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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長城一直被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征，而被全世界范圍的人們所認識與評價。

公元4世紀，古羅馬歷史學家阿米安·馬爾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在其著作《事業》中記載了中國的長城，將其描述為“有一用高墻筑成的圓城廓將賽里斯國（Seres）環繞了起來”。馬爾塞林提到的“賽里斯”是古希臘和羅馬對中國的稱呼，意為“產絲之國”；“圓城郭”便是指長城。馬爾塞林是目前為止最早記載長城的歐洲學者。

生于巴格達，到過中國沿海的馬蘇弟于955年撰成《稅制考》一書，也明確記載了長城：“大地的最東方，乃中國和新羅國的邊界，直到戈(Gog)和麥戈（Magog）的長城。”

自修筑伊始，長城不僅在中國本土成為不同階層、不同族群長期關注的對象，而且被世界各地其他文明視作中華文明的象征，從而持續受到評價與解讀，構成了物質長城之外的“觀念長城”。

▲2024年11月4日，外國游客在北京慕田峪長城游覽。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 攝

（一）從想象到真實的族群混居地帶

明清時期，朝鮮使節每年都要出使北京，被稱作“燕行使”。燕行使行走的路線，沿著明遼東鎮長城、薊州鎮長城一線的驛路。燕行使記錄歌頌了長城的雄偉堅固。

▲甘肅省嘉峪關市拍攝的懸壁長城（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劉金海 攝

在他們的筆下，遼東、薊州長城地帶雖然有戰爭，但這一地區同樣也是漢人、蒙古人、滿洲人、朝鮮人混居交融的地方，記載了長城地帶社會生活的生動圖景。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朝鮮使節李恒福記載他們在去往北京的路上，遇到了一個蒙古使團，“遼人（漢人）居十分之八九，其中真韃僅一二而已”。

萬歷三十年（1602年），朝鮮使節李民宬記載“隆慶和議”以后，“虜結幕于墻外，往來雜處，無復防禁”。

▲素有“萬里長城第一門”之稱的張家口大境門。作為長城沿線唯一以“門”命名的著名關隘，大境門的“門”字，蘊含著開放、交流之意，這也正是其獨具魅力之處。高陽 攝

明清時期，西方耶穌會士開始進入中國，他們對于長城，從最初的耳聞到親眼看見，經歷了從想象到真實的變化。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認為明朝修筑長城，“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線”。1575年，西班牙奧古斯丁會修士馬丁·德·拉達（MarDin de Rada），認為長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1687年，法國耶穌會士張誠（Jean-Fran?ois Gerbillon）來到中國。作為清朝與俄國在雅克薩戰爭后談判的譯員，張誠曾四次赴中俄邊境，多次往返長城，他對長城同樣充分肯定：“它確是世界上最驚人和非凡的工程之一。”

傳教士通過寫信、出書等方式，把長城的相關信息傳遞到了歐洲，引發歐洲人對于長城的普遍關注。

（二）西方資本主義崛起視角下的長城偏見

歐洲思想家、政治家對于長城的認知，大體而言呈現了一個從正面到負面的評價。這是由于歐洲人在獲得傳教士的信息之初，中國還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領先于歐洲，因此歐洲人把中國作為一個開明繁榮、值得學習借鑒的文明；但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古老文明，評價越來越低。由于長城是中國的象征，所獲得的評價呈現了同樣的軌跡。

▲17世紀末，俄國使團來華途經長城的關口。（圖片來源：[荷] 伊茲勃蘭特·伊臺斯，[德] 亞當·勃蘭德著《俄國使團使華筆記（1692—1695）》）

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在其1756年出版的世界歷史文化通史《風俗論》一書中，將長城定位為“超過金字塔的偉大建筑”。其在1764年編撰的《哲學辭典》一書中，雖然仍然指出金字塔無法與萬里長城相提并論，但卻將長城與金字塔都視為負面的象征：“萬里長城是一座由恐懼不安而產生的巨大建筑；金字塔是一些虛榮和迷信的遺跡。”

1792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伯爵喬治·馬戛爾尼，率領使團，嘗試與清朝建立外交關系，實現開口通商。經過近一年的時間，英國使團抵達北京，前往承德朝覲乾隆皇帝。

在古北口，他們看到了蜿蜒于崇山峻嶺的長城。副使喬治·斯當東用夾雜著崇敬、驚訝與批評的語氣，記下了他們矛盾的長城印象，反映出正在強勢崛起、全球擴張的第一資本主義大國，面對雖然依然輝煌但卻即將落幕的古老文明的復雜態度。

▲北京密云古北口長城。新華社記者 李京 攝

他首先贊揚長城道：“這樣巨大的工程真令人驚心動魄……不可想象的困難在于當時他們怎樣運送工料到這些幾乎無法到達的高山和深谷，并在那里進行建筑……把這個巨大工程簡單地稱為城墻，似乎不足形容它的偉大意義。”但又轉而寫道：“當然，任何防線在戰爭中都不能保證民族的命運。世界上沒有突不破的防線，它只能起阻礙敵人前進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制止敵人進來。”

英國使團與乾隆皇帝的會面，由于雙方在禮儀方面的分歧而很快失敗。但這次失敗的外交，卻仍保留一絲溫情。喬治·斯當東的兒子，彼時年僅13歲的托馬斯·斯當東（小斯當東），在中國的三個月里學會了漢語，因此能夠與乾隆皇帝用漢語交談，乾隆皇帝很喜歡他，賜給了他一個荷包。

▲乾隆帝接見小斯當東。（圖片來源：澎湃網）

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后，英國下院圍繞是否對中國用兵產生了十分激烈的爭論。這時的小斯當東，已經是一名六十歲的老人，他既是一名議員，又是一名東方文化研究者，是當時最了解中國的英國學者。然而，正是他的演講，推動下院通過了對中國用兵的提議，而這場戰爭就是著名的“鴉片戰爭”。

（三）愈發清晰的“了不起的長城”

雖然歐洲的思想家、政治家對于長城存在偏見，但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通過考察長城、研究長城，做出了越來越準確的肯定判斷。

最早系統考察長城的西方學者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美國人威廉·埃德加·蓋洛(William Edgar Geil)。

1903年，他系統考察了從山海關到甘肅的長城，對于長城的和平取向，進行了充分肯定：“在我們看來，長城是被設計來維護和平的，在這一點上，它仍然是古代和現代最突出的一個例子。”

▲蓋洛拍攝的長城：在海拔3000英尺（約914米）的高空，長城蜿蜒攀升于十三陵以北的群山之上。（圖片來源：威廉·埃德加·蓋洛1909年出版的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中國長城））

蓋洛認為長城維護了中華文明的繁榮昌盛：“長城的建造者甚至在兩千年前就已經超越了歐洲愚蠢的軍國主義。許多好戰的民族已經消失，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則延續了數千年。”

由此角度出發，蓋洛由衷發出“了不起的長城”的慨嘆：“了不起的長城！下面這個結論始終是正確的，即堆筑石頭總比拋擲石頭要好，保護生靈的城墻要比掩埋死尸的壕溝要強。讓不朽的榮光照耀并贊頌那孕育并建造了世界上最偉大長城的德行吧！兩千多年來，長城為保衛國家和平及消除緊張局勢做出了貢獻。了不起的長城！”

▲游客在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區天下第一關景區游覽（2023年11月29日攝）。新華社記者 楊世堯 攝

20世紀前后，隨著像蓋洛這樣的西方探險家對于長城的系統考察與熱情贊頌，長城的國際形象呈現出積極色彩。這種域外視角不僅影響了西方對長城的認知，并且進一步影響到了中國國內，在與國內時勢的互動中共同推動了長城形象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升華。

作為中華文明的標志性象征，長城在域外始終保持著廣泛而深刻的關注與討論。域外長城觀念的歷史嬗變，既與不同文明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也深刻反映了時代變遷與文化思潮的互動關系。

這些跨越時空的域外認知，已然構成了長城文化譜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們為我們當前認識長城文化的多維面向，推動長城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提煉中華民族精神標識奠定了重要基礎。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