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前曾經寫過一篇關于高炳芳案的稿子，取名為“立法親歷者評高炳芳案：一文讀懂虛假訴訟罪”。當中沒有對高是否構成犯罪得出明確的結論，是因為對案件情況不完全了解，倉促下結論，難免出錯。更因為，在當時既有證據材料的基礎上，我判斷，高已經明確構成虛假訴訟罪。

現在這個案子二審判下來了，我大體看了看一審和二審的兩個裁判文書。也看到了網上出現的各式各樣的評論：有的山呼冤枉，有的報以同情，甚至還有的提出“這對民事律師未來執業帶來毀滅性打擊”。

我原來是堅持一個事件只評一次的，因為一次如果不能評判清楚，就證明了水平有限和評判失敗。但對高炳芳這個案子，我破個例，根據一審判決和二審裁定再評一次。既要在紛繁復雜的觀點中刪繁就簡，提煉出高構成犯罪的明確理由，也盡量明確虛假訴訟犯罪的辯護要點。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 一是，農民工的工資到底是否已經結清？

虛假訴訟構成犯罪，就是整案虛假和無中生有。什么是整案虛假和無中生有？就是在根本不存在爭議的情況下，捏造爭議提起訴訟。這既是法律的明確規定，也在配套司法解釋中完整體現了。

比如：我不欠你錢，一分錢都不欠，你提起訴訟，告我還錢。這就是典型的虛假訴訟犯罪。

反過來：我欠你錢，但只欠你100，你在借條上加了兩個零，改成了10000，然后提起訴訟。這個訴訟雖然也有虛假的成分，但由于不是無中生有而是由小變大，就不構成犯罪。查清到底是100的爭議，還是10000的爭議，是法庭職責。要求當事人上法庭就全說真話，不現實也不可能。

高案中，一二審法院不斷重復的事實是：農民工工資已經全部結清。這種情況下，農民工與發包轉包等各方，均再無爭議。高炳芳等再通過偽造授權書等證據的方式，以農民工的名義，提起訴訟，即為虛假訴訟犯罪。

• 二是，工程款與農民工工資能否區分清楚？

我上篇稿子中提出“不存在爭議而又提起訴訟的，才構成虛假訴訟罪”。我看評論區有人誤讀了，說“作者的觀點已經明確了，不構成犯罪，因為高案中有爭議”。

做生意都難免發生爭議。關鍵看是誰和誰的爭議。

高案中，“農民工工資已結清”是事實，轉包方趙衍伍沒有結清米培印等人工程款也是事實。爭議的對象是工程款，爭議的雙方是趙衍伍和米培印等人。

有人也許會說，人民幣不寫名字。先期支付給農民工的錢，可以是工資也可以是工程款。把它認定為工程款的話，工資就還沒有支付。這樣，再以農民工名義討要工資，也是可以的。

這么說，未免強詞奪理。人民幣的確不寫名字。但人民幣到了誰手上，就明確了性質。到農民工手上的，只能是工資而不能是工程款。也正因此，農民工工資已結清，是本案基礎事實。再以農民工名義要工資，即為虛假訴訟犯罪。

• 三、本案關聯的民事訴訟與農民工討要工資有沒有關系？

本案關聯的民事訴訟，實際是趙衍伍與米培印等工程款爭議。這個爭議曾提出過訴訟，而且也判了，還生效了。只是判決支付的數額過低，而且很難通過再審程序予以改判，所以才又有了以農民工討要工資的訴訟，另行“找補”。

我不知道此前民事判決到底是否公允，但如果認為數額過低，應該通過再審程序予以糾正。而不是另辟蹊徑，通過偽造農民工授權等方式再造新訴訟。

也就是說，從高炳芳一方看，工程款爭議與工資爭議有關聯，是由工程款爭議而引發的工資爭議。但就單獨就工資來看，“已經結清”，客觀上不存在爭議。再捏造爭議提起訴訟，即為虛假訴訟犯罪。

• 四、虛假訴訟罪的辯護要點是什么？

我兩篇稿子中都不斷重申的觀點是：整案虛假和無中生有，才能構成虛假訴訟罪。這個罪的辯點就特別簡單，也特別明確：是不是整案虛假和無中生有？

簡單的例子是：我不欠你的錢，你告我，這是典型的虛假訴訟。

復雜點的例子是：張三欠你的錢，你不告張三，只告我。這種情況，要看我與張三和你之間的關系。這個“關系”能否形成我和你的爭議，形成爭議，就不是虛假訴訟犯罪；形不成就是。

高炳芳案中，農民工工資已結清，農民工與各方再無爭議。再以他們的名義提起訴訟討要工資，即為虛假訴訟犯罪。

我看網上喊冤的帖子中，有一種觀點：工程款沒結清的情況下，即出于好心墊付了農民工工資。如果不允許再以農民工名義向更上一級轉包方要錢的話，這就是變相鼓勵“結清尾款前，不付工資”。

結清尾款前付不付工資，何時付工資，按天結算、還是按月結算，這些問題，均屬于實踐中各方具體掌握的問題。這不能否認工資已結清的事實，也不能由此認定高不構成犯罪。

• 五、關于“未來”的爭論到底有多大價值？

在前面第四部分，我已經提到了一個關于“未來”的爭論的問題。就是判了高有罪，是不是變相鼓勵，晚結工資和不結工資。我看到還有一種擔憂和爭論：就是對民事律師執業帶來很大風險的問題。

類似的爭論，不該存在于對具體案件的定性判斷中。

我常說：學好黨史，做好律師。小平同志很偉大，說話言簡意賅、不拖泥帶水。這一方面是因為性格和決斷，另一方面是他清楚，對未來的爭論，很多是無效甚至有害的爭論。姓資姓社的爭論，導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是左是右的爭論，導致一會兒反左一會兒反右。“不爭論”是他掛在嘴上的話，這當中透露著經驗教訓，更體現智慧。未來還沒來；來的時候，也不見得按爭論的樣子來，所以“不爭論”，做好眼前的事就行。

具體到高炳芳案中，兩個關于未來的爭論，都沒有價值，而且都與現實的實踐情況不符。

判高有罪，就會導致晚結或者不結工資嗎？去看看另外一種，也許是更普遍的情況：發包方早把錢打給包工頭了，而包工頭謊稱自己也沒拿到錢，所以不給農民工工資。這種情況咋辦？

判高有罪，就會惡化民事律師的執業環境嗎？75個農民工，整案材料虛假，偽造授權委托書，偽造證據材料，如果每個律師都這么做的話，那該惡化就得惡化。這不叫惡化，而應該叫整頓。

• 六、為什么要以農民工討要工資的名義，以及為什么要掛拉上粥店建筑公司？

這一點屬于猜測，就算我小人之心吧。但因為這個點，可以為農民工今后要工資，簡化程序、明確思路，還是要寫出來。

當前環境下，只要是涉及農民工工資，各方面都重視。凡國有企業發包、轉包給包工頭，而包工頭又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別的都不說，先一律清場，讓包工頭沒有生意做。如果是國有企業自身的原因，政府信訪、住建等各個部門，不經司法程序，即可約談、施壓和問責。

所以，農民工要工資，一般沒有必要走上訴訟，信訪告狀即可。這樣又快又省錢。

具體到高炳芳案，一方面以農民工討要工資的名義提起訴訟，是因為這樣好要；另一方面掛拉上粥店公司，是因為他有錢。

魯迅說：“世上本無路，走多了就是路了。”我說：“世上沒有捷徑可走，此處走通了，彼處就會跌倒。”

找有錢的主，要好要的錢，又娶媳婦又過年，這種“好事”還是不沾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