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說來話長》

在這座城市，每年都有上千萬份簡歷像過期的外賣訂單，被隨手扔進回收站。有人從表格里消失了，就再沒被誰找出來。劉然是其中之一。

在靈活就業的數據報表里，他是那個“1”。這一欄后面沒有學歷，沒有簡歷，沒有人知道，他在新西蘭讀過新聞與傳播，見習過幾個月記者，跑過火災、棚戶拆遷、地鐵跳軌。

劉然租住在北三環一間二十平的老房，屋門外面是樓道盡頭常年壞著的排氣扇，咣咣響。他把鋪得發白的沙發墊當床睡，床頭碼著從快捷酒店帶回來的瓶裝水、紙巾和一次性牙刷，一包包疊得像臨時口糧。角落塞著踩扁的空水瓶，等攢夠一麻袋拿去廢品站。書桌一角放著一本臺歷，他每天撕一頁，另一頁夾著鄰居樓下丟棄的超市小票和過期優惠券，偶爾翻出來看看，也不知是給誰記賬。

書架掛鉤上吊著一只透明文件袋，里面塞著他當年見習記者的工作牌，背面還有沒撕掉的封條。他從沒扔過，但也從不再拿出來看。

劉然賣廢品的時候，總要先把塑料瓶和紙殼分開稱，單價不一樣。他用舊快遞袋裝紙殼，礦泉水瓶瓶口的封環一圈圈扯干凈，再踩癟。賬本就在手機備忘錄里，一行一行寫得明明白白。昨晚又清了一次：紙殼2.15公斤，2元；1升塑料瓶3個，0.3元；500毫升塑料瓶18個，0.9元；250毫升塑料瓶8個，0.2元；鋁易拉罐4個，0.4元。一共3塊8毛。

這些數字被他摞在備忘錄里，和前天、前前天那幾行緊挨著，不亂不漏。他不信腦子，更不信人，只信得過一筆筆自己寫下來的數字：星巴克會員券拿了杯冰美式，零元；外賣平臺滿減券點肉夾饃，花了4塊4毛，寫在支出欄。

劉然一直以為，教育是一張通行證，能帶他翻過故鄉和城郊之間的那堵墻。走近了才發現，那不是門，是一堵更高的墻。墻外的人多，墻里的位置太少。

2025年5月30日，劉然失業滿 36 個月。這36個月里，有13個月無工可打，20個月泡在各類志愿活動群里，混個飯票和路費，1個半月做短期實習，1個半月干日結。劉然的手機里有43個志愿者社群，17個掛著“補貼”字樣，剩下的26個是“純公益”。這些年，全部報酬總和是43187.26元，平均每天39塊。

劉然是這座城市“零細一代”的一個縮影：沒有完整工作履歷，靠打零工和省錢自救，隨時可能沉沒，在縫隙里生活。這是一個由高速轉向減速的時代。過去幾代人的人生劇本，是由學習、工作、買房、結婚組成的一條直線。而今天，直線斷掉了，轉彎甚至掉頭。

01

劉然，中等個子，身形瘦得有點削，嘴角總像憋著一句話沒說完。有過新西蘭留學的經歷。

他的父母很早分開。媽媽有家小超市，忙著賺學費和房租，他先跟姥爺姥姥住過，又跟爺爺奶奶住過。日子沒缺過吃穿，也沒留過什么人脈。

去新西蘭念書的錢，是媽媽攢下來的。在留學生里，他總比別人早到，挑前排聽講，下課跑去幫人拍活動照、寫稿子，換幾頓免費的工作餐。那幾年他吃得最多的是超市打折面包、捆綁賣的快熟意面和胡蘿卜土豆。很多事，他只信自己算得過來，一頓多少錢、一周幾頓肉。

劉然每個階段都給自己設過一個“以后要做的人”：幼兒園時想當售票員，戴著票夾收錢找零，看著一排人上車下車；小學時想做圖書館管理員，像爺爺那樣有威嚴，也能在一堆書里找個人說話；中學時喜歡聽廣播，想去當個電臺配音的人。大學讀新聞傳播，實習過一陣子后，理想職業沒了。

劉然記性好，尤其對數字敏感。家里人的生日、去世的日子，他都記得清楚。他不打算結婚，不買房，不要孩子。沒什么朋友，也沒什么欲望。“人生沒什么意義，活著無非一種修行。”在親戚眼里，年輕人得有硬指標：學歷掛得上、單位體面、婚禮要辦、房子要供。他那幾個一起留學的同學，回來后大多進了公關公司，要么去上海、成都混外企。他自己倒像認了命：“我也說不上能干啥，哪兒缺人手，我就去干點啥唄，沒別的想法。”

他每天花得不多，閑下來就研究省錢的法子。他常說省錢是個體力活：從北京北站到清河，坐火車票價4塊，但高鐵管家APP簽到能領5塊紅包，相當于免費；住連鎖酒店，他攢了張鉑金卡，一次住店能吃四份早餐；從北京窮游到秦皇島，兩天吃住算下來花197塊。“我10點前到酒店，先吃一頓，第二天早上再吃一頓，拖到下午6點退房，摸黑回來。”家里角落堆著一塑料袋酒店免費送的拖鞋牙膏，“估摸著這輩子都用不完，拖鞋肯定不用買。”

每個月，劉然會去兩次星巴克，用積分換一杯免費的拿鐵，吹幾個小時空調，順便給筆記本充滿電。他說那是“低成本續命”。

看電影也一樣。先在支付寶領張19.9元的觀影券，挑冷氣最足的場次，一杯白水捧著能坐滿兩個小時。電影散場，他還會順路去臺球桌蹭半小時，吃點店里攬客的零食。

劉然每天吃一頓正餐，多數靠領補貼湊單點外賣：一份卷餅五塊多，換成餛飩差不多這個價，碰上活動還會湊一分購。他研究各種“霸王餐”，然后花時間認真寫下體驗評價。他說省錢這事兒跟寫稿差不多，得多翻資料：“日常多留意，哪個平臺有折扣、套餐、特促、滿減，跟做數學題一樣，一步步拆。”

相比劉然自己的“窮充”，壓力來自外面人的風評。有一次，他回家住了兩天，隔著房門，聽見母親跟人打麻將，語氣半真半假地笑：“兒子啊？沒什么大本事，也不找對象，就自己混唄。”

劉然說：“我給我媽添堵了。”他們這一代從小在排名表里長大，習慣了被比來比去：誰家孩子考了好大學，誰留了洋，誰進了公職，誰不成器，都要說。

有個遠房親戚看見他在社交平臺上發“0元購”截圖和廢紙殼的賬單，揶揄他：“你一個留學生，整天摳摳搜搜，丟不丟人？”劉然沒法解釋，也懶得解釋。他知道自己怎么過日子。“賬面算得過來，才是真的。面子這種東西，放在人堆里翻來翻去，就是用來踩的。”

02

劉然試過很多方法掙錢。

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企業的行政助理，什么都干：跑前臺、管茶水、貼發票、抄文件。公司不算大，活兒多得像沒關緊的水龍頭。有一次，老板拍著他肩膀說：“人還挺聽話，就是可替代性高了點。”一個月后，他被調去檔案室，沒多久崗位就被砍掉了。

后來，一家教培公司請他面試，說可以做課程顧問，也能兼口語教學。看了看網站和宣傳材料，他退卻了。“不到60分的東西，被說成90分。我不敢，我撒不了謊。”

有段時間，他在一家直播工作室當過場控，幫主播刷熱度、假裝買家，還得偶爾上鏡打配合。賣的大多是三無小家電，標價嚇人，功能撐不過兩個月。他嘴上跟著喊“性價比高”，心里只盼著快點下播。

再后來，他接私活，替人寫刷單好評、代寫簡歷。寫一晚上也只夠第二天的車費和外賣。

他還做過幾個月樓盤看房引流員，站在地鐵口派單頁，誰掃碼填信息，誰拉個朋友去售樓處，他就能多拿一份引流費。冬天站得腳底發木，碰上開發商拖賬，他連地鐵錢都得自己墊。

劉然投過很多簡歷，面試過兩百多次。有一次，HR翻著他的簡歷，指著上面的學位證說：“學歷挺好，可沒什么能留下來的地方吧？”劉然“嗯”了一聲。面完，也沒消息了。

偶爾他也會把這些零零散散的經歷寫進簡歷里，每一行都用英文加粗，學位放在最上面。那張學位證，是他留給面試官看的，也是留給自己看的，像是一塊貼在心口的防水標簽：證明他曾經確實讀過書、確實算過賬、確實試過好好活。

有陣子，小區鄰居找他幫忙給孩子補課，才上了兩節課，就換了個剛失業的教培老師頂上了。劉然沒問原因。

找不到穩定活兒的時候，劉然就去做志愿服務。幫人搭帳篷，發物資，擺桌椅，幫著拍視頻。每小時少則10塊，多則26塊，有時沒有補貼，只有一句“感謝”。

志愿點上，誰都有自己的打發法子：有人躲在角落刷視頻，有個阿姨邊疊桌子邊打電話，劉然隔著人群聽見她說：“我兒子也在外頭漂著，跟小劉差不多，沒定下。”

有一次，他在一個展會上連干了三天，搬展板、抬物料、來回跑單，像螞蟻一樣來回跑，一天干12個小時，三天下來拿了360塊。最后一天下午，他發了高燒，站不住，就蹲在展館后門喝幾口熱水，歇一會兒又站回去。后來他才知道，廠商給中介結的是每天300元一人，中介抽走了540塊。

他手機里有很多用工群，都寫著“日結必結”“急聘日結”。活一出來，誰快誰搶，慢了就沒了。全國有兩億多人搶這一塊拼盤。在北京，劉然只是其中一個。

有一次他搶到一單，坐車過去，剛刷身份證，群里發消息說“臨時取消”，管理把幾十個人一起踢出群。劉然看著手機，點了退出，把來回車票捏成一團，扔進垃圾桶。

撿瓶子是近兩年的事。

白天街口人多，劉然不太好意思湊過去，怕碰上熟人。真撞見了，他就低頭快走，裝作沒看見。晚上自在多了，揣把破傘套個塑料袋，讓瓶子別撞得太響。

有回，一個也在撿瓶子的大爺看見他，卡了卡嗓子，啐了一口：“年紀輕輕，干啥不好，跟我們搶這個，丟不丟人啊？”劉然輕輕地笑起來：“他把我當競爭對手了。”

最早時候，瓶子能賣一毛錢一個，撿十個換一塊。樓下的大爺大媽說，自從跟特朗普“打架”后，價格一直跌，去年六分，今年五分。

他租的小區周圍有十個廢品回收站。去年起，競爭多了起來，不只是大爺大媽，還有幾個戴眼鏡、頭發稀疏的中年人。碰見劉然，彼此點點頭，多半誰也不多說。

在這個被稱作“靈活”的用工市場里，人和人被分割成一張張表格：學歷、證書、時薪、績效。當表格失效，剩下的只能靠自嘲來證明自己還在活著。自嘲救不了人。還有日子要算。

03

晚上回來，劉然還是要把賬記清楚：塑料瓶分成超大、大、中、小、超小，分別記幾個，賣了幾毛幾分；地鐵花了幾塊幾角；會員券抵了外賣錢，最后省下多少，都要寫明白。寫完后，他會把手機放在床頭，燈關了，北三環外頭人聲未散，屋里只剩他耳邊那點小賬單，踏實得像給自己留了口氣。

在小紅書上，“撿廢品”的筆記有76萬篇，“撿垃圾攻略”有2萬篇，“賣紙殼”有1萬篇，“撿瓶子記錄”還有4600多篇。發帖的很多是年輕人。

點贊最多的一條是《零基礎垃圾入門》，寫著五條法寶：“絕不猶豫，眼神要兇，日常要練體能，不怕風言風語，要感恩一切。”同時，有5000多篇筆記在討論：“年輕人撿垃圾丟人嗎？”點贊最高的回答是： “敢低頭，才看見更美的風景。”“你不知道低物欲有多爽。”

北京的王胤文，是這 76 萬篇“撿廢品筆記”里能翻出來的人。

她早先在一家互聯網教育公司做外包崗，每天騎二十公里共享單車去東湖渠地鐵站換車。公司連續八個多月緩發、少發工資，同事們天天擔心項目要黃，她心里煩，就想找點事做。

她開始把辦公室里的空水瓶踩扁，踩一腳就念一句“踩扁霉運”，覺得解壓。踩著踩著，干脆騎車去公園撿。有時一個下午能撿到三十多個，手表上心跳比騎車時高了兩下，她覺得好玩，也沒多想。

今年上半年，她騎車撿瓶子，攢了216塊4毛，平均一天1塊2。支出也卡得緊：平時每天最多15塊，周末放寬到20，飯錢一個月500，日用品和護膚品加起來300。

公司黃了后，她沒再找新工作，就和舍友一起湊單薅券、記賬省錢，把日子踩得比瓶子還扁。她說，實在不行，還能去練“鐵人三項”。

劉然沒見過她。但這座城里，總有人像她這樣，用一點點松弛，擋住更大的窘迫。

劉然不用“躺平”這個詞。他更習慣說“省”，或者“算”。省錢是一層皮，省力是一層骨頭。他把自己活成一臺能耗極低的機器。

比如星巴克。他算積分怎么最值：開卡當天連點幾單，疊贈飲、小食，抵送餐費。比如外賣券。他把美團、京東這些App里能疊加的優惠都研究一遍，標記了最便宜的時段。

他做志愿者時碰到過一個人，年紀跟他差不多，遞完物資就躲到后面刷手機。男生說去年剛辭職，來北京想找個機會，沒找到，先靠志愿和短期工熬著。劉然問：“志愿沒錢吧？”男生說：“有飯吃，有車補，有時候能蹭點流量卡。”臨走時，那人低聲問：“你也留過學？”劉然點點頭，又搖了搖頭，走遠了。

有時他去City Walk，走七個小時，為了省兩塊公交費。那天地鐵口，他看見一個擺攤的男孩，也遇到一個翻包找飯票的小姑娘，她說剛從廣東回來，找不到穩定工作，先混幾個志愿頂著。兩人對視一下，都沒打招呼，像是彼此心里知道，這里沒有“朋友”，只有同類。 走在這座城里的年輕人，大多背著背包，躲著房租，攢著會員券，假裝自己還有退路。

他上一份工作的截止日是2022年5月30日。六月的北京，比五月熱一些。

日結單，越來越難搶。初夏的晚風吹過軌道，帶一點灰塵，從劉然出租屋的窗縫鉆進來，又從門縫溜出去。屋里沒開燈。手機屏幕亮著，最后一頁寫著：2025年，總收入1040元。他剛把塑料瓶賣掉，換了3塊8，被寫進“今日收入”那一頁。

火車聲遠遠傳過來，先是轟鳴，再是一小段鐵軌震動。他聽了一會兒，關了手機。

我們去理解年輕人，也是在理解每個人要面對的未來。

社會學里有個詞，叫“流動性熵增”，說的是結構沒崩，但個體的能量持續耗散，局部次序維持，整體更無序。

劉然就處于一種“自我耗散”的狀態：整體秩序看似正常，但個體在局部自我修復、局部崩潰，成為漂浮在結構縫隙的“化石”。他未墜落到貧窮線以下，也未能向上流動，他在結構內反復橫跳，志愿者、日結工、羊毛族、鼠鼠人……不斷自我修補漏洞，但整體沒有改變。

讀什么書，找什么工，活什么樣的人生，這些自我選擇的幻覺，是人們最普遍的被動。他拒絕穩定的定義，卻也因此沒有安全的歸屬。

在一個緊繃的時代，人們被打散，能留住自己的方法，往往不是爭取更大的空間，而是守住一點點確定性。很多人嘴里說著躺平，心里卻還在用一分錢一分錢，抵抗著最壞的生活。對劉然來說，那是一筆又一筆自己寫下的賬目；對更多人來說，也許是一個租不掉的小房間，一份隨時可以丟的零工，一杯用券換來的咖啡。

在流動性熵增的世界里，自由意志往往只是被虛構出來的安慰劑。當不再用教育規訓出的優越感標示身份，也不把失落當作刑罰，人就能坦然看見自己的尊嚴與脆弱。劉然沒說過這些詞，他只是算著、活著，沒讓誰替他寫注釋。

（本文為人物群像寫作，人物為化名，部分細節已作合理模糊處理，不代表全部真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