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5年11月，北京東交民巷17號3號樓。一位82歲的老人在病榻上顫抖著寫下三行字："遺體捐醫(yī)學(xué)研究，住房交還國家，稿費捐西北女童助學(xué)。"

寫完后，他安靜地閉上了眼睛，這個人是吳德，曾經(jīng)的副國級干部，最后13年卻蝸居在50平方米的小屋里。

從革命者到政治家——吳德的傳奇人生

1933年冬天，開灤煤礦，19歲的吳德站在礦工們中間，聲音洪亮："兄弟們，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那年他加入了共產(chǎn)黨，父親是個窮苦農(nóng)民，母親在他7歲時就去世了，吳德從小就知道什么叫饑餓，什么叫壓迫。

開灤煤礦的罷工持續(xù)了整整一個月，吳德負責(zé)聯(lián)絡(luò)各個礦區(qū)，每天晚上偷偷摸摸地在工人宿舍之間穿梭，他個子不高，說話有點結(jié)巴，工人們卻都愿意聽他的。

1938年，日軍占領(lǐng)了唐山，吳德帶著一支小隊伍鉆進了燕山深處，成為冀東抗日聯(lián)軍的一名指揮員，那些年，他睡過山洞，吃過草根，臉上留下了一道長長的疤痕。

解放后，毛主席見過他幾次，有一次，主席拍著他的肩膀說："吳德有德啊。"這句話傳開后，吳德這個名字在黨內(nèi)就有了分量。

1966年，吳德從河北調(diào)到北京，組織上交給他的任務(wù)很重：穩(wěn)定首都局勢。

那些年的北京，每天都有各種突發(fā)事件，吳德的辦公室在中南海，他經(jīng)常工作到深夜，秘書勸他早點回家，他總是擺擺手："事情還沒處理完。"

1976年10月，一個秋天的夜晚，吳德接到了一個電話，聲音很低："行動開始。"

他立即起身，穿上外套，北京衛(wèi)戍區(qū)的部隊已經(jīng)待命，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這些關(guān)鍵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控制住。

吳德坐在指揮車里，手里拿著對講機，車窗外，北京的街道一片寂靜，幾個小時后，一切都結(jié)束了。

1973年，吳德進入中央政治局，那一年他60歲，正是干事業(yè)的黃金年齡。

政治局會議通常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吳德總是坐在角落里，很少主動發(fā)言，其他委員討論問題時，他就低著頭做筆記。

1977年，他擔(dān)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副國級干部，這是他人生的最高點。

那時候的吳德住在中南海附近的一個四合院里，院子不大，有幾棵槐樹，他喜歡在院子里散步，有時候會站在樹下發(fā)呆。

秘書問他在想什么，他說："想想以前在礦井里的日子。"

蝸居?xùn)|交民巷——簡樸晚年與家國情懷

1980年，吳德主動提出辭職，很多人不理解，副國級干部，說辭就辭？

吳德收拾東西的時候，發(fā)現(xiàn)自己的私人物品并不多，幾套中山裝，一些書籍，還有一個用了很多年的保溫杯。

搬家那天，他選擇了東交民巷17號3號樓，這里曾經(jīng)是外國使館區(qū)，老式建筑，房間不大，吳德看中的是3樓的一套房子，50平方米，兩室一廳。

"夠了。"他對房管所的工作人員說。

房租每月18元，吳德拿著糧票去買米面，排隊的時候，旁邊的老太太不知道他是誰，她看吳德穿著打補丁的襯衫，還主動讓他排到前面："老同志，您年紀大了，先買吧。"

吳德在陽臺上種菜，西紅柿、黃瓜、韭菜，一到夏天，陽臺上綠油油的，鄰居們經(jīng)常能聞到炒菜的香味。

每天晚上7點，吳德準時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聯(lián)播，他戴著老花鏡，手里拿著一個小本子，遇到重要新聞就記下來。

1985年的一個上午，吳德突然出現(xiàn)在中紀委的接待室。

工作人員認出了他，趕緊起身："吳老，您怎么來了？"

"我來反映情況。"吳德掏出一張報紙，上面刊登了一起貪污案，他指著報紙說："這種事情不能容忍。"

這樣的情況發(fā)生過好幾次，吳德總是拿著報紙，義憤填膺地跑到中紀委"打抱不平"。

有一次，家鄉(xiāng)的干部來北京，想請他回去看看，吳德?lián)u頭："國家還不富裕，我不能添麻煩。"

新華社的記者想采訪他，被他拒絕了，電視臺的編導(dǎo)想拍他的生活，也被他拒絕了。

"我就是個普通的退休干部。"吳德這樣對所有人說。

1991年，吳德開始口述回憶錄。

每天上午，他坐在書桌前，對著錄音機慢慢講述，聲音有些沙啞，語速很慢，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

"1976年10月6日晚上，我接到了華國鋒同志的電話……"

這些錄音后來整理成了《吳德口述》，里面記錄了很多重要的歷史細節(jié)，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的珍貴資料。

書出版后，出版社給了他一筆稿費，吳德看著那些錢，想了很久，最后全部捐了出去。

病榻上的抉擇——血液病與最后的尊嚴

1992年春天，吳德開始頻繁出現(xiàn)頭暈、乏力的癥狀，他去了幾家醫(yī)院檢查，最后在協(xié)和醫(yī)院確診：再生障礙性貧血。

醫(yī)生告訴他，這種病需要長期治療，費用很高，吳德聽了，點點頭："我知道了。"

按照當(dāng)時的規(guī)定，退休后的吳德只能享受副部級醫(yī)療待遇，很多進口藥物需要自費購買。

一盒進口藥要800多元，吳德每個月的退休金只有200多元。

他開始變賣家里的東西，那個用了很多年的保溫杯，賣了5元錢，幾本簽名的書，賣了50元。

錢很快就不夠了，吳德給幾個老朋友寫信，想借點錢，信寫得很簡單："我生病了，需要用錢，能不能借我一點？"

回信很少，偶爾有一兩個人寄來幾百元，吳德收到后，會在小本子上仔細記錄："某某某，500元，1993年3月15日收到。"

吳德的女兒吳鐵梅看不下去了。

她是個中學(xué)老師，每個月工資只有幾十元。父親的病情越來越重，每天需要輸血，費用像流水一樣花出去。

吳鐵梅決定給中央寫信。

第一次寫信，石沉大海，第二次寫信，還是沒有回音，第三次、第四次……

1994年初，吳鐵梅再次提筆寫信，這次她寫得很詳細，把父親的病情、家庭經(jīng)濟狀況都說了，信的最后，她寫道："父親為黨工作了一輩子，現(xiàn)在病重，希望組織能夠考慮提高他的醫(yī)療待遇。"

信寄出后，吳鐵梅每天都在等回音。

吳德知道了這件事，把女兒叫到床前："你不應(yīng)該這樣做。"

"爸爸，您病得這么重……"

"組織已經(jīng)養(yǎng)了我一輩子，夠了。"吳德的聲音有些顫抖。

三個月后，中央辦公廳來了電話，經(jīng)過特殊批準，吳德的醫(yī)療待遇提高到副國級標準。

1995年11月，吳德的病情急劇惡化，他躺在病床上，呼吸越來越困難，醫(yī)生說，時間不多了。

吳德要來了紙和筆，他的手已經(jīng)很難控制，握筆都很費力。

第一行字寫得很慢："遺體捐醫(yī)學(xué)研究"。

第二行字更慢了："住房交還國家"。

第三行字，他用了很長時間："稿費捐西北女童助學(xué)"。

寫完后，吳德把筆放下，他看著窗外，北京的秋天，天空很藍。

"我這一輩子，值了。"他對女兒說。

無聲的告別——身后名與時代回響

吳德去世的消息傳出后，很多人要求舉行追悼會，吳德生前留下話：不開追悼會。

最后，組織上決定以"高于副部級、低于副國級"的規(guī)格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政治局常委送了花圈，幾位政治局委員親自出席。

參加告別儀式的人不多，大多是老同事、老朋友，大家排著隊，靜靜地向吳德的遺體告別。

沒有悲傷的音樂，沒有長篇的悼詞，一切都很簡單，很安靜。

吳德去世后，他的遺囑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很多人來到東交民巷17號3號樓，想看看他曾經(jīng)住過的地方。

50平方米的房子，簡單的家具，陽臺上還有幾個花盆。

房管所的工作人員說："吳老住在這里13年，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房租漲價了，他也沒有意見。"

鄰居們說："吳老人很好，從來不擺架子，夏天的時候，他種的菜經(jīng)常分給大家吃。"

那三行遺囑，后來被很多人抄寫下來，貼在辦公室里，當(dāng)作座右銘。

2005年，東交民巷17號3號樓被列為廉政教育基地，很多黨員干部來這里參觀，看看一個老共產(chǎn)黨員是怎樣生活的。

講解員總是會說："吳德同志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什么叫做共產(chǎn)黨員的本色。"

參觀的人站在那間50平方米的房子里，看著墻上的那三行字，很多人都沉默了。

吳德的故事就這樣傳了下來，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有的只是一個老人在小房子里的13年，和臨終前寫下的三行字。

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