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發現，今年“漲工資”這個詞出現的頻率特別高？昨天還登上了熱搜，成為全網熱議的話題。

先是3月，國家就把“城鄉居民增收”列為今年的重點工作；4月，高層會議點名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5月，具體方案來了，提出要建立“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到了本月，方案進一步細化，直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同時取消社保的戶籍限制。

截至目前，已有多個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經濟發達地區，如上海從2590元漲到了2690元，漲了100元；欠發達地區，如青海，雖然絕對值沒有上海高，但漲幅大，最低標準從1880元上調到了2080元。

那么，為什么我們要在這個時候給低收入群體漲薪呢？

道理其實很簡單，就兩點：

第一，給低收入群體漲薪，是社會公平的體現。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還有一半的人，月收入不足3000塊，算下來，一年也就3萬多一點。但是，我們人均GDP可不低，去年已達95000多元，快到10萬了。

換言之，有一半的人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所得的收入只有創造價值的40%，而發達國家這一比率，一般在50％－70％。

另一邊，這些年，金融、互聯網、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熱門行業的從業人員，年薪超20萬的現象很普遍。不是說他們不該拿高薪，有能力當然應該拿，但3萬對20萬，差距有點大了。

以前，我們可能太重視“做大蛋糕”，忽視了“分蛋糕”，導致普通勞動者分到的相對較少。如今，我們提倡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時就要注重公平。

這輪漲工資，尤其給低收入群體漲，就是讓他們在初次“分蛋糕”時就能分享到更多的發展果實，這是實現社會公正非常重要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這輪漲工資不是漲一次就完了，而是明確提出了建立“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啥意思呢？就是以后漲工資要變成常態化。

這事兒可以參考日本，他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搞了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也是每年常態化地給老百姓漲工資，十年內讓日本老百姓的收入翻了一番。效果是顯著的，日本人敢消費了，市場空前繁榮，國民心態更穩了，公平感、正義感大大提升。

第二，給低收入群體漲薪，是撬動消費的杠桿。

消費能拉動經濟增長，這道理都懂。那錢在誰手里最能轉化為消費？

當然是中低收入群體。

這個群體的需求非常多，而且非常實在，比如孩子的學費、父母的醫藥費、家里的老舊家電、衣柜里的舊衣服，早該換了，但因為口袋淺，很多東西都是能省則省，想消費也不敢。相反，高收入群體，該有的基本都有了，想刺激他們消費，很難。

研究證明，低收入群體每多賺1元錢，可能拿7－8毛去消費，尤其是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輕人，他們口袋里只要多一點錢，消費意愿就非常強。

而且根據凱恩斯理論，增加消費也是形成良性經濟循環的關鍵——

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漲了，他們就敢買東西了，消費市場跟著活躍起來，帶動企業營收增加、利潤提高，企業有錢了又可以反過來再給員工漲工資或擴大經營多招點人，更多人增加了收入又能消費，整個經濟就沿著這個循環一圈圈正向轉動起來了。

說到這兒，有人可能會想，漲工資固然是好事，但下面的企業真的會認真落實嗎？

對，政策規劃得再好，也要落實才行。個人建議可以從兩個方面推動落實：

一手要硬。對于最低工資的紅線，要嚴格執行。對于個別玩“拆工資”和文字游戲的公司，監管部門得堅決打擊，以體現國家的決心，讓低收入群體得到實際好處。

一手要軟。用鼓勵的方式，推廣工資集體協商，老板和員工一起坐下來聊怎么漲，漲多少，最好有關部門能訂立個指導線。同時，對利潤薄的行業，如超市、飯館，應適當減稅，幫他們分擔一些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

說到底，給低收入群體漲工資這事兒，不是該不該漲、漲多少的問題，而是必須漲、怎么落實的問題，它既是社會公平的基石，也是撬動消費的杠桿，期待這些好政策，能早日反映在我們普通打工人的工資單上！

參考資料：

《漲工資的信號越來越明顯》財經雜志

《連續4個月提“漲工資”，背后有何深意？》時代周刊

《盛松成：如何通過再分配提振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大河財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