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投筆膚談

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 不同地域的人們, 不同民族的人們要互相溝通, 進行交流, 翻譯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橋梁和紐帶。不論在社會發展、科技進步、語言文學發展等方面都對中國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通過翻譯外來典籍使舊文化中隨時能注入新鮮血液。可以說, 沒有翻譯, 就沒有社會的進步;沒有翻譯, 世界一天也不能生存。”翻譯活動的作用之大是無容置疑的, 中國近兩千年來翻譯活動的主體———翻譯人員的歷史功績是不可抹煞的。但是, 翻譯人員的形象, 在很多時候是負面的, 尤其是抗日戰爭期間, 翻譯官的形象常常等同于漢奸。翻譯人員負面形象只是對翻譯人員群體的片面的反映, 因此, 重塑翻譯人員的形象是全面反映翻譯人員地位和作用的客觀要求。

1 文學作品中的翻譯官形象符號化———漢奸

抗戰時期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 歌詞是這樣的:“1937年呀, 日本鬼子進了中原/先打開了盧溝橋啊/又進了山海關/那火車都修到了濟南呀哎嗨呦/鬼子就放大炮啊/八路軍就拉大栓/瞄了一個準啊/啪———/就打死個翻譯官/他兩眼一翻就上了西天呀哎嗨呦。”這支歌是相當老了, 名叫《八路軍拉大栓》。這首歌曲反映出大眾的普遍心態:日本鬼子及其翻譯官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敵人。

影視片中翻譯人員常常是一個小人物, 但是在抗戰題材影視片中, 翻譯官常常是片中的重要角色。抗戰電影中的八大漢奸形象中, 有三個就是翻譯官, 可見翻譯人員在抗戰片中的重要地位。幽默滑稽《小兵張嘎》中的胖翻譯官:“吃你幾個爛西瓜算什么, 老子在城里吃館子都不給錢。”這是和劉江的那句“高, 實在是高”一樣經典的“漢奸臺詞”。胖翻譯官的欺軟怕硬, 以及其滑稽的形象, 不但能反襯出嘎子的聰明伶俐, 還給幾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壞到骨頭里漢奸形象———《烈火金剛》中的何志武:在《烈火金剛》中梁天飾演的翻譯官何志武。小鼻子小眼的梁天身上有著極高的喜劇天賦, 由他飾演的喜劇角色都為觀眾所喜歡。他在《烈火金剛》中的這個翻譯官何志武這個角色, 雖然沒有太多夸張的表演, 可這個漢奸被他塑造得活靈活現。為了討好鬼子, 何志武竟然肯犧牲自己的親生妹妹, 真是壞到了骨頭里頭, 讓人看得咬牙切齒。梁天在片中的表演要超過片中的高鐵桿、何大拿等幾個其他的漢奸角色, 成為了既讓人恨, 又讓人不能忘掉的一個漢奸。最復雜的漢奸《鬼子來了》中的翻譯官:這個漢奸恐怕是中國電影史上最復雜的漢奸。他怕死, 為了不讓抓到他的人殺死他, 他沒有去翻譯日本人的話, 而是這樣說:“你是我的爹, 我是你的兒。”用這樣的話, 來博得鄉親們的好感。同時, 他也同情鄉親們。他為他讀過中國人的書, 也讀過日本人的書而煩惱。最后, 他以漢奸罪被處死。

“漢奸翻譯官”———長相丑陋、賊眉鼠眼、行為猥瑣、表情諂媚, 從《小兵張嘎》中吃西瓜不給錢的那個胖翻譯官, 再到《鬼子來了》里能把日軍侮辱中國人之話語巧妙翻成“大哥大嫂過年好”的人物, 這歷來是一個集萬千丑惡于一身的令人忿恨的影像符號。翻譯官通常給人一種陰險下賤的漢奸嘴臉。他們里通寇仇, 為虎作倀。一般西式打扮, 頭發中分, 戴著圓眼鏡。在野蠻的日本皇軍面前, 是大搖其尾、媚態十足的巴兒狗;在百姓面前, 則狐假虎威, 陰陽怪氣。在看慣了抗戰題材文藝作品的普通民眾眼中翻譯官都應是這副模樣。

2 翻譯官形象的重塑

抗戰題材影視片中的漢奸翻譯官, 都是符號化的典型例證。近來有兩部反映抗戰的電影就因為從人性的角度, 描述了日本兵或者日軍翻譯官性格的復雜性, 而備受詬病。同樣是抗戰題材, 電影《南京!南京!》一反戰爭影片的常規, 以中國民眾的抵抗意志和一位日本普通士兵的精神掙扎為主線, 提供出一個與以往的歷史敘述完全不同的南京。因此引起的廣泛爭議, 最大的爭議就是影片中角川正雄這個日本兵的角色。很多影評認為渲染侵略者的人性的光輝是典型的“一葉障目”的行為, 是對歷史的不公允的演繹。“角川等人的愛、仁慈, 換一個場景、換一個時代同樣可以達到目的, 沒有必要劍走偏鋒.非得在民族的傷口和人性的豐富之間狹窄的如同刀刃一般的小路上跳舞。”從民族情感上, 能否容忍把我們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放入人性拷問的命題之中?“從影片公映以來的反映看, 顯然大多數觀眾是反對這樣做的。雖然陸川的用意是想再現那段歷史.但民眾的情感上卻不愿意把我們民族的傷口賦予這樣的哲學思考命題。”影片《葉問》也因為塑造了一個有良知、受日軍欺凌的較正面日軍翻譯官的形象而受到很多人的指責。有的人認為《葉問》的一大亮點就是翻譯官這個角色, “電影《葉問》對翻譯形象漢奸化臉譜化的顛覆, 應該算是一個進步”。抗戰題材影視片中, 日軍的翻譯官一律是被打上漢奸的標簽, 和日軍勾結, 作威作福。而《葉問》中的翻譯官卻逆風而行, 利用自己翻譯官的便利, 盡全力保護著葉問。“我是一個翻譯, 我不是走狗, 我是一個中國人!”翻譯官的這句話是他的中國心的明白體現。更多的時候, 翻譯官是在用自己的語言和頭腦在和日本人周旋, 盡量保護身邊的人, 賺錢養活自己的家人, 甚至后來的葉問……千年惡人形象的翻譯官在《葉問》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讓觀眾看到了在淪陷的情況下, 不是每個站在日本人身邊的中國人的心都是姓“日”的。在戰場上和日本人拼殺的中國人算得上英雄, 而在淪陷區和日本軍隊周旋的翻譯官為何成不了英雄?影片塑造的葉問形象是神圣、高不可攀、難以企及的, 因為他是一個完美意象。與之相比, 李釗的人性魅力更加切實可靠也更加真摯可貴, 能做個不為走狗的翻譯是一件高貴的事情。但是《葉問》中對日軍翻譯官的平反, 是很多觀眾無法接受的, 因為“不管一個人本身有多少優點、客觀有多少難處, 當他突破了最起碼的道德底線, 他不管得到什么結局都不值得我們同情。當然, 當他兩眼一翻的時候, 我們可以、也必須‘呀哎嗨呦’地吹響號子!”, “不能就此認為日軍翻譯官是無辜良民, 是好人, 居然有的評論的回復 (注意是回復而不是評論) 認為這些人里面有英雄, 簡直令人吃驚!倘若抗日英雄泉下有知, 倘若那些死在日軍刀下的亡魂有知, 唉, ……!無語啊無語!固然過去的電影對這類小人物要么一筆帶過要么直接一竿子打到, 這類做法有失偏頗。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 在那段特殊的歷史, 要給他們平反估計是不可能的了。”抗戰題材影視片中漢奸翻譯官的藝術形象, 切合中國人民的民族情感需要, 已經深入人心, 其藝術生命力堅強而持久。所以, 雖然有《葉問》這樣的影片打破了傳統的漢奸翻譯官形象的這種俗套, 將日軍翻譯官塑造為有良知、受日軍欺凌的較正面的形象。但是, 這種創新往往超越了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將為日軍服務的中國翻譯人員塑造成漢奸翻譯官, 仍然是大眾樂見的。

3 結語

中國三千多年厚重的翻譯文化史無與倫比, 中國今天翻譯事業的進步有目共睹。抗戰時期只是中國三千多年翻譯文化史中的一個瞬間。即使在抗戰時期乃至其他時期, 危害中華民族利益的漢奸翻譯官也只是翻譯人員中的極少數。（《科技信息》2013.3，作者：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