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5年，云南騰沖著名愛國華僑梁金山先生捐資在怒江上修建了惠通橋，此橋在滇緬公路中國段六百公里處，連接怒江兩岸的重要通道惠通橋橫跨河岸。在抗日戰爭期間，這座橋被稱為“抗日功勛橋”。

一、修橋背景

1931年，時任云南省龍陵縣縣長邱天培冒著風雨趕往緬甸邦海，拜訪緬甸著名華僑梁金山先生。邱天培剛一開口，梁金山便明白他的來意。梁金山說：“要我捐款修建怒江之上有史以來的第一座橋，這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啊，也是我多年來的一個心愿。”為籌措資金，梁金山低價拍賣了自己在緬甸到緬甸瓦城、仰光的兩個商號和一家工廠，將所得所有資金全部用作修橋專款，同時請美國工程師阿伯蘭德設計大橋，通過千辛萬苦，甚至人背馬馱，最后輾轉將建橋設備、材料等運至江邊的工地，并于1935年在怒江上架起了一座全長123米、寬6米的鋼纜吊橋。

工人正在橋上鋪設木板

為了感謝梁金山先生對抗戰、對國家作出的貢獻，邱天培提議橋命名為“金山橋”，并在橋頭刻碑紀念。但梁金山卻說：“修建這座橋的目的，是要施惠兩岸民眾，并期望借此連通中緬兩國，搶運國際戰略物資。我看還是叫它‘惠通橋’吧!”1935年，大橋竣工后被命名為惠通橋。

惠通橋

二、咽喉鎖鑰：惠通橋的戰略價值

惠通橋才修建完成時承重只有2噸，這大大影響了運輸效率，后經不斷加固，至1939年2月，最大承重提升至十噸（十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的沿海國際通道被日軍全面封鎖，而偏居大西南的一條滇緬公路，成了外國援助中國戰略物資的重要“輸血”通道。滇西北群山間怒江天塹滾滾怒江水阻隔了滇緬兩岸。有記錄顯示，1935年惠通橋建成后，從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共有45萬多噸的國際援華物資通過惠通橋運往大理、昆明、重慶，這有力支持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這座橫跨怒江的鋼索吊橋，不僅是中國抗戰輸血線的咽喉，更是日軍“切斷中國最后生命線”的核心目標。1942年5月，隨著滇緬戰場潰敗，惠通橋從物資通道陡然轉變為關乎國運的生死防線。

運輸車隊通過惠通橋

在惠通橋行駛的車輛

二、惠通橋的危機

滇緬公路成為國際援華抗日的唯一通道，日寇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知道這座橋的重要性，于是千方百計對惠通橋進行破壞，從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日機對惠通橋進行了6次空襲，共出動飛機168架次，投彈4000余枚。每次的轟炸都使橋梁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車輛通行受阻。守橋員工和部隊在日寇每次轟炸后均立即突擊搶修，但橋梁負載能力已降低，每次僅能通過7.5噸卡車一輛。

日機轟炸惠通橋

1942年元月，日軍發動了緬甸戰役，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徹底切斷滇緬公路。

1942年3月8日，日軍占領仰光，隨后進攻曼德勒。

國民政府為了保衛滇緬公路暢通，在1942年2月組成中國遠征軍，3月開赴緬甸前線。

1942年4月底，日軍連續攻占緬甸棠吉、八莫、臘戍、密支那等地，切斷了中國遠征軍的后路，至8月初中英聯軍被迫撤離緬甸。

一時，滇緬公路中國境內路段陷入空前的危機、混亂之中，后撤的遠征軍官兵，逃亡的難民，疏散的政府機關，會合成浩蕩人流沿著滇緬公路一路向東轉移。

1942年5月初，日軍56師團以裝甲車為先鋒，百余輛汽車為運輸工具組成快速縱隊，沿滇緬公路挺進滇西，3日，攻占畹町、芒市；4日，占領龍陵；5日，到達惠通橋西岸。

惠通橋陷入危機！

三、艱難的抉擇

日軍56師團如此快的進軍，使重慶國民政府十分驚慌。如果日軍56師團從惠通橋渡過怒江，一路向東已無天險可守，那不超過10天日軍即可到達昆明，進一步威脅成都、重慶。所以，惠通橋成為昆明乃至重慶的“生命橋”。因此，國軍必須不惜代價阻敵于惠通橋西岸，如到了最后時刻，炸毀惠通橋成為阻敵于怒江西岸的最佳選擇。但惠通橋不僅是日軍進攻昆明的唯一通道，也是我眾多軍民撤退的生命通道。這使國民政府處于兩難境地。不到日軍攻橋時決不炸橋，成為高層共識。

國民政府難，日軍亦難。日軍也意識到強攻惠通橋，必然會引發中國守軍炸橋。因此惠通橋必須要巧奪，日軍采取化裝隱蔽混入難民、暗渡占領橋東以控制全橋的方案。

四、炸橋：事關國運、抗日戰局的一天

馬崇六(1902-1998.2.3)，字晉三，云南大理人，國民革命軍全國工兵總指揮，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銜

5月4日深夜，國民革命軍陸軍總司令部工兵指揮官、后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遠征軍全國工兵總指揮工兵司令馬崇六在橋東指揮部面臨兩難，怒江西岸尚有1500輛軍民車輛未過橋，涉及數萬條生命保橋壓力，如何保橋，讓人順利通過？若日軍奪橋，10天內可抵昆明，駝峰航線補給基地將失，關鍵時候要如何炸橋？

他們不知道的是，此時日軍已實施“特洛伊木馬”戰術，300名精銳著中國難民便裝混入難民車隊，距離橋頭僅5公里。

5月5日，早上8時，工兵24營營長張祖武啟動“反向偵查”，他派廣東籍軍官與四川籍士兵偽裝難民，用“討飯查車”戰術排查西岸車隊；

“討飯查車”人員在距橋500米處發現兩輛異常卡車：車廂內藏有鋼盔、槍支，乘員均為青壯男性。

恰在此時，龍陵商人何樹鵬的卡車拋錨橋頭引發騷亂。憲兵清障時擊斃抗命司機，槍聲驚動了日軍，并開始行動，他們脫下偽裝，亮出機槍掃射，此時距離控制橋墩僅剩200米。

8時07分，千鈞一發之際，工兵營長張祖武啟動預設的2噸TNT炸藥，爆炸將橋面拋高3米后墜江，殘留鋼索如斷弦垂落，惠通橋被炸斷。

五、強渡

當56師團的后續部隊陸續到惠通橋時，見橋已被炸，其坦克、汽車無法通過，頓時惱羞成怒，立馬在橋西高地松山的公路上架設重炮，轟擊東岸，同時派兵1000多人乘橡皮筏強渡過怒江。形勢危急，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國民政府軍七個精銳“德式師”之一—第36師先頭部隊第106團發現了渡江之敵，并與之激戰，同時，有美國飛虎隊戰機參戰助戰。至5月6日，第36師第107、108兩團陸續到達并加入戰斗。

5月8日上午，第36師集中全師迫擊炮轟擊東岸橋頭的日軍，其他部隊在火力掩護下發起沖鋒，經過幾輪反復沖殺，把日軍壓縮到怒江邊上。最后除有數十名日軍乘橡皮舟或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部被殲。

隨后，國民黨第11集團軍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將趕來的第71軍的3個師在雙虹橋、紅木樹、攀枝花、惠通橋各渡口布防，預備2師以栗柴壩渡口為重點設防，并在沿江構筑工事，防日軍再度進犯。

五、怒江對峙：從危機到轉機

日軍第56師團的后續部隊陸續到達怒江西岸后，見先頭部隊渡江受挫，便在西岸制高點松山一帶構筑防御工事，并以炮兵加強封鎖東岸公路的交通運輸，同時在沿江搜索警戒，防范中國軍隊渡江反擊。

炸橋形成的地理封鎖遠超預期，200米寬、流速4m/s的怒江，配合東岸孩婆山炮兵陣地，迫使日軍放棄機械化推進；贏得24個月整軍期，為1944年滇西反攻奠定基礎。日軍戰史承認：“惠通橋的丟失，使帝國軍隊喪失了唯一快速突破云南的機會。”

張祖武，長沙人，黃埔6期工兵科學生

蔣介石當日收到戰報后批示：“惠通橋之存亡，實為我民族存亡之分野。”

這之后，中日兩軍形成了以怒江為屏障的對峙局面，直到1944年滇西大反攻開始后，這種局面才告結束。

另外，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反映的正是這段中日兩軍怒江對峙及其滇西大反攻史。

六、幕后英雄

1942年5月5日惠通橋突然被炸，日軍56師團快速進軍昆明的夢想破滅。這結果讓日軍目瞪口呆，也使國民政府許多官員一頭霧水，當時為何突然炸橋?是誰下的命令炸橋?又是誰啟動炸藥?至今仍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謎團。可是，由于它“一分鐘改寫了抗戰歷史”(戰后史學家語)，抗戰勝利后，五個國軍將領因事先有過謀劃炸橋而獲得國民政府云麾勛章和嘉獎，他們是林蔚、蕭毅肅、馬崇六、李志鵬、俞飛鵬。而讓日軍56師團夢想破滅的直接炸橋者、工兵24營營長張祖武卻長期被人遺忘。

后話：

2015年紀錄片《惠通橋》中，102歲的馬崇六面對鏡頭仍清晰復述：“炸藥分三級預備，必須保證隨時能炸、隨時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