是寫其因官員身份而大煞風景、敗壞雅興；所謂虛，是想象自己卸去官身之后得以暢享聽曲之樂。這實與虛的對比，也形成了現(xiàn)實與幻影之間的反差。

以上討論的都是官身之有無對山水游賞的影響，與此相反的則是山水對仕途的影響，亦即山水游覽對于官場所累積的身心痛苦具有療愈作用。《天池》一文中說：“才至山腰，屏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為之洗盡。”以山水洗官身，可謂妙絕的想法。要想深切理解這段話的內(nèi)涵，須首先了解《天池》一文的寫作背景——“天池山訟案”。天池山又稱花山，位于蘇州西南三十里，與天平山、靈巖山一脈相連。因半山坳中有天池，故而得名。這里美妙絕倫的景致不僅吸引了游客，也使一些蘇州本地的鄉(xiāng)紳對其土地產(chǎn)生覬覦之心。晚明時期蘇州著名隱士趙宧光（字凡夫）就在天池山與人爭奪“寶地”，發(fā)生了訟案。沈維藩在《袁宏道年譜》中對此事有所考證，認為袁宏道作為吳縣知縣，沒有支持趙宧光的訴求，結(jié)果被趙詆毀。最終在“當路者”的干預之下，寶地還是被趙據(jù)為己有。此事一個月之后，袁宏道便開始上疏乞休。袁中道作為袁宏道的至親之人，理應了解一些內(nèi)情，他認為正是天池山訟案使袁宏道“意見與當路相左，郁郁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天池》文中又云：“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峰頂，至今為恨。”顯然是回憶的口吻，可見此文寫作時間應在天池山訟案了結(jié)且袁宏道萌生退意之后。再聯(lián)系前引所謂“兩年塵土面目”，而袁宏道是萬歷二十三年三月到吳縣知縣任上，要想說是“兩年”，至少也要在萬歷二十四年四月之后，也可知袁宏道寫作此文是在其決意解職之后。根據(jù)以上的考證，我們知道：袁宏道所說的“兩年塵土面目，為之洗盡”，不是對官場生活之艱辛的泛泛而談，其中包含了他在天池山訟案中所遭受的內(nèi)心屈辱。而能療救其疲憊身心的良方，正是山水美景。

▲沈周《吳門十二景圖冊·天池山》（廣州藝術(shù)博物館藏）

關(guān)于山水與仕途之不相宜，袁宏道除了從自己的經(jīng)歷中獲得深切的體會，還善于在蘇州當?shù)孛耧L中獲得體悟，從而將個人的體會上升到世風民俗的層面上。《岝?》一文云：

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于郡城，諸門皆有水關(guān)浮梁，而胥獨無，以此。聞往時有違眾作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略盡，遂相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shù)年以來，登賢書者減于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論者乃復委罪于門外石坊矣。

有方士根據(jù)岝?山與蘇州城門胥門之間的位置關(guān)系，斷定此山對蘇州風水不利。因此，蘇州其余城門都建有水關(guān)浮橋，唯獨胥門不設浮橋，就是為了消解岝?山對蘇州城的沖突作用。曾有人不信這個邪，力排眾議要在胥門建浮橋，沒想到橋剛一建成，蘇州士人的官運就急轉(zhuǎn)直下，人們便歸罪于這座浮橋，將其拆毀了。甚至蘇州士子科舉受挫、蘇州籍高官遭遇貶謫，都被蘇州人聯(lián)系到這一風水問題上來。袁宏道對于此事倒是未置可否，但這樣的傳聞自然也加強了山水與仕途之間的對立關(guān)系。士大夫官運不濟，竟也要賴到山水頭上，這樣庸俗無聊的想法，就緣于當?shù)厝藢κ送竟龠\的重視遠遠強于對山水美景的熱愛。

在袁宏道的山水游記中，如此充分表現(xiàn)山水與仕途之尷尬關(guān)系的文章，基本集中出現(xiàn)在蘇州時期的游記中。這類表述在袁宏道后續(xù)的游記作品中，幾乎沒有再出現(xiàn)過。所以，對仕隱問題的討論，對山水與仕途矛盾關(guān)系的揭示以及對官場生活狀態(tài)的反思，可視作袁宏道蘇州游記的一大特色。

其實，袁宏道在蘇州所作的詩和其他體裁文章中，也密集地表達過其對官場生活的厭惡。游記則在官場之外理所當然地設置了山水這一對照物，使二者的矛盾更加具象化與激烈化。事實上，中國古代散文的諸多體裁中，山水游記恰恰是對仕隱矛盾與為官態(tài)度問題討論得比較集中的一種。但問題是，蘇州這一地理坐標，到底蘊含著何種更為深刻的意義？為什么袁宏道表達官場態(tài)度的游記集中在蘇州地區(qū)？蘇州游記相比袁宏道在其他地區(qū)所作游記，要呈現(xiàn)出哪些特殊的面貌？要解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將山水與仕途的關(guān)系引向另一個層面——市民階層的崛起與雅俗文化的碰撞。

二、從眾與獨處的抉擇以及雅俗文化的碰撞

袁宏道在思考山水與仕途關(guān)系的同時，還在其蘇州游記中開啟了另一個話題，即對從眾與獨處的抉擇。山水游記的主題自然是游覽，而游覽地點與相應的狀態(tài)可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是人跡罕至的山林秘境，此種地點適合獨游，最多是與三五好友、若干幕客同行，在此狀態(tài)中，景色占據(jù)絕對的主體地位；二是游人如織的熱門名勝，此種地點少不了摩肩接踵、揮汗成雨的景象，在此狀態(tài)中，景色與游人平分權(quán)重。自柳宗元創(chuàng)作“永州八記”以來，游記逐漸成為獨立而成熟的散文文體，文人游覽的地點長期以前一類型為主。要么是游覽一些當時尚不知名的景點，甚至連個正經(jīng)地名都沒有，例如柳宗元筆下的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石渠、石澗、小石城山等；要么是游覽地點雖有一定名氣，甚至還有一定文化積淀，但并無太多游客前往，文人的游覽狀態(tài)仍然比較清靜，例如王安石筆下的褒禪山。即便是歐陽修《醉翁亭記》中描述的“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后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也不能說已經(jīng)到了游人如織、揮汗成雨的地步。

▲文徵明小楷墨跡《醉翁亭記》（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真正改變這一游覽狀態(tài)的因素，是明代晚期江南地區(qū)以蘇州為代表的工商業(yè)城市相繼崛起，市民隊伍得到壯大，市民旅游形態(tài)亦隨之而興起，開始與文人游覽形態(tài)共存。市民階層的游覽目的地主要是城市周邊的著名景點，“明清時南京的秦淮河、棲霞山、清涼山，北京的什剎海、西山，蘇州的虎丘、太湖，杭州的西湖和揚州的瘦西湖等地，均成為市民的旅游勝地”。其中蘇州更是明代中晚期的工商業(yè)重鎮(zhèn)，自然也成為這一市民文化潮流的核心地帶。黃省曾在《吳風錄》中記載：“至今吳中士夫畫船游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chuàng)造臺閣數(shù)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游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群體與數(shù)量眾多的市民階層，終于站在了同一個游覽場景中。這也為山水游記的寫作帶來新的變化。明代中晚期一些著名文人的游記作品，開始將視角轉(zhuǎn)向虎丘、西湖、秦淮河等市民游客聚集之處。

對于袁宏道來說，萬歷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間在蘇州的生活經(jīng)歷，給他帶來與市民游客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他在蘇州游記中經(jīng)常寫到游人如織的景象，但相比起來，他更傾向于那些人跡罕至的勝地。這一態(tài)度在《上方》一文中有集中的表達：

大約上方比諸山為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者遠翠稠疊，為屏為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fā)揮，所以入目尤易。夫兩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諧哉？余嘗謂上方山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艷妝，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豐神特秀。

這篇文章雖名為《上方》，卻句句將上方山與虎丘作比較，認為虎丘山勢低矮，又有叢林掩映，可為屏障，與平原曠野相互映襯，因此其景色更容易被人欣賞到，即所謂“入目尤易”。而上方山相比其周邊群山，山勢尤其高聳，毫無波瀾起伏之狀，山高便不易登臨，因此其景色多不為人所識。如果說上方山是靠自身取勝，那么虎丘就是靠其他諸山的映襯取勝。虎丘更易“入俗”，因此游人如織；上方則如同“標孤者”，難以吸引到游客。袁宏道還打了個比方，將兩座山的特質(zhì)人格化：虎丘如同冶女盛妝，上方則如同“披褐道士，豐神特秀”。從這番描述中，我們隱約可以感受到袁宏道的褒貶傾向：他對市民游客趨之若鶩的虎丘不甚青睞，其背后指向的是市民階層所代表的世俗文化；而將游人罕至的上方山比作“披褐道士”，背后指向的則是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更顯高雅的審美喜好。在俗和雅中，他更傾向于后者。

▲沈周《吳門十二景圖冊·上方山》（廣州藝術(shù)博物館藏）

而俗和雅的外在表征，就是從眾與獨處。我們再看《虎丘》一文中的經(jīng)典片段：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shù)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fā)，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fā)，響徹云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文章首先描寫了虎丘游人密集的場面，其中“衣冠士女”的打扮正符合《上方》一文中“冶女艷妝，掩映簾箔”的描述。文章的高潮描摹了中秋之夜游人競歌聯(lián)唱的場景。“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千百人同場高歌，雖可稱為盛況，卻啁哳喧鬧，毫無美感可言；但參與競歌的人數(shù)很快就開始驟降，先由千百人減少到數(shù)十人，到“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之時，“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此時僅余三四輩，人數(shù)大幅減少；直到最后，只剩“一人緩板而歌”，“清聲亮徹，聽者魂銷”；而至夜深之時，則“簫板亦不復用”，唯有“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fā)，響徹云際”，純以肉嗓人聲打動聽眾，使“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袁宏道對這種獨唱的形式情有獨鐘，背后實則暗藏了十分深刻的意涵：獨往獨來的緩板而歌勝過百人千人的眾聲喧嘩。這層意涵進而便可引申出這樣一層意思：在審美問題上，獨處優(yōu)于從眾。而獨處與從眾的背后，其實還是雅與俗的對立。《虎丘》靠描述歌唱者人數(shù)多寡的變化來凸顯藝術(shù)水準的差別，其實是借用了宋玉《對楚王問》的創(chuàng)意。作為湖北公安人的袁宏道，在其早期作品中經(jīng)常使用屈原、楚狂接輿、楚人失弓一類與楚人有關(guān)的典故，《虎丘》一文也屬此例。在《對楚王問》中，楚襄王質(zhì)疑宋玉言行舉止不為“士民眾庶”所容，宋玉便解釋道：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宋玉《對楚王問》

在宋玉看來，那些世俗之人不能理解士大夫的孤高品格。孰為下里巴人，孰為陽春白雪，恰可從人數(shù)多寡的變化中一窺究竟。

袁宏道還將獨游的喜好發(fā)展為對美景提出的要求，即更傾向于那些幽僻閑靜、人跡罕至的景點，即便是荒涼殘敗之景，在他眼中也可入畫。例如《西洞庭》一文寫道：

余居山凡兩日，籃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則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玉。一巒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橋如房中單條畫，飛來峰盆景耳。”

太湖自古以來就是游人甚多的著名景點，湖中島嶼西洞庭山更為太湖名勝之翹楚。在此名山范圍內(nèi)，亦非處處都有游人光顧，有些地方只有些“敗址殘石”而已，但袁宏道仍覺得此情此景“堪入圖畫”。之所以有如此眼光，陶望齡為他做了很好的解釋，即與洞庭西山（又稱“包山”）相比，西湖的境界就小多了，西湖名勝六橋、飛來峰也都變得不值一提。境界的闊大與渺小，并不完全與體量和面積有關(guān)，還與這里的游人密度有關(guān)。那些人跡罕至之地，自然景物充斥整個視野，畫幅之中多了些山川草木無言的靜謐，少了些市井游人熱鬧的穿行，自然會使景物境界更加空曠、開闊。

不過，袁宏道對“敗址殘石”的喜好并不絕對，他有時對荒涼偏僻的景色也流露出不滿的情緒。例如他在《東洞庭》一文中寫道：

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所可恨者，民競刀錐，俗鮮風雅，雖有奇峰峭壁，曾無一亭一閣跨踞石上。每置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無方丈之榭，可以布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

他看到洞庭東山缺少亭臺樓榭可供休憩、宴飲，無法滿足士大夫?qū)Α帮L雅”的追求，責怪此地民風庸俗不堪。其實，同樣是面對荒涼的景色，在洞庭西山感慨“敗址殘石”皆可入畫，在洞庭東山卻說“盤坐荒草中”有失風雅。可知袁宏道對荒僻之景未必有一以貫之的喜好，他只是希望亭臺樓榭這種能滿足士大夫風雅需求的基礎設施盡量完善，而那些庸俗的游人盡量不要來打擾他的雅興。這種“留景不留人”的要求著實有些自私，究其原因，則是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還沒有做好準備與新興的市民階層分享美景。再進一步追根究底，我們便可體察到，袁宏道對市民階層所代表的俗文化是排斥的，對城市文明背景下的諸多新生活方式也是排斥的，其實這也與他對吳縣知縣任上處理錢谷之事的厭倦感一脈相承。

基于此，袁宏道將自然景色 與市井生活構(gòu)建為一種對立的關(guān)系。 例如他在《錦帆涇》一文中寫道：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湮塞，酒樓跨其上，僅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游樂于此，故名。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海變易，厥土涂泥，今為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為翠濤白浪哉？或云涇即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錦帆涇一帶，相傳為吳王與其妃妾乘船游樂之處。楊循吉、蘇祐合撰的《吳邑志》卻認為此地位于蘇州城中，橋梁交錯，空間促狹，根本容不下船帆，所以吳王于此掛帆游樂的傳說并不可信。袁宏道對《吳邑志》的說法并不贊同，因為滄海桑田、物換星移，今日的市井環(huán)境，焉知千年以前就不是碧波萬頃的江河呢？在這里，吳王掛帆乘船于碧波之上，因為王者的特權(quán)而得以獨享秀美的景致，因此更貼近于自然美景，而橋梁交錯、徒杠相望的城市景觀顯然是對這一昔日美景的破壞，二者之間形成一種對立的關(guān)系。與此類似的還有《百花洲》，文中寫道：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氛數(shù)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百花洲位于蘇州盤門、胥門之間，離錦帆涇不遠。江盈科原本以為此處必定地如其名，有花可賞，袁宏道卻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說那里并無他物，不過是二三十條拉糞船而已。江盈科對此付之一笑，但我們卻感到袁宏道內(nèi)心中閃過的一絲無奈。其實很多人讀到這條短小的文字，可能會以為只是表達了袁宏道的一種諧謔趣味。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恐怕也只能算是一種屎尿屁性質(zhì)的低級趣味。在糞船的背后，還潛藏著一個重要的社會生活史信息，那就是城市人口的擴張與相關(guān)城市治理問題的浮現(xiàn)。要知道，此地既然名為百花洲，必非無因，當初應確有百花盛開之景觀。但隨著商業(yè)文明的發(fā)展，城市也得到擴張，大量人口聚居蘇州，所產(chǎn)生的生活垃圾日漸侵蝕了原有的美景。在這二三十條拉糞船的背后，其實是一幅晚明城市化浪潮的生動畫面。

▲蘇州百花洲公園

最后需要特別提醒的是，我們不要忘記《錦帆集》這個書名。很明顯，此書名就脫胎于錦帆涇這一地名。關(guān)于該集題名緣由，江盈科序文中有明確解說：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歌舞之地也。閱今數(shù)千年，霸業(yè)煙銷，美人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蓋不佞嘗詣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霸業(yè)之馀，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鞅掌簿書，飡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嘆曰：同一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船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棰。吳王用之紅姝綠娥，左歌右弦；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之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為無盡。操有窮之具，游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詩詞暨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思從底抽，摭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后霸業(yè)而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業(yè)未可涯涘，乃錦帆獨托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為君捧硯，而令掞藻見奇有如是耶？

錦帆涇位于蘇州盤門一帶，相傳為吳王與西施錦帆同游之地。在吳國滅亡兩千年之后，當袁宏道面對這片寂靜的水面時，對江盈科大發(fā)狂言，宣稱此地已為自己“撫而有之，不亦快哉”。但其實，袁宏道此時正被知縣政務纏得焦頭爛額，吳王當年那種“紅姝綠娥，左歌右弦”的快樂，袁宏道根本就體會不到。現(xiàn)實中的不如意，使袁宏道只能將心意寄托于無窮與不朽。他認為吳王、西施的“樓船簫鼓”都已朽敗，人生苦樂也“有涯”“有窮”，但山水是“無盡”的，而記錄這些山水之美的“文章”（主要指《錦帆集》中的詩和游記）同樣“未可涯涘”。袁宏道在給江盈科的尺牘中也寫道：“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為配，并垂不朽哉！一笑。”

追求不朽，是中國古代士大夫時常標榜的座右銘，也是雅文化與俗文化相抗衡的利器。世俗擾攘，所求皆為現(xiàn)世欲望；而唯有超脫名利束縛，穿越千年時空，以一種孤獨的姿態(tài)追求不朽，方能傲立于世俗煙塵之外。因此我們說，《錦帆集》中的十余篇蘇州游記，被袁宏道賦予了十分獨特的地位，代表了袁宏道游記作品精神內(nèi)涵中的“向上一路”，從而區(qū)別于他此后那些向世俗靠攏的作品。

三、袁宏道對蘇州游記的修改及其文化心態(tài)的蛻變

對文學作品的研究容易墮入自說自話、過度闡釋的陷阱，僅僅依靠對文本變化過程中某一片段形態(tài)的分析便做出蓋棺論定式的判斷，容易使結(jié)論失于片面。此外，作者的主觀意圖是后世的研究者易于揣摩卻難于證明的事情，要想證明作者確曾有過某些創(chuàng)作意圖，往往需要比較作品的不同形態(tài)。總而言之，關(guān)注文學文獻演變的過程性特征，是使作品分析落地生根的有效途徑。

袁宏道是對晚明文壇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在其生前，他的詩文集就已經(jīng)過多次刊刻，形成了較為豐富的文獻面貌。現(xiàn)存袁宏道詩文集中，刊刻時間最早的版本是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袁使君集》本（以下簡稱“使君集本”）。經(jīng)研究者考證，此后的萬歷四十五年（1617）金陵大業(yè)堂刻何偉然編《梨云館類定袁中郎全集》本和明崇禎二年（1629）武林佩蘭居刻陸之選編《新刻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本應當與使君集本的底本相同，都源于已經(jīng)失傳的刊刻于萬歷二十五年的袁氏家刻本；而萬歷三十八年吳郡袁叔度書種堂寫刻本（以下簡稱“吳郡本”）則屬于另一版本系統(tǒng)。使君集本代表了袁宏道文集初稿的面貌，吳郡本則為袁宏道本人后期改稿。在袁宏道文集的版本變遷問題上，當代學者經(jīng)過幾輪討論后，成果扎實可靠，可作為本文的依據(jù)。

▲《梨云館類定袁中郎全集》（金陵大業(yè)堂刻本）

上述兩個版本系統(tǒng)（以下分別簡稱“初稿”和“改稿”）存在諸多差異，其中《錦帆集》的存世版本最為全面。這直接導致在袁宏道所有時期的游記中，蘇州游記初稿與改稿的差異最為直觀，恰可供我們對其修改過程進行精細化考察。通觀其間差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篇目的分合與次序；二是具體的文字差異。相比于初稿，改稿將《陰澄湖》《荷花蕩》合并為一篇，并將各篇游記的次序重新打亂。次序調(diào)整后，前九篇以景物描寫和親身經(jīng)歷為主要寫法，其中前六篇（即《虎丘》《上方》《西洞庭》《東洞庭》《靈巖》《陽山》）主要寫山景，中間兩篇（即《陰澄湖》《虎山橋》）主要寫水景，最后一篇（即《天池》）山水兼寫；后八篇（即《橫山》《穹隆》《岝?》《楞伽》《天平》《錦帆涇》《百花洲》《姑蘇臺》）則以民俗見聞或古書記載為主體框架。簡而言之，《錦帆集》改稿系統(tǒng)將這十余篇蘇州游記打造成為一個整體，力圖向讀者展示山水游記文的各種內(nèi)容類型與寫作策略。但即便這一次序調(diào)整是袁宏道本人所為，最多也只能說明袁宏道對游記文類建立起更為明確的文體意識，而對于我們探察蘇州游記的思想內(nèi)涵幫助不大。要想了解蘇州游記思想內(nèi)涵的變化趨勢，需要將目光聚焦到兩個版本系統(tǒng)的具體文字差異上，我們從中獲得了兩個重要的發(fā)現(xiàn)。

首先，初稿中那些關(guān)于官場工作壓力的怨言，改稿全都予以保留，甚至還有所加強。例如《靈巖》中所寫的靈巖山，相傳為館娃宮舊址，因此該篇主要寫與西施有關(guān)的遺跡和掌故。原稿開篇直接由《越絕書》的相關(guān)記載切入，民俗特色與歷史文化內(nèi)涵較為明顯。修改稿則在開頭增加如下文字：“吏吳匆忙，無閑晷，偶因勘潦，過支硎、天平、靈巖諸山，每至一山，呈帖者如雨。奇石幽巒，寓目即過。至靈巖稍閑，探館娃遺址。”交代了自己因勘察水災而到訪蘇州周邊諸山，卻因水災報告紛至沓來而錯過很多美景，再次體現(xiàn)了本文第一節(jié)所揭示的山水與仕途的矛盾關(guān)系。

又如《西洞庭》，原稿只寫西洞庭諸山的奇險之景，改稿則增加這樣一段文字：“余山行凡兩日，牛馬簿牘，遠若隔世。將遂披發(fā)入谷，永與世辭，方為世勞薪，胡可得也。”這些內(nèi)容其實與其上下文的景物描寫并不銜接，顯得格外突兀，單從文章寫作的角度來看，算是畫蛇添足的敗筆。但這種冗贅之詞，反倒凸顯了袁宏道修改該篇時的心理狀態(tài)。

改稿的一大變化是將原稿中的《陰澄湖》與《荷花蕩》合為一篇。但這兩篇文章記述的并非同一次游覽經(jīng)歷（甚至袁宏道可能并未去過荷花蕩），這兩處景點也并不毗鄰，那么合并的理由是什么呢？初稿《陰澄湖》首先介紹了陰澄湖的位置以及每年盛夏之時此處“游舟綺錯”的熱鬧景象，隨即記述了他于萬歷二十四年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麈高談，不知身之為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這段文字由泛舟湖心、盛暑納涼的描寫切入，以身為官員、身不由己的自嘲收尾，將兩種“熱”聯(lián)系起來，一為天氣之熱，一為官場之熱。《荷花蕩》初稿僅記述了每年六月二十四日，蘇州市民會在荷花蕩一帶聚集冶游，并未強調(diào)盛暑之熱。但在改稿中，袁宏道將《荷花蕩》接入《陰澄湖》末尾，額外增添了許多與“熱”有關(guān)的內(nèi)容：

百谷又為余言，吳兒以六月之廿四日游荷花蕩，傾國而出，雖漁刀小艇，顧覓皆空。士女競為時妝淡服，摩肩簇舄，舟中之氣如煽熱冶，而游人自以為樂，殊覺無謂。余笑曰：“六月烏紗，有熱于此者矣。”噫，今之君子能不以苦為樂，以熱惱為清涼者幾人哉！

“六月烏紗”一詞，將盛夏游玩時感受到的天氣之熱與官場生活的痛苦建立起緊密的聯(lián)系，實則是借用《荷花蕩》的內(nèi)容，為《陰澄湖》一文升華了主旨，袁宏道對仕途名利的厭惡之情得到了更為生動的刻畫與渲染。

其次，初稿中那些對世俗文化的批判之意，在改稿中遭到削弱。例如本文前引《東洞庭》初稿中，有對“民競刀錐，俗鮮風雅”的批判文字，該段在改稿中被整體刪去，替換為：“冠帶文章之士昔盛東，今略相敵耳。陶周望曰：‘余三度欲登莫厘輒雨，遂自包山歸，然終不釋。’余曰：‘圖美人欠伸者，其妖麗乃不在面，不必更求眉目也。’周望大笑。”這段文字主要是對無緣登山賞景的自我安慰，不僅沒有對東山民風加以諷刺，反而還認為當?shù)厥匡L較之昔日有所改善。

袁宏道對《東洞庭》的刪改有著比較明顯的遮掩意圖，而他對《虎丘》《上方》的刪改就將這份意圖埋藏得更為隱晦。正如前文所引，《虎丘》初稿將虎丘千人競歌的景象描述為“聲若聚蚊，不可辨識”，這種措辭多多少少帶有貶低之意。如果讀者仍然認為筆者在前面的分析有過度闡釋之嫌，那么看一看袁宏道后來所作的刪改，便可反向認定此番貶低之意是確曾存在過的，因為改稿直接將初稿中的“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八個字刪掉了。刪改后的文章，便失去了對一人獨唱與千人聯(lián)唱的褒貶差異，似乎這兩種場景在袁宏道眼中各有獨特的美感，也使整篇文章完全蛻變?yōu)閷μK州當?shù)孛袼椎膶徝阑枋觥?/p>

與此類似的還有《上方》一文，前引初稿文字中，將虎丘與上方山作比較，認為虎丘更易“入俗”，如冶女盛妝；上方則“標孤”自傲，如隱士披褐。初稿實則將虎丘和上方分別作為俗和雅的代表，將世俗文化與士大夫精英文化對立起來。而在改稿中，對虎丘和上方的多數(shù)描述都予以保留或稍作潤色，唯獨刪去了“夫兩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諧哉”等語，而這些語句正是初稿中凸顯雅俗對立的關(guān)鍵句。看來，袁宏道在刪改這篇文章時，已經(jīng)對孤標自傲式的士大夫表達缺乏興趣了。

改稿中的這一調(diào)整思路，還集中體現(xiàn)在《天池》一文中。正如前文所論，《天池》的寫作背景是所謂的“天池山訟案”：蘇州士紳趙宧光與人發(fā)生爭地糾紛，作為知縣的袁宏道前往“勘地”。整篇游記都未直接提及這一背景事件，只是描寫山中晚梅的景色，介紹土人以茶為業(yè)的民情而已。文章最后寫到位于半山腰的寂照庵，發(fā)現(xiàn)此庵構(gòu)造宏偉、裝飾甚精，本是一處游覽勝地，但庵內(nèi)行腳掛搭的僧侶人滿為患。袁宏道覺得這些僧人集聚此處，不甚合宜，便作偈諷之，偈文云：“種阿僧只善根，親非親，怨非怨，陽焰空華，諸法皆如幻。遍閻浮提佛土，去自去，來自來，閑云野鶴，何天不可飛？”這段偈文看似是在驅(qū)散掛搭僧侶，但從“閑云野鶴”一詞，隱約能看出其實是在諷刺那位雖有隱士之名卻還要與民爭地的趙宧光。趙宧光字凡夫，在爭地一事中確實人如其字，表現(xiàn)得十分庸俗，與《東洞庭》初稿所批判的“民競刀錐，俗鮮風雅”并無二致。然而，在《天池》改稿中，作偈驅(qū)散僧侶的敘述仍得以保留，唯獨這段偈文的具體內(nèi)容被刪去了，也就使讀者無法看出其對趙宧光的諷刺之意。

分析到此，我們理應提出以下問題：袁宏道為何會做出這些改動？進一步講，袁宏道為何會保留對官場生活的無奈自嘲，卻削弱了那些批判世俗文化的內(nèi)容呢？這就要結(jié)合袁宏道修改蘇州游記的心態(tài)背景來加以理解了。

一般認為，使君集本的刊刻時間是萬歷三十一年，而吳郡本最初的刊刻時間是萬歷三十八年，袁宏道對《錦帆集》進行修改，只可能在此時段之內(nèi)。從萬歷二十八年（1600）到三十四年間，袁宏道基本處于在公安歸隱的狀態(tài)。萬歷三十三年（1605），他萌生了復出之念，在此年寫給友人的尺牘中說：“弟明春決意從舟北行。”“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不愛富貴也……弟明春將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明春決意北發(fā)，或得領(lǐng)大教也。”都表達了重入仕途之意。萬歷三十四年八月，袁宏道果然北上赴京，補禮部主事；三十五年（1607）十二月，改官吏部主事；三十六年（1608）四月，任吏部驗封司主事；三十七年（1609）春，升任為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八月，主典陜西鄉(xiāng)試；三十八年，升任為吏部驗封司郎中。總體來看，袁宏道在這幾年官運順遂，且多擔任實職，甚至執(zhí)掌鄉(xiāng)試。在此過程中，袁宏道再次陷入到繁冗蕪雜的官場事務中，這基本可以解釋他為何會在修改《錦帆集》時，在多篇游記中增添對繁重政務負擔的牢騷之語。

但這并不代表他重新回到了擔任吳縣知縣時期的那種極端心態(tài)。因為隨著閱歷的增長，袁宏道對自己早年的浮躁與戾氣展開了深刻的反省，這種反省甚至還延及對自己早期詩文風格的反思。關(guān)鍵是，這些反思都發(fā)生在萬歷三十二年（1604）到三十七年間，與他萌生復出之意到重入宦途的歷程基本同步，而且也都在使君集本、吳郡本刊刻年份的區(qū)間之內(nèi)。例如萬歷三十二年秋，袁宏道與雪照、冷云、寒灰等僧人朋友同游德山桃源，后將此期間所作詩篇結(jié)集成《花源詩草》，袁中道為該詩冊作書后時稱：“發(fā)篋見其游程詩記，倩冶秀媚之極，不惟讀之有聲，覽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較前諸作更進一格。蓋花源以前詩，間傷俚質(zhì)，此后神理粉澤，合并而出。文詞亦然，今底稿具存，數(shù)數(shù)改易，非信筆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測。”由此可見，袁宏道的詩風、文風均由“俚質(zhì)”轉(zhuǎn)向“倩冶秀媚”，即由狂狷刻露之風轉(zhuǎn)趨溫和婉轉(zhuǎn)。《花源詩草》所收詩作多為山水題材，對于我們理解其山水游記的風格轉(zhuǎn)向有著較為直接的參考價值。萬歷三十三年，袁宏道本人又在《敘曾太史集》中批評自己早年詩作“多刻露之病”，文章則“信腕直寄而已”；相比之下，曾可前的“詩清新微婉”，“文高古秀逸”，卻同樣能“直寫性情”，不失其“真”。具體到《錦帆集》，他在萬歷三十四年所作的《哭江進之》詩序中說：“往弟有《錦帆》、《解脫》諸集……彼時詩不遒，而文亦散緩。”而萬歷三十七年典試秦中之事，又進一步激發(fā)了袁宏道的自悔心理。周亮工《書影》云：“袁石公典試秦中后，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于正。”所謂“粹然一出于正”，表現(xiàn)在蘇州游記中，其實就是語氣趨于溫婉，減輕了對世俗文化的批判力度。

▲周亮工《書影》（《四庫全書》原抄本）

上文分析過，袁宏道在蘇州游記中對世俗文化表現(xiàn)出不屑與傲慢的態(tài)度，暴露出士大夫階層的精英意識與日漸崛起的市民文化存在一定對立，我們基本可以將這種對立簡化為“雅”和“俗”的交戰(zhàn)。在蘇州游記的初稿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以雅文化自命、對俗文化嗤之以鼻的狂狷心態(tài)，這一方面是對地方俗務、牛馬簿牘的厭倦，另一方面又是對新興市民階層充斥于山水名勝的抵斥，兩相疊加，崇雅黜俗的態(tài)度十分鮮明，士大夫的自尊心也表現(xiàn)得尤其激烈。但在改稿中，袁宏道一方面仍然保有對官僚身份的自嘲態(tài)度，這其實與傳統(tǒng)士大夫的自矜并不矛盾，反而還有點故作姿態(tài)的意味；另一方面卻對市民文化逐漸接納，表現(xiàn)出更為包容的胸襟，其文化心理也變得更加矛盾復雜。

對于袁宏道文化心態(tài)的變化，也不能作過于簡單化的理解，它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由激烈到溫和，或由抗拒到包容的趨勢，而是將雅俗文化各自的優(yōu)秀基因融合一爐，在包容性和矛盾性的背后，還埋伏著融合性特征。我們看到，當袁宏道對世情的思考日漸深刻后，終究還是選擇放下芥蒂，以更加包容的胸懷容納世俗文化。這雖然是對俗文化的妥協(xié)，卻也是以雅文化的精神內(nèi)核之一——“溫柔敦厚”“中正平和”（即上文所引“粹然一出于正”）的文化態(tài)度為基礎的。

結(jié)論

我們過去理解袁宏道思想傾向的轉(zhuǎn)變，往往會結(jié)合他的仕途歷練，將其后期的折衷立場視作其對性靈追求的一種調(diào)適。但這樣看問題還是略顯簡單，實則其背后還潛藏著袁宏道對世俗文化的態(tài)度轉(zhuǎn)向，而這些都以他在吳縣為官時對世俗人情的觀察和思考為起點。我們過去也經(jīng)常將袁宏道的性靈思想歸因于晚明市民文化的熏染，殊不知他對市民文化的初體驗并不美好。與其說他是受市民文化的熏陶而產(chǎn)生性靈思想，還不如說他是在對市民文化的厭惡中開啟了自己的性靈寫作，繼而又在對市民文化的接納和包容中達成了對性靈寫作本身的調(diào)整與改良。通過分析袁宏道在蘇州期間所寫的這十幾篇游記，我們才能比較深刻地揭示出這些隱微的思想細節(jié)。

▲吳宏道、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全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以上這些結(jié)論也順勢解答了與本文選題有關(guān)的兩個問題：其一，研究袁宏道等性靈派作家，為何要關(guān)注游記作品？正如同研究袁中道，絕不能忽略《游居杮錄》；而研究袁宏道，游記也是其文學世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游覽行為使士大夫文人與以“游人”身份出現(xiàn)的世俗民眾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為士大夫文人的寫作增添了煙火氣息，這就與宴飲、雅集、送別場合所寫的贈序，為知識階層內(nèi)部的思想交流而作的書序題跋，士大夫之間情感交流所需的書信，為文人雅士樹碑立傳的私傳、墓銘等文體形成鮮明的差異。游記使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交流突破固有階層壁壘，擴大到更為廣泛的社會圈層。其二，研究袁宏道的游記，為何尤其關(guān)注蘇州期間的創(chuàng)作？因為在晚明時期，蘇州因其最為繁榮的市民文化局面，充當了世俗文化與高雅文化相互碰撞、博弈的最佳擂臺，加之袁宏道在蘇州先后經(jīng)歷過仕與隱兩種不同的狀態(tài)，本來也具備較為豐富的經(jīng)歷，使我們的研究不被框束于有限文本所形成的視野壁壘。

可以說，在蘇州做官與游覽的這段歲月，總體上給袁宏道帶來了較為負面的情緒體驗，但也為其文學與思想的蛻變埋下伏筆。本文的分析就可以算是一種“動態(tài)”的文學研究，我們絕不認為像袁宏道這樣創(chuàng)作成就非凡的文人，可以被輕易歸入“性靈說”“性情論”“浪漫主義”之類的理論范式，也不能奢望以文人最為典型的創(chuàng)作形態(tài)就足以概括其文學與思想成長過程中的每一個具體環(huán)節(jié)。正如人的成長需要長年累月的積淀，文學家的成長更是如此。關(guān)鍵是，文學家的成長較常人更加難以掌控，它經(jīng)常不按照研究者的期待方向去發(fā)展。而舉凡帶有性靈氣質(zhì)的文學思想，又大抵屬于一種相對激進的理想觀念，往往是破壞性多于建設性，多是文學家在其早期成長階段為沖決舊有文學牢籠而倡導的學說。因此，我們絕不能草率地認為，性靈派作家一定是越來越固守其少年時期所形成的激進主張，甚至越老越叛逆，越活越極端。對性靈思想的調(diào)整以及與世俗文化的調(diào)和，幾乎是歷史上每一次性靈文學思潮都會經(jīng)歷的蛻變過程。這一規(guī)律，在袁宏道身上，似乎仍然如此。蘇州游記恰恰具備文學修改的完整形態(tài)，使我們得以對袁宏道文化心態(tài)的蛻變展開外科手術(shù)式的剖析。相信這對我們理解性靈文學思想的發(fā)展規(guī)律，也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3期

“明清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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