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開元19年，唐玄宗設立武廟，其中姜子牙為主祭，以留侯張良為配享，并包含張良在內的歷代名將十人分坐左右，后來這些人也被稱為“武廟十哲”，而春秋齊國大司馬田穰苴（rángjū，即司馬穰苴）就位列其中。

宋朝時期，太祖趙匡胤因白起、吳起私德有虧而將其踢出武廟，但司馬穰苴仍在“十哲”之內。相比較現在聞名天下的孫子、韓信、霍去病等名將，司馬穰苴就顯得默默無聞，那他在歷史上到底有什么樣的成就，可以在名將輩出的中華歷史中位列前茅呢？

田穰苴，是春秋末期齊國人，田完后裔，是繼姜尚之后的著名軍事家，曾因軍功被封為“大司馬”，所以后世又稱其為司馬穰苴。

后來，司馬遷《史記》將其單獨列傳，稱其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而其他史書對其的生平事跡記載并不多，所以知之者甚少。《史記》主要描寫了他臨危受命，收攏軍心，致使晉燕聯軍不戰而退，成功收復所有失地的故事。

齊景公17年，晉國出兵攻打齊國東阿和甄城，燕國同時出兵攻打齊國黃河南岸，面對兩面夾擊的窘境，齊國軍隊節節敗退。憂思重重的齊景公接受晏嬰的舉薦，召司馬穰苴并考驗其軍事能力，隨后司馬穰苴便任命為將軍，負責領兵抵抗燕、晉兩國聯軍。

司馬穰苴人望淺薄，軍中又毫無資歷，但心中早有計量的他向齊景公進言，希望能派遣德高望重的大臣作為監軍，景公欣然答應，于是派自己的心腹莊賈為監軍。

莊賈此人是當時齊景公的寵臣，位高權重，根本沒有把初出茅廬的司馬穰苴當回事。兩人約定次日午時左右在軍中會面，司馬穰苴早先到達軍營，并放置好沙漏，等待莊賈的到來，可莊賈根本就沒把司馬穰苴放在眼里，在家辦起了臨別宴，與親友暢飲，直至天黑才到達軍營。

事實上莊賈此舉正合司馬穰苴心意，他順勢嚴厲指責莊賈：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于是將莊賈斬首，同時齊景公派來赦免的使者因為私闖軍營，揚馬疾馳，也一并被司馬穰苴按照軍法處置——將使者的仆從，車駕的馬匹斬首以及車子的左半邊砍掉以示斬首使者。

這種做法效果立竿見影，士兵們看到司馬穰苴連君王身邊的寵臣都敢殺，真正做到了鐵面無私，軍令如山，無不敢效死力。與此同時，晉軍和燕軍聽聞司馬穰苴治軍有方，都被其所震懾，導致軍心渙散，司馬穰苴趁勢收復失地，大敗晉燕聯軍。《史記》對此事件進行了詳細描述，后來“孫武殺吳王寵姬”實際上就是“司馬穰苴殺寵臣立威”的翻版。

《司馬法》是司馬穰苴在兵家史上的杰作，也是他對中國軍事思想發展作出的最大貢獻，其中內容在《六韜》與《孫子兵法》之間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司馬遷贊其為“宏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

《司馬法》一共155篇，現存僅五篇，分別為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書中所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國雖安，忘戰必危”一直被奉為圣典，時刻提醒著歷代帝王，不能盲目擴張，不可輕啟戰事，但也不能貪圖安逸，忘記備戰。

同時，《司馬法》又將自己的軍事思想建立在辯證的基礎上，既強調備戰的重要性，又突出慎戰的必要性，也十分注重天時地利人和，將戰爭分為正義的和非正義的，不提倡過多掠奪。

不僅如此，《司馬法》還非常在意軍規軍紀和賞罰制度，在行軍作戰方面，講究作戰的合理性，不能盲目，一句“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道出兵家精髓。

《司馬法》雖與《孫子兵法》有本質上的區別，但是不可否認二者是有著繼承關系。《孫子兵法》的很多思想，深深地受著《司馬法》的影響。

《司馬法》認為“將在軍，軍令有所不受”，《孫子兵法》則說“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都強調“慎戰”的重要意義，都提倡戰前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才可開啟戰事。不同于《孫子兵法》側重用兵之法，《司馬法》更注重探究治軍之道，具有很濃厚的貴族色彩，這也跟春秋時期作戰講究禮法，作戰方式比較固化的大背景有關，如宋襄公泓水慘敗就典型的春秋時期的作戰思維。

由于司馬穰苴距離現代比較久遠，所以史書對其著墨并不多，但是其著作《司馬法》作為現存最早的軍事思想著作，對后世的軍事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也在中國軍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北宋時期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是將校必讀之書。

“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是中國古代評價一個人是否能青史留名的標準，司馬穰苴作為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杰出貢獻的先導，于情于理都能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所以他被列入名將最高殿堂的“武廟十哲”之一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