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文

破解基層困境，有學者提出了“親基層干部”的立場，相信基層干部，信任基層干部。

如果沒有起碼的“信任”基礎，工作之難可想而知。

1

上級不信任基層。

村支部書記老趙，還是人大代表。

他說，過去基層經常要迎接上級督查檢查，每次檢查都要事先準備大量的臺賬資料，加班加點幾乎就是常事。

有一次，為了迎接上級檢查，連續加了幾個夜班，總算完成了資料整理。

第二天，鄉里又召開會議進行再部署，并且給各村復印了一套其它縣整理的資料目錄，要求各村參照此再進行一次整理。

他說，不明白為何總要在這些資料方面折騰。要整這些資料，往往就得頻繁地找群眾拍照、簽字。特別是一個個本來真實的原始資料，整來整去，反而找不到原來的模樣了。

這位書記對此頗為感慨，說這實質上是一個“信任”問題，就是上級不信任下級，非要下級用各種資料證明自己做了，生怕基層搞名堂；下級也不信任上級，要用各種各樣完整的資料來向上級證明自己做了，生怕解釋不清。

他說，村干部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做些無用工，就怕群眾不滿意。

上級下村檢查，其實很簡單，你實地調查農戶，看看現場，看看結果。為什么非得看資料、出證明？我有證明就是做了嗎？我沒有證明就是有問題嗎？

如果都是這種找問題的思維，那是不是就沒有了“信任”的基礎？

還有，有媒體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在抓落實過程中，出現上級“不信任”基層、交辦工作不放心等傾向，讓基層干部頗為煩惱。

2

基層不信任上級。

有不少基層干部坦言，要想真正減輕基層負擔，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取消督查檢查考核。

實際上這并不現實。但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基層可能并不歡迎上級的督查檢查考核。

本來，督查檢查考核應是促進工作落實，是幫助基層解決問題、抓實抓好工作的重要方式方法。但是有的過多過度過頻，并不一定起到了好效果，反而逼出了形式主義。

還有，面對上級的調研，有的基層干部也不愿意說實話、說真話，發言時也是念稿子、講空話大話套話。為什么會這樣？就是缺乏信任基礎，不敢講實話、真話，覺得講了沒有用，或者還可能有麻煩，領導不高興。

3

群眾不信任基層。

據半月談此前報道，在西南某地，縣里修建二級公路，征收了某村約20畝的土地。大家為此起了紛爭。鄉政府稱，分配方案經過群眾代表討論通過。部分村民卻堅信其中有貓膩，“肯定是村黨支部書記伙同鄉干部弄虛作假。”溝通無果，只能依靠上級政府有關部門介入。

經過調查，確認其中并無利益輸送等問題。這一番折騰，不僅增加了基層干部的工作負擔，也耽誤了工程的進度。鄉政府工作人員則覺得自己很冤。

還有一位村支部書記，問他當下什么工作最為頭疼時，他說，“群眾不信任，村干部公信力低”。

比如村里組織矛盾調解，會認為村干部偏心。再如搞基礎建設項目，就會認為干部干事是有利益、有好處的，不然村干部為何要干？

4

為什么缺乏信任基礎？

半月談此前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分析，認為原因有四。 其一，部分基層干部與群眾不熟悉，遇到事情時不容易得到信任。

現在有的村擴大了，加之有的地方村部推行坐班制，村干部與群眾交往少了。

其二，部分基層干部作風粗暴，溝通方式強硬。

其三，不講原則抹稀泥，留下矛盾和隱患。

這里面與矛盾調解工作有關，有的時候只想把事情擺平，就忽視了依法原則，只想著雙方都退讓。

其四，吞吞吐吐，難免群眾起疑心。

這主要體現在對政策法規方面的理解不透徹，解釋不夠到位。

5

信任不能代替監督。

這是有道理的。但是也要給基層一定的空間，不能條條框框定得太死，讓基層干部不得動彈。

現在的問題就是，有的地方管得太細太多，流程、程序設計太過復雜，這其中就存在“信任”基礎缺乏。

比如，強調結果導向，應是基層工作為主的原則；那么，即使是加強過程管理，也不能過度過多，從而損害了結果導向。

比如，一些給群眾的慰問、救助項目，全部變成了轉賬，當然是好事。只是基層干部與群眾之間的交流就淡了許多。

還有，關于專項資金，現在設計得過多過細，有的不切基層實際，能不能實行大類的統籌整合？讓基層有一定的規劃、使用自主權。

6

親基層干部

袁迎春的《基層治理的困境與化解》一書基于“親基層干部”的立場，提出親近、關心基層干部，并提出從健全干部容錯機制、改善基層干部形象、完善社會矛盾預防機制等方面多管齊下緩和基層干部的消極心態，提升基層干部的職業動力。

面對基層維穩的困境，“親基層干部”既是一種價值呼吁，更是一種來自基層干部的心聲。

“親基層干部”，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需要有良好的制度體制機制和輿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