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蘇聯是與美國并肩作戰的盟國等原因，羅斯福政府在用人上還比較兼容并蓄，政治歧視不那么明顯。

　　戰爭一結束，美國政府機構就開始進行“清洗”。美國國務院于1945年底、1946年初，已經解雇了大批有共產黨嫌疑的人員。盡管如此，所謂“共產黨滲入政府”一直是共和黨攻擊民主黨的一個題目。1946年國會中期選舉，共和黨取勝的途徑之一，就是在這個題目上做文章。杜魯門為顯示自己反共決不落后，于1947年春頒布了《聯邦雇員忠誠法》，規定了一系列空前廣泛的對政府工作人員或準工作人員進行審查的規定。

　　凡任何與共產黨有瓜葛或涉嫌的人員都被認為是“不忠誠”分子，或是危害“國家安全”分子，而在清除之列。進入國家機關工作的人都要進行“忠誠起誓”，聲明自己與共產黨無關。總之“共產黨人”或“親共”本身就是罪名。杜魯門這一舉動并沒有減少反對派的攻擊，相反，卻為共和黨的“扣紅帽子”活動提供了更多合法依據。

　　1、麥卡錫主義的興起

　　在對華政策上，“扣紅帽子”從赫爾利就已開始。在那以后，親蔣集團就不斷使用這一武器。他們甚至聳人聽聞地說國務院遠東司有一個“赤色支部”，一直在為共產黨作宣傳，破壞“國民政府”的聲譽。到1948年以后，隨著國民黨的節節敗退，美國親蔣集團這方面的活動也變本加厲。

　　1949年一年中，國會中不斷有人提出建議或提案，要求對國務院制定對華政策的人員進行調查。甚至有的州議會也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政府將國務院中與對蘇對華政策有關的人解職。1949年9月，原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曾任駐華使館參贊）升任助理國務卿，在參議院討論和批準其任命過程中，實際上又掀起一陣關于對華政策的指責，親蔣議員把巴特沃思作為“自由中國陷落的象征”加以反對。

　　1947-1948年間還有一件事實際上與麥卡錫后來的指控有關。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以考慮批準國務院經費為由，于1947年派出調查組，審閱了108名國務院工作人員的“忠誠檔案”，后來又于1948年1月就其中81名人員的情況舉行聽證會，一一進行分析審查。3月間，另外一個小組委員會——眾議院關于行政部門開支委員會——又舉行聽證會，會上國務院負責行政和人事的助理國務卿作證稱，在被審查的人員中只有57人被雇用。

　　其后，于1948年8月，眾議院外事委員會又有一名共和黨議員對國務院所謂“共產黨嫌疑”問題進行調查。他作出報告稱，自1947年以來，國務院已有134名這類嫌疑分子或辭職，或被解雇，他對此表示滿意。

　　以上都是麥卡錫出場以前的事。

　　1950年2月，麥卡錫正式登場。他在弗吉尼亞州的惠林發表了一次瘋狂的演講，從此從一個資歷最淺的默默無聞的參議員變成新聞人物，以他名命的“主義”統治了美國政治生活好幾年，直到他死后影響猶在，構成美國歷史上最反動而荒唐的一頁。

　　他在“惠林演說”中全面攻擊美國對華政策，說他掌握材料，國務院中有205名“共產黨員”，并且還是“間諜集團”的成員。緊接著，他在其他地方作了幾次演講，進行同樣攻擊，不過攻擊人數陸續下降，最后集中到9名人員，其中有好幾個是與中國事務有關的。

　　在這種情況下，參議院于2月22日通過一項決議，成立一個調查小組委員會，對麥卡錫所指控的人員一一進行審查。該委員會由參議員泰定斯主持，故簡稱“泰定斯委員會”。

　　“泰定斯委員會”從1950年3月8日至7月7日期間共進行了31天聽證會，對麥卡錫所指控的人員及提出的“罪狀”進行了詳細審查。

　　于7月30日提出報告，對每一個人作出結論：麥卡錫所指控的罪名一個也不成立，這些人員都沒有所謂“親共”問題，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對美國“忠誠”有問題。“泰定斯報告”中還指出，實際上麥卡錫所指控的人員與上述1947年至1948年調查的人員相吻合，不過對材料加以片面渲染和夸大。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但沒有就此了結。朝鮮戰爭爆發后，又掀起了一個規模更大、持續更久的高潮。

　　2、蔣介石政權扮演的角色

　　在這一活動中，國民黨也從旁配合，常常提供關于美國派往中國的人員情況，說某人是“中國”的朋友，某人是“毛澤東的朋友”，等等。有時直接插手，例如宋美齡反對以杰塞普為首的遠東問題三人小組。杰塞普后來也是被攻擊對象。在就巴特沃思的任命進行爭論期間，顧維鈞曾建議改由戰時曾任國務院中國處處長、親蔣反共的洪貝克任此職。

　　又如在拉鐵摩爾受到指控時，周以德到臺灣向宋美齡收集“太平洋學會”及拉鐵摩爾的“親共”材料。

　　在與中國問題有關的人員中受害比較突出的是謝偉思、戴維斯和范宣德。由于他們的名字都叫約翰，右派稱之為要為“失去中國”負責的“三個約翰”（另外一說第三個約翰是老中國通費正清，而不是范宣德。）謝偉思受害最早。1944年4月，赫爾利把他調回國，6月即因所謂“美亞文件”事件被捕，受到審查。事件的簡單經過是，美國《美亞》雜志的編輯賈菲平時與謝偉思有來往。

　　1945年春，該雜志及賈菲本人都以共產黨嫌疑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在一次賈菲外出期間，聯邦調查局闖入其辦公室進行搜查，發現桌上有幾份謝偉思去延安后寫的報告底稿，謝因而被捕。經過調查審訊后，法院宣布謝無罪，不予起訴。當時恢復了謝在國務院的工作，謝被派到日本和新西蘭任職。到1950年謝又為麥卡錫所指控，國會調查委員會審查一年半之后雖然又宣告他沒有問題，但仍被國務院解雇。

　　謝不服并上訴，直到1957年，最高法院才判決其勝訴，又回到國務院工作，至1962年退休。盡管最后勝訴，但是他作為杰出的外交官的生涯已受到很大挫折，戴維斯在赫爾利任駐華大使期間被調離中國到駐蘇使館去工作。回國后在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凱南手下任職。1950年他被列入了麥卡錫的黑名單，從此一直受到審查，但仍在國務院工作。到1954年杜勒斯任國務卿時，對他的結論是沒有對美“不忠誠”的問題，但是以“判斷不當”，不適宜在國務院工作為由把他解雇。他以后在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難。

　　范宣德是三人中資格最老、職務最高的。1947年，在美國開始決心積極助蔣打內戰時，馬歇爾將他調離遠東司到瑞士去任公使，并對他說這是為了保護他免受國會共和黨議員的攻擊。盡管如此，范宣德仍不免于難。

　　自1948年起，就有共和黨議員根據聯邦調查局檔案中，一些無根據的懷疑材料指控范有向蘇聯遞送秘密情報之嫌。1950年麥卡錫的黑名單中他名列第二號人物，為重點對象。

　　為了羅織罪證，麥卡錫不惜雇人在瑞士制造假郵件誣陷范宣德，最后因該人暴露被瑞士警方速捕，范宣德才得幸免于難。但是他的名譽受損，外交官生涯也因而受到打擊。國務院原打算派他出任駐哥斯達黎加大使，但是考慮到參議院討論時又會引起麻煩，遂改派他出任職務較低、毋須經過參議院批準的職務。

　　他本想到國會據理力爭，但為了“顧全大局”，而且當時如果拒不接受而提前退休，生活會有困難，不得不接受了。盡管如此，麥卡錫仍不放過對他的指控，甚至動用了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期間供給米樂斯的對范宣德盯哨的秘密報告。對范宣德的審查后來成為美國政治斗爭中一件引人注目之事。

　　中間經過好幾個回合，最后到1953年2月，杜勒斯任國務卿時作出決定：對范宣德忠誠的懷疑可予取消，但是范在工作中“判斷不當”，因此著其立即辭職，否則即予解雇（意味著連養老金都沒有）。第二天范宣德即遞上辭呈，此案遂告結束。

　　3、拉鐵摩爾案

　　在政府官員以外比較出名的案件是拉鐵摩爾案。

　　拉鐵摩爾自幼生長在中國，是著名的亞洲和中國問題專家，尤以精通蒙古學著稱。抗戰時期曾受羅斯福委派為蔣介石的政治顧問。30年代時曾任“太平洋關系學會”刊物《太平洋事務季刊》的主編，訪問過蘇聯。1937年訪問過延安。他原來極受蔣介石尊重和重視，后來因他在珍珠港事變后任美國戰時情報局遠東區特別顧問期間，曾選用了報道國民黨政府腐敗情況的一些稿件，引起后者不滿。1949年他被美國國務院聘為遠東問題顧問之一，主張承認新中國。

　　1950年麥卡錫把他列入黑名單，也受到“泰定斯委員會”審查。他為自己作了強有力的辯護，此次審查以宣布拉鐵摩爾沒有問題而結束。但是到1951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對“太平洋關系學會”進行審查和指控，拉鐵摩爾被牽涉進去，成為主要對象，最后美國司法部門判其“偽證罪”，拉遂流亡英國。

　　當然，當時以各種有形無形方式受到迫害的參與對華政策的政府官員或專家遠不止這些。至于一些進步作家如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等的遭遇是眾所周知的。還有像費正清這樣的著名中國通也受到一定的歧視和壓力。

　　麥卡錫后來于1954年受到參議院彈劾，因為他得意忘形，把指控的范圍擴大到美國陸軍，為當局所不容，右派也認為他太過分，政治上對他們不利，遂決定拋棄他。他于1957年去世。

　　就對華政策而言，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決不止于其本身。那些受他迫害的人雖然后來先后恢復名譽，但是大批對中國問題真有了解的、有獨立見解的人員都調離了國務院。而且這一系列的“忠誠調查”起了殺雞儆猴的作用。特別是后來國務院在杜勒斯把持之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問題成為禁區，無人敢提正視中國現實、重審對華政策的話題，這至少對推遲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起了一定的作用。

　　4、共和黨與民主黨“反共”的差異

　　美國統治集團內部這場形式上相當尖銳的斗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實質的分歧，在多大程度上是純黨派斗爭？這在中外學者中都有不同的意見。

　　一種極端的意見認為既然二者都是反共的，就是一丘之貉，其分歧是不足道的；另一種極端則把當時美國政府對新中國的敵視政策完全說成是右派壓力的結果，似乎依了艾奇遜這一派，中美關系早就可以正常化了。

　　客觀分析起來，這兩派的政策思想有共同點，也有真正的分歧點。

　　主要的共同點

　　（1）以反共為大前提

　　當時世界格局已經形成，美國反蘇反共已是既定戰略方針。在國內，反共立場已成為擔任政府公職的必要條件。1949年1月，艾奇遜在討論對他的任命的參院外委會聽證會上，應共和黨參議員范登堡的要求，專門發表了表明反共立場的講話。最后經他本人同意，被歸納為兩句話向新聞界發表：“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主義對于自由社會、人權和基本自由權是致命的；共產主義作為征服世界的侵略因素對獨立國家的政府和自由的人民是致命的。”

　　在這種反共立場上，無論是哪一派，都絕對不希望看到中國統一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即使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已成定局，也要千方百計搗亂，以期最終有一天能改變這一現實。這一點，在艾奇遜《白皮書》的《附信》中也說得明明白白。

　　（2）都不主張美國親自出兵

　　在政府方面，經過各軍政部門反復研究得出一致的結論是，美國無論如何不可能親自出兵與中國共產黨一戰。而在叫得最響的援蔣集團這邊，也沒有人主張出兵。艾奇遜概括他們的主張是：“用大量的軍事援助，而不用卷入戰斗，以圖擊敗中國共產黨”。

　　這些人也一再聲明這一點：“從來沒有人主張派一兵一卒去打仗”（周以德）；“我從來沒有建議過派軍隊去中國”（布魯斯特）；“那些批評我國政策的人從來沒有提出過派軍隊去中國的建議”（諾蘭）；“我并不建議派美國軍隊去中國”(蒲立德)。

　　在國會辯論中，民主黨人士也以這個題目來將共和黨的軍。

　　例如康納利在反駁范登堡對政府對華政策的批評時，問他：“你會送你的兒子到中國去打內戰嗎？”

　　所以，兩派的政策主張在實際行動上仍不外乎美國出錢、出槍，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因此，可以說，兩派共同的“上限”是反共，共同的“下限”是美國不能派軍隊到中國參戰。其分歧就是在這個范圍之內的選擇。

　　分歧點

　　（1）歐洲第一還是亞洲第一（或歐亞并重）

　　這是兩派在政策思想上比較帶有實質性的分歧。馬歇爾、艾奇遜、凱南等當時參與決策的人，都是重歐輕亞派。1949年9月有名的PPS39文件，更是集中體現了這種思想。這是東部權勢集團的傳統思想，同時也是由歐亞發達程度的差別和當時美蘇在歐洲爭奪緊張的客觀形勢決定的。這派人認為，權衡輕重，即使中國共產黨統治了中國，對美國也不會形成太大的威脅。另一派以一部分共和黨人為代表，眼光朝著太平洋。在美國歷史上，共和黨在南北戰爭時期代表新興的工商業資本，需要向太平洋開拓市場。征服菲律賓、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恰好都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實現的。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就有一派人反對美國先歐后亞的戰略。

　　麥克阿瑟于1944年向《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發表談話，批評華盛頓的戰略部署，說美國不應介入歐洲的爭端，而應把重點放在亞洲，“太平洋沿岸地區和它的以十億計的居民將決定今后一萬年的歷史進程…斯大林也了解太平洋的形勢，他一面在歐洲打仗，眼睛卻在望著亞洲。”他還說：“如果蔣介石被推翻，中國將陷入極度混亂。”

　　從這番話中可以看出，當時麥克阿瑟已經是從與蘇聯爭奪的角度考慮問題，并認為爭奪的重點在太平洋。根據這一邏輯，必須支持堅決反共的蔣介石。這也是戰后援蔣集團的主要論點。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美國劃時代的、歷史性的失敗，是對美國安全的沉重打擊”。

　　周以德、諾蘭、布里杰斯等人經常鼓吹：“杜魯門主義”不能只用于歐洲，亞洲“共產主義化”了，蘇聯就可以無后顧之憂，全力對付歐洲，而亞洲的關鍵是中國。有人甚至說蘇聯在柏林制造緊張是“聲西擊東”，為了轉移美國對中國的注意。

　　周以德還說：“我不能投票贊成花200億美元守住一條陣線，而忽視另一條對我們的未來同樣至關重要的陣線。”

　　因此，他們在國會斗爭中一再強調美國應把中國與希臘、土耳其同等對待。并經常采取“一攬子交易”的策略，把通過他們提出的援蔣修正案作為投票支持援歐撥款的條件。

　　（2）對中國現實的認識

　　當時美國政府中經常與中國打交道的軍政人員，特別是常駐中國的人員，對國民黨政府之腐敗無能、四分五裂的狀況，對廣大中國人民生活之困苦以及要求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望，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了解。因此，他們多少承認在中國所發生的是一一場來自內部的革命運動，不是從外部強加的。駐華外交官們對此體會更深，認為美國的反共政策“不應使我們有義務支持一個不可救藥的、腐敗的、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

　　因此，他們主張繼續給蔣援助要以國民黨實行改革為條件。另一派則盲目地維護蔣介石，把揭露國民黨貪污腐化說成是“親共分子”的宣傳，把中國革命完全說成是“蘇聯侵略”。按照他們的邏輯，既然支持蔣政權是支持“一個獨立的主權政府反對外來侵犯，那么它即使完全不民主、腐化、無能也無所謂”，認為不應“把美國最高利益與中國內部凈化問題混淆起來”。

　　到1949年下半年，國民黨大勢已去，不可挽回時，援蔣集團還竭力鼓吹援助一切在大陸殘存的反共地方勢力。美國國務院則更加現實地看到，在中國“不存在抵制共產主義的基礎”，這些地方勢力將迅速瓦解。

　　（3）對美國實力的認識

　　執政者必須客觀地估計自已的實際軍事、經濟及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因此認識到美國的力量是有一定限度的。野心雖大，力不從心，必須有重點。他們認識到中國局勢絕非在美國實力范圍之內所能扭轉。而另一派人，主要是在野者，則相信美國萬能，認為只要無限地向中國傾瀉金元和武器，就能阻擋中國革命的勝利。他們急不可待地要看到美國立即實現獨霸全球。

　　有一篇為布里杰斯很欣賞而建議納入國會記錄的文章說道：

　　我們在執行政策中的一大困難，就是美國人民還沒有追上我們實際上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人民是否贊同這一角色是另一回事。

　　…歷史事實是，自1939年以來，美國已成為一個大帝國。這樣一種地位涉及一項全球性的計劃和政策，“門羅主義”和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充其量不過是區域性的政策。“海洋自由”政策才是最接近于一項全球性的政策。

　　…我們的新處境和大不列顛的沒落，把一個新的角色強加在我們身上，而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正因為如此，我們在中國遭受了這樣沉重的打擊。

　　這篇文章是評論前明尼蘇達州州長斯塔森于1949年4月在賓州大學的一次講話。斯塔森在講話中主張每年在亞洲投資10億美元作為反共的費用，用以援助分散的地方反共勢力，而不通過一個中央政權。

　　當然，當時執政的民主黨政府并不是沒有取代英國獨霸全球的野心。

　　羅斯福在戰時就已看到這一點，但是對干涉中國的可能性，他們有一個現實的估計。另外，他們之中還有一些人，認為軍事手段并不是唯一的有效手段。即使共產黨執政之后，還可以用經濟的、文化的手段予以分化瓦解，促成內部的變化。這是司徒雷登最熱衷的方針，也是艾奇遜在《白皮書》的《附信》中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再顯身手”。也就是說，在用什么手段最能有效地反共這一問題上兩派有不同的意見。

　　總的說來，可以說，執政的民主黨人士有一定的現實感，在知己知彼方面都比較接近現實；另一方則反是。設若共和黨處于執政地位，是否能夠無限制地、不現實地使用力量，究竟可能比民主黨對蔣政權多給予多少援助，這很難說。

　　不過《1948年援華法》通過時，共和黨占多數的眾議院在審核政府提出的款項時反而把總數減掉了6300萬美元，這一事例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一點問題。

　　另外，還有一部分人確實比較開明，反共意識不那么強烈，他們比較真誠地相信民主、自決的原則，認為扶植一個反動腐朽的政權去反對人民革命于理不合，同中國共產黨也不是不可以打交道。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十分維護美國的長遠利益，預見到這種強烈的為意識形態所左右的政策對美國帶來的危害。

　　直到1949年，國會內討論援蔣問題時，還有個別議員明確指出：美國的《援華法》不是援助中國或中國人民，而是直接干涉一場絕大多數人民起來推翻法西斯統治的內戰。如果這項援助真是出于“人道主義”的目的，就不應該把共產黨統治的地區排除在外。他說：“如果中國人民要一個共產黨政府，這是他們的權利，正如我們有權利要我們的政府一樣。”

　　但是這種聲音在當時比較孤立，一年之后就更聽不到了。

　　至于對某些政府人員的人身攻擊，以及全面抨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美國政府的政策，等等，這些都是適應美國國內政治的需要，中國問題只是借題發揮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援蔣集團這樣囂張地攻擊政府官員對美國“不忠誠”，“出賣”美國利益，而他們之中有些人與國民黨人員明里暗里勾結，泄露機密，策劃反對政府政策，已有大量證據，卻沒有受到指責。當個別議員如曼斯菲爾德、摩爾斯等要求對此進行調查時，艾奇遜似乎本來可以趁機反擊，但他并不積極，在國會答問時閃爍其詞。

　　當時有記者著文稱，美國國務院掌握了援蔣集團的足夠事實，如果愿意的話，他們是可以大斗一場的，但是他們寧愿不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愿使赤色分子感到欣慰”。這分析有一定道理，足見反共在當時還是主流思想。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