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可能有兩個王曉明。他在“學術小傳”中也講到自己近十年來的“學術轉變”。一個王曉明，是文學的王曉明，另一個是文化研究的。文學的王曉明，研究魯迅，研究沙汀、艾蕪，寫《所羅門的瓶子》，和陳思和先生提出“重寫文學史”，90年代初發起“人文精神”討論，1997年和他的朋友們編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另一個則離開了文學，離開對現代作家創作心理的探測，轉向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狀況直接出聲發言。

作者簡介

洪子誠

生于1939 年，廣東揭陽人。1961 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93 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與人合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與人合著）、《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56 ：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文學與歷史敘述》《在北大課堂讀詩》《材料與注釋》《文學的閱讀》等。

《橫站》

兩個王曉明？

* 本文為洪子誠教授的會議發言，發表于2013年2月13日臺北紀州庵王曉明新書《橫站》發表會。

文丨洪子誠

2013年2月23日下午，在臺北紀州庵舉行王曉明新書《橫站》（人間出版社，2013年）發表會。會議由呂正惠教授主持。本文為洪子誠教授的會議發言。

《橫站——王曉明選集》，王曉明著

人間出版社，2013年2月

前面各位朋友已經做了精彩的分析，提出許多重要的問題。我現在補充幾點邊緣性的，也許是不合時宜的感想。

第一，王曉明比我小十五六歲，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也算是他著作、文章的熱情讀者，就像在50到60年代，我對王西彥先生的敬佩。那是在趙樹理的《“鍛煉鍛煉”》受到批判，宣稱要充當一名“保衛《“鍛煉鍛煉”》的戰士”的王先生，是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被嚴格管理日見貧瘠時，在有關茹志鵑小說討論中堅持爭取文學、思想的多樣和豐富的王先生，是巴金《隨想錄》中那個對強權表現不屈服姿態的王先生。雖然這樣說也許不太好，但我隱隱覺得，在王西彥先生和王曉明之間，有某種精神、性格上的傳承。簡括地說，就是一種既堅定、執著，又柔韌、包容的性格。執著固然不易，但做到執著而又有對事物豐富性的包容，在我們這個時代，真的是很難。

第二，事實上可能有兩個王曉明。他在“學術小傳”中也講到自己近十年來的“學術轉變”。一個王曉明，是文學的王曉明，另一個是文化研究的。文學的王曉明，研究魯迅，研究沙汀、艾蕪，寫《所羅門的瓶子》，和陳思和先生提出“重寫文學史”，90年代初發起“人文精神”討論，1997年和他的朋友們編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另一個則離開了文學，離開對現代作家創作心理的探測，轉向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狀況直接出聲發言。“轉變”之后，他的分析、論述，毫無疑問更有分量，更重要，更能觸及世道人心。不過，在這個王曉明理所當然地得到更多贊揚的同時，前一個則有點遺憾地被冷落。我是說，也還是有一些人對他的“轉變”感到惋惜。十多年前，參加上海華東師大“現代文學學科危機”研討會之后，曉明讓我和賀桂梅跟他的研究生座談，我就表示過這層意思。去年11月，社科院文學所現代研究室開“回顧80年代”的座談會，趙園先生也有這樣的表示。她的語氣更帶急切：對于這個轉變，“王曉明當然認為他是對的！”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王曉明主編

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

可能面對內心，也可能不時聽到朋友這樣的疑問，王曉明在《橫站》中有這樣的響應：對于這個“學術轉變”，“現在也不是這么看的時候。一個正手忙腳亂地對付世變的強烈刺激的人，是無暇也無力反顧自身的。”他并引了《半張臉的神話·序》：“盡管明知力弱，也總得奮身出言，那新的意識形態早已四面聯絡，我又豈能自限于文學的世界之內？”——這是“世紀性”的莊嚴回答；不少中國現代作家都曾這樣說過。我能體會到其中的必然，甚至是難以抗拒的意味；這種被逼迫，就是魯迅《過客》中那個在前面召喚的聲音。

第三，但是說“兩個”王曉明，其實有點絕對。在世界觀、文學觀上，他們之間當然有很大差別，這種變化的某些部分也具有根本的性質。不過，我更愿意緩和這種斷裂、對比的強度，而尋找其中內在的連貫性；在某些觀念、立場面前，這種內在的連貫性容易被忽略，但對一個人來說卻更重要。我指的是那些在歷史生活中形成的感受方式，情感方式，那種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比方說，他在分析中國社會、文化狀況的時候，總是抱有對“單執一面的思想立場”的高度警惕。他不愿意重蹈當代比比皆是的，以某種理論、先驗觀念來削減、肢解事實的覆轍，而堅持放開視野，尋找多種有效參照。這可以看作是他的說的“橫站”的真諦。當他質疑“西方模式”的時候，并沒有像當前一些人那樣，直接抽象50-70年代中國大陸“正面狀況”作為取代的另一標準，而無視、掩蓋那個歷史時期暴力、黑暗的另一面。又比如，精神狀況是他衡量一個時代的最主要指標，因此他特別憂慮中國人精神狀況的惡化（狹窄化和粗鄙化）問題，用更多力氣來分析、批判“成功人士”所呈現的“新意識形態”。還有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思考、分析，是將自己帶入其中的，是包含“自我”的。我們因此能真切體驗到那種“直面真實人生的熱忱”，體味到在時代重壓下思考者不可避免的迷惘、焦慮。生活經驗告訴我們，空洞的高調不一定可以信任，而滲透血肉的思考更有可能表現了“洞察大局，直撲人心的智慧”。對自身的反省和質疑，通過自我批判的主體建構，這也許就是竹內好說的魯迅的“文學的態度”？

《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本），王曉明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1月

最后一點感想是，我相信王曉明不會完全推翻他“文學時期”對文學的那些認識：單薄的觀念無法與豐富而深邃的文學相媲美。事實上，9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80年代的反思，存在著對八九十年代的主張、事件的價值和對今天的有效意義估計不足的情形。這里包括80年代的文學批評，“重寫文學史”和“人文精神”討論。我相信，正如王曉明所說，在一個文化被刪削得日益整齊，日益被酸腐味籠罩的危機時代，對優秀文學作品詩意和魅力的闡釋，有可能開發中國人敏銳、開闊的審美能力，以抵抗彌漫的“新意識形態”大面積的侵蝕。因此，我期望有一天，比如到我這樣的歲數，或者再推后一些，到他80，或90歲的時候，還有另一次的“學術轉變”：當然，不是回到原地，而是一個新的地界。

這樣說，我知道接著就會有呂正惠教授的批評。但我不愿意受到他的批評，所以，下面引一段他的話作為結束。在臺北人間版他主持的“外國文學珍品系列” （已經出版了俄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兩種詩集：《我會愛》、《安魂曲》，烏蘭汗譯）的出版前言中，引了阿赫瑪托娃的三行詩：

我們的神圣的行業

歷史久長……

世界有了它，沒有光也明亮

（烏蘭汗譯）

呂正惠接著寫道：“文學是不可取代的，也是不會滅亡的，除非人類也滅亡了。原因正如阿赫瑪托娃所說的，只要有了文學，黑暗的世界也會變得明亮。”

2013年2月24日于新竹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