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制度若不能為公益正名，資本就會替它做主。

01

《潛伏》中的“情報販子”謝若林有句經典臺詞：“兩根金條放在這里，你告訴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齷齪的？”這句話放在“獻血”上面，居然有相似之處。

近日，江西崇仁縣一位19歲的女孩，被人忽悠進了一家血漿站應聘暑期工，在“燃燒青春，漿愛同行”的公益說詞下，被一次性抽取580毫升原料血漿，換回薄薄300元現金。

其實類似一幕，在去年的山西和順縣也上演過，不過看起來更過分：某血漿站，打著“獻漿助學、漿愛傳遞”的口號，以200元“助學補助”說服學生在2個半月內捐獻4次以上血漿。

兩起事件如出一轍：在 “獻愛心” 的包裝下，單純的年輕人被當成了牟利工具。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操作，不僅踐踏了良知，還“連累”了無償獻血信任體系，使其“雪上加霜”。

02

這里需要澄清一個概念，血站是事業單位，而血漿站是企業。在血站獻血，是無償的公益奉獻，而在血漿站獻血，是有償的商業行為。

這些血漿站背后，往往是市值上百億的上市公司。例如崇仁血漿站背后的某生物制藥，其年報業績蒸蒸日上，其中有多少是打著“助學”“奉獻”旗號包裝的“收割”？公眾并不知道。

而相比之下，無償獻血體系內部的信任潰敗，更加令人憂心。

還是去年，山東廊坊的王先生，八次無償獻血后急需用血，卻被醫院以 “獻血證過期” 為由拒絕優先用血。

這不是個例，由此導致的后果也顯而易見：當“無償獻血”只強調道德義務，而不對應權利保障，信任體系就會迅速塌方。

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可怕的“錯位激勵”：商業血漿站以短期利益誘惑經濟弱勢群體，無償獻血體系則因執行冷漠，逐漸喪失道德號召力。

最終，社會大眾面對的不是“獻”與“不獻”的選擇，而是“信”與“不信”的拷問。

03

要止住信任流失，個案追責遠遠不夠（何況還沒看到），必須從根源上厘清“公益”與“商業” 的邊界：

一是嚴禁商業包裝。所有涉及商業采漿行為的宣傳材料，必須強制標注“企業主體”、“商業報酬”，嚴禁使用“助學”、“奉獻”、“公益”等公益性術語。

二是強化監管力度。打破企業“自查自糾”的形式主義處置，建立衛健系統統一的獻漿數據平臺，對超頻采漿實時干預。

三是凈化無償獻血體系。全國統一的“電子獻血證”應在所有醫療機構通用，并務必落實“緊急用血優先權”、“三免”等承諾，對不兌現承諾的機構、人員予以問責。

如果可能的話（我不知道為什么不可能），血液的采集總量、庫存水平、流向去處應向社會公開，避免任何形式的“特權用血”操作空間。

04

道德不需要號召，每次災情來臨，都有人排隊獻血；每次網友呼吁應急獻血，都有無數人站起接力。

如果一個公益體系，只講道德、卻缺少數據透明和責任落實，注定難得人心。

回到“女孩被抽580毫升血漿”這起事件上來，它永遠比不上“董黃蔣那”四小姐的熱度，但在社會層面，其撕裂程度并不容小覷。

我們并不否認“生物制藥”產業的發展需要，更理解無償獻血事業的偉大，只希望保持基本的良知，劃定倫理的界限，不要用愛心、公益宣傳來包裝商業行為，不要用“獻血有益健康”等宣傳來忽悠公眾——哪怕你說“適合獻血人群，適當獻血不影響健康”也好啊。

就“獻血”而言，無論有償、無償，沒有高尚和齷齪之分，齷齪的是個體的人。只是當“愛心”可以被明碼標價，當“公益”可以成為營銷語言，我們失去的就不僅是血漿，而是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