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兵之前，我就是個普通農民，和村里其他人沒什么兩樣。后來參了軍，靠著自己肯干，加上也遇到了幫襯我的人，在部隊一待就是將近四十年，最后干到了副師職的位置。在不少人看來，這也算是個不大不小的“官”了。
臨近退休的時候，有幾個老戰友跟我聊天，他們說：“老李啊，你退了休回去，怕是要適應一陣子。一來，你離開地方社會太久了；二來，你在部隊好歹是個首長，退了休就變回普通老百姓，這身份的落差，心里頭可能會不得勁兒。”當時我心里還有點不以為然，心想這有什么？像我這樣的級別，全國上下多的是，人家都能過，我怎么就不行？

可真等到脫下軍裝那天，頭幾天心里頭確實有點不一樣的感覺，空落落的，好像少了點什么。最明顯的，就是坐公交車。每次上車，心里頭總有點別扭，好像怕被熟人瞧見笑話似的。車廂里空氣不怎么流通，人擠人，搖搖晃晃的，確實不太習慣。畢竟在部隊這么多年，上下班都有車接送，早就習慣了。我心里明白，論出身，我也是農村娃；論身體，坐公交也沒問題。這別扭勁兒，說到底還是心態沒擺正，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只要把這心結解開，自然就沒事了。
我不想老這么糾結下去，就想快點找回以前那個踏踏實實的自己，當個舒心的退休老頭。于是我開始試著調整心態。第一步，我決定一個人出門走走。按說我這年紀和條件，坐火車完全可以買臥鋪。但這次，我偏偏買了張硬座票，就是想看看自己這心里頭，那點虛榮心還在不在。

那天晚上，我從太原坐車去西安。坐的是趟直快車，一路上停的站特別多。正好趕上麥收季節，每到一站，就呼啦啦上來好多在外打工的農民工，都是趕著回家收麥子的。車從太原開出去時人還不算多。坐我旁邊的是對母女，母親看著三十多歲，女兒七八歲的樣子，穿著打扮一看就是農村的。餐車推過來賣飯的時候，小姑娘眼巴巴地看著盒飯。她媽問了價錢，一盒十塊，顯然覺得貴了，沒舍得買，從自己帶的包里拿出個面包給孩子。我在旁邊看著，心里挺有感觸，這世上不容易的人還是多，自己該知足。
車開到后半夜，一兩點鐘的樣子，上來的農民工越來越多，過道里都坐滿了人，大家東倒西歪地打著瞌睡。不知啥時候，我座位邊上擠過來一個小伙子。我往旁邊挪了挪，盡量騰出點地方，我們三個人的座位硬是擠下了四個人。小伙子大概是累極了，身子歪著歪著，頭就靠在我腿上睡著了。我一點也不敢動，怕把他弄醒了，影響他休息。唉，我心里想，這社會上最辛苦的，就是這些在底層奔波的農民工兄弟了。我很清楚，要是我當初沒當兵，沒提干，我的命運和他們不會有啥兩樣。現在雖然身份不同了，但說到底都是一樣的人，只不過我的運氣好了點。
車快到西安站了，列車員開始打掃衛生。掃到我座位這塊兒時，空礦泉水瓶子堆了不少。坐我旁邊那小伙子看見了，笑著打趣列車員：“大姐，這一堆瓶子能賣不少錢吧？”我本來以為這位中年女列車員聽了會不高興，沒想到她只是很平和地說了句：“孩子，你還年輕，不懂。”我在旁邊聽著，也笑了。人和人之間，有時候一句平常話，也能讓人感到一點暖意。
眼看就要到站了，我想起軍校一個老同學就在西安鐵路局軍代處當主任。當年在軍校關系挺好，多年沒見了，正好去看看他。我掏出手機給他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我已經到西安站了。他立刻帶著個參謀趕到站臺來接我。一見面他就埋怨：“老李！你來西安怎么不提前說一聲？車都到站了才給我打電話，你這唱的是哪一出啊？”他哪知道，我是特意買了硬座票來的。這趟車，就是我自己給自己出的一道考題，想看看自己心里頭那點本分還在不在，只想早點找回退休后該有的平常心，踏踏實實地過老百姓的日子。

這趟硬座之旅，像一面鏡子，照見了自己內心那點殘留的、不必要的包袱。看著車廂里那些為生計奔波的農民工，聽著列車員那句樸實的回應，我恍然明白，生命真正的底色從來未曾改變。所謂的身份、級別，不過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件外衣。脫下軍裝，我終究是那個從黃土地走出來的普通人。退休，不是從高處跌落，而是回歸生命最初的起點——一個可以坦然擠公交、樂于與陌生人分享座位、為他人一句暖心話而微笑的普通人。找回這種腳踏實地的感覺，才是開啟幸福晚年的鑰匙。它讓我懂得，真正的適應不是勉強自己去接受落差，而是徹底放下那份虛妄的“身份感”，重新擁抱那個無需任何光環也能自得其樂的本真自我。這份回歸的平靜與坦然，遠比任何過去的頭銜都來得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