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根據我國權威新聞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名顧問表示，特朗普最近在思考一個關鍵問題，即如果美國加入以色列戰局并向伊朗投放大量掩體炸彈，這些炸彈能否摧毀伊朗戒備森嚴的核設施。

此外，一位美國官員稱，特朗普曾專門詢問他的軍事顧問，巨型鉆地彈（MOP）是否能摧毀伊朗的3個關鍵核設施之一福爾多。

根據報道，特朗普對發起攻擊成功確定性的懷疑是他權衡是否發動襲擊的原因之一。

美國官員表示，特朗普希望確保此類襲擊確有必要、能夠真正實現摧毀伊朗核計劃的目標，且不會將美國拖入中東的長期戰爭。

據這位官員稱，國防部官員告訴特朗普，他們有信心攻擊會成功，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完全相信。

美國五角大樓

對上面的新聞內容進行梳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幾個信息。

第一個信息：美軍一旦對伊朗一旦開啟攻擊模式，掩體破壞彈將是重頭戲。

第二個信息：美國對伊作戰計劃已經獲批，美軍也在向伊朗集結，特朗普想速戰速決，不想打消耗戰。

第三個信息：美國現在就等特朗普最后拍板了，特朗普遲遲沒下進行號令，鉆地彈效果好不好是重要一環，畢竟不能掉面子。

第四個信息：福爾多將是美軍的襲擊重點或者首要目標，伊朗應該在部署上有所調整，進行針對性應對。

特朗普

特朗普政府批準對伊朗的攻擊計劃卻未最終下令，這一決策背后是多重戰略考量的結果，而對鉆地彈效力的疑慮則是其中最直接的技術障礙。

就特朗普批準作戰計劃卻未下令的原因，再淺析幾點。

1.福爾多核設施的防御結構與鉆地彈效能的核心矛盾

伊朗福爾多核設施是全球防御最嚴密的核設施之一，其核心鈾濃縮廠房深藏于庫姆市以南山區地下90米處，由多層鋼筋混凝土和天然巖石層構成防御體系。

這種設計使其具備抵御常規空襲的能力，以色列的常規鉆地彈無法穿透如此深度，而美軍現役最強的GBU-57巨型鉆地彈（MOP）雖能穿透61米加固混凝土或40米堅硬巖層，但仍不足以直接摧毀福爾多的地下設施。

技術層面存在兩大挑戰。

一是單次攻擊的穿透極限，MOP的設計鉆深雖遠超其他常規武器，但福爾多的實際防御深度超出其性能參數。

五角大樓評估認為，需連續投放兩枚MOP，第二枚精準射入第一枚形成的彈坑才能突破防御，但這種戰術從未經過實戰驗證。

二是結構破壞的不確定性，即使穿透防御，地下設施的復雜布局（如分散式離心機陣列、備用電源系統）可能使攻擊效果大打折扣。

美國軍備控制協會警告，爆炸可能引發六氟化鈾泄漏，造成放射性污染和化學毒性擴散，反而加劇地區危機。

福爾多核設施

2.軍事行動的連鎖反應與戰略風險

特朗普對軍事行動的謹慎態度源于對“不可控后果”的擔憂。

首先是伊朗的報復能力，伊朗擁有中東最龐大的彈道導彈庫存（如“法塔赫”高超音速導彈）和無人機部隊，可對美軍在中東的30多個基地、以色列本土及海灣盟友發動襲擊。

伊朗革命衛隊已展示過“分批次、高頻次”導彈襲擊戰術，通過少量導彈制造預警壓力，降低攔截成功率。若美國攻擊引發伊朗報復，可能導致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

其次是地區代理人的卷入，伊朗通過支持哈馬斯、真主黨等武裝組織，可在以色列周邊開辟多條戰線。

2025年6月以伊沖突中，伊朗導彈襲擊已造成以色列5人受傷，而真主黨在黎巴嫩邊境的炮擊頻率顯著增加。

軍事行動可能觸發“代理人戰爭”模式，使美國陷入長期消耗。

最后是國際輿論與外交孤立，美國若單方面攻擊伊朗，將面臨聯合國安理會的譴責。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明確反對軍事行動，擔心破壞伊核協議談判進程。

俄羅斯和中國可能借此強化與伊朗的戰略協作，進一步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伊朗革命衛隊

3.特朗普的政治邏輯與決策權衡

特朗普的決策深受其“交易型外交”理念和國內政治考量影響。

特朗普批準攻擊計劃但暫不下令，本質上是通過“邊緣政策”施壓伊朗。

這種“以戰促談”的策略在2019年伊朗擊落美軍無人機事件中也曾使用——當時特朗普在最后時刻取消襲擊，轉而通過制裁和外交渠道迫使伊朗妥協。

當前，特朗普希望通過展示軍事決心，迫使伊朗在核談判中讓步，例如限制鈾濃縮活動或接受更嚴格的國際核查。

自2017年執政以來，特朗普始終強調減少美國在中東的軍事介入。

他在2025年中東之行中明確表示，美國的優先目標是經濟利益而非軍事冒險。

攻擊伊朗可能導致美軍長期駐扎中東，與特朗普的“撤軍”承諾背道而馳，進而影響其政治支持率。

除此以外，美國國會對軍事行動的授權存在爭議，民主黨強烈反對未經國會批準的攻擊。

若行動失敗或引發重大傷亡，特朗普可能面臨彈劾風險。

此外，美國民眾對海外戰爭的支持度持續低迷，2025年民調顯示，僅38%的美國人支持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

美國國會

4.軍事評估與政治決策的認知鴻溝

國防部與總統在攻擊可行性上的分歧凸顯了官僚體系與政治領袖的認知差異。

五角大樓基于模擬推演和武器測試數據，認為MOP攻擊可摧毀福爾多的關鍵設施。

但這種評估往往忽略實戰中的復雜變量，如伊朗防空系統的攔截、電子戰干擾及地下設施的抗毀能力。

特朗普作為商人出身的政治家，更注重“投入-產出比”。

他對軍事顧問的“信心保證”持懷疑態度，要求提供“100%成功”的證據。

這種對確定性的追求與軍事行動的固有不確定性形成矛盾，導致決策拖延。

美國情報機構對伊朗核設施的具體結構、防護措施及備用系統的了解仍存在盲區。

比如福爾多是否存在更深層的地下隧道網絡，或離心機是否已轉移至其他隱蔽地點，這些信息的不確定性削弱了攻擊計劃的可信度。

美國鉆地導彈

盡管美國的軍事計劃懸而未決，但是美伊之間的外交接觸仍在持續。

2025年4月以來，美伊已舉行五輪間接會談，討論解除制裁與核限制問題。

伊朗提出“階段性限制鈾濃縮”方案，而美國堅持“零濃縮”要求，雙方在核心議題上仍存分歧，但談判本身為避免沖突提供了緩沖空間。

阿曼、卡塔爾等國積極充當調解者，推動雙方保持對話。

例如，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在第四輪談判后表示，雙方提出了“有益且具有新意的構想”，顯示談判仍有進展可能。

美國持續強化對伊制裁，例如2025年6月對伊朗液化石油氣出口網絡實施新制裁，試圖通過經濟壓力迫使伊朗妥協。

這種“軟對抗”策略與軍事威懾形成互補，降低了直接沖突的必要性。

特朗普對鉆地彈效力的懷疑，本質上是對軍事手段能否達成政治目標的根本性質疑。

美國和以色列

福爾多核設施的防御能力、伊朗的報復潛力、地區盟友的安全關切以及國內政治風險，共同構成了一個“風險-收益”失衡的決策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選擇“批準但不下令”的折中策略，既展示了對以色列的支持，又為外交博弈保留了空間。

這一案例凸顯了現代戰爭中技術效能、戰略風險與政治現實的復雜互動，也為理解大國在重大危機中的決策邏輯提供了典型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