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我國古代社會中第一個在法律上確定了女子教育的專門化發展階段，同時，漢代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全面發展女子教育的朝代，它在教育內容、教育方法及教育途徑等方面都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與先秦相比，漢代的女子家教較為普遍，突破了階層化。

女子接受教育的途徑主要集中在家庭，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長輩或其他男性、女性親屬都可以對女子進行家教。

如竇太后，其父隱居家貧，去世較早?；莸蹠r被選為“良家子”，后成為文帝皇后。

史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之言，要求景帝與諸竇子弟不能不讀黃帝、老子之書，并尊其術。

出身平民的女子能讀《老子》，顯然說明她識字，受過家教。

成帝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另一著名皇后趙飛燕通《詩經》，班婕妤少有才學，工于詩賦，文才出眾，熟悉史事，常常引經據典、出口成章，經常開導漢成帝，還擅長音律。

后人詩贊其“有德有言”，“履正修文”。

明帝馬皇后出身名門，是名將馬援之女，“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

章帝竇皇后六歲時就“能書”，殤帝的生母左姬“善史書，喜辭賦”，靈帝喜愛的王美人，“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

順帝梁皇后“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

元帝皇后王政君，父親在她入宮前便請人教她學習各種技藝。

東漢鄧太后乃鄧訓之女鄧綏，六歲能讀史書，十二歲通《詩經》《論語》，家人稱她為“諸生”，《后漢書》說她“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漢書》中記載有八位皇后都受過很好的教育。

除后妃之外，漢代各個階層都有家教良好的女子見諸史冊。

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公犯罪應當受刑。

其小女兒緹縈隨父到長安，上書求贖父刑，稱：“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因而感動文帝。

文帝獲知濟南伏生精通《尚書》，遂派太常掌故晁錯上門求學。

無奈“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這說明伏生之女亦通《尚書》。

東漢和帝時的班昭出身世家，在父班彪、兄班固的教導下，成為著名大才女，兄長去世后，班昭被詔令前往東觀藏書閣潛心續寫《漢書》，特別是“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經學家馬融曾受業于她，馬融之女馬芝“有才義”，曾作《申情賦》追懷親長。

班昭丈夫的妹妹曹豐生，“亦有才惠”，曾寫信就《女誡》的內容向班昭提出批評，“辭有可觀”。

荀爽之女荀采“聰明有才藝”。安定人皇甫規的續妻，出身不詳，精于書法，為皇甫規起草文書，史稱其“善屬文”，文辭亦好。

蔡邕之女蔡琰即蔡文姬，書史經傳以及音律樣樣皆通，是東漢著名的才女。

《后漢書》稱其“善書文，能草書”，因戰亂中被匈奴擄走，后被曹操重金贖回。

《全漢賦》中，漢代女子留下作品的竟高達三十八人，可謂盛況空前。

漢代對女子的家教與社會風氣息息相關，一方面，漢代宮廷重視女子教育，有專門教導后妃、公主以及宮女讀書的女官，稱學事史。

成帝趙皇后就受益于此，史載：“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

東漢鄧太后自幼喜愛讀書，入宮后又博覽群書，臨朝執政之后更重視教育，于“元初六年，詔令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余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余人并為開邸第，教授經書，躬自監視”，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女子接受官方教育的先河。

另一方面，父母的教導是漢代女子家教最普遍且最重要的形式。

如班昭在《女誡》中寫道：“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寵，賴母師之典訓?！北砻髁怂龔男∈艿絹碜约依锔篙叺慕虒?。

與對宮廷女子進行以婦德、婦職和宮廷禮儀為主的教育不同，貴族和平民家教中主要以家庭技能為主，如采摘、養殖、蠶桑、織裁、烹飪等等，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則教之以音樂、歌舞，并將禮教融入其中，以為將來出嫁做準備。

如《白虎通義》云：“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祿之?！?/p>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女子也自覺地在家中接受這些教育。

如班昭，其家世和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平民，也不同于一般的貴族，但她寫下的《女誡》都表現出當時對女子家教的流行思想觀念，代表了漢代社會的女子家教思想。

《女誡》的主要思想是“三從之道”“四德之儀”，以及如何做到這“三從四德”。

而這一經典概括也來自家族傳統特別是班婕妤的成功經驗，希望家中后世女子能傳續這些優良品德。

第一章講“卑弱”，即論述男尊女卑的合理性。

昭認為，女子應謙讓恭敬，晚寢早作，鐵憚夙夜，以侍奉丈夫；正色端操，以事夫主，為夫家繼承宗嗣香火，是女人的常道，禮法的典教。

第二章講夫婦之道。班昭認為，丈夫管束妻子，顯示男子的威儀；妻子侍奉丈夫是天經地義，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禮義不存。

家教應當重視女子的婦德，把禮教放在首位。

第三章講敬慎，如何修養性情。班昭認為，“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為弱為美”。

因此修身最好的方法就是敬順，在家事上，聽從丈夫，是非曲直，由丈夫決斷，夫唱婦隨，以協調好夫妻關系為目的。

第四章講婦行，即女子的四種行為準則：婦德、婦方、婦容、婦功。

所謂婦德，不在才明絕異，而在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

所謂婦言，說話有分寸，不出惡語，不多嘴多舌。

所謂婦容，不在顏色美麗，而在衣服整潔，身不垢辱。

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而在專心紡績，潔齊酒食，待客熱情，此乃女人之“大德”。

第五章講專心，不要三心二意，指出“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要專心正色，不因丈夫再娶而行為輕浮，入則亂發壞形，出則窈窕作態，有違禮教。

第六章講曲從，即做個好兒媳，在公婆面前，屈己從人，言聽計從。

第七章講和叔妹，處理好妯娌關系和其他同輩關系，懂得謙順，關心他人。

由此可見，《女誡》不僅要注意日常的梳妝打扮，更不可忽視的是內心的道德修煉。

班昭寫作《女誡》時，年已五十四歲，既不是受人強迫，也不是取媚他人，而是出于自己的人生經驗和內心感悟。

“《女誡》為自己未適諸女而作”，如果硬說她這是“假托”之旨，實則意在矯正時弊，也都不影響其女子家教思想的意義與價值。

不管后人對其是批評還是肯定，都無疑反映出漢代家教思想的一個側面。

需要注意的是，《女誡》中的有些思想與我們現在倡導的男女平等并不相符，要辯證地去看待。

古代男尊女卑思想以片面、不公的理念，將女性禁錮于狹小天地，嚴重束縛了女性發展，剝奪了女性追求平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