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沈從文先生

文丨季羨林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后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云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于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不太正常，我也有點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

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

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后，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于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

刊出以后，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于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由于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

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云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云。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從那以后，有很長的時間，我們并沒有多少接觸。我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聯大任國文系教授。彼此音問斷絕，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了。

但是，有時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饑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我還是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 年夏天，我回到祖國。這一年的深秋，我終于又回到了別離了十幾年的北平。從文先生也于此時從云南復員來到北大，我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當時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離學校不遠，因此我們也相距很近，見面的次數就多了起來。

他曾請我吃過一頓相當別致、畢生難忘的飯，云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面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系廚房用品，然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斗艷爭輝。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么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開開。然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并不高雅，并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

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并不覺得低他們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認為沈先生是“土包子”嗎？

還有一件小事，也使我憶念難忘。有一次我們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是中山公園之類。我們要了一壺茶，我正要拿起壺來倒茶，沈先生連忙搶了過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壺中，說只有這樣才能把茶味調得均勻。這當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瑣細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嗎？

小事過后，來了一件大事：我們共同經歷了北平的解放。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并沒有聽說，從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動的，雖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

可是厄運還是降臨到他頭上來。沈先生好像是當頭挨了一棒，從此被“瞥”下了文壇，銷聲匿跡，再也不寫小說了。

一個慣于舞筆弄墨的人，一旦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說不清；他有什么苦惱，我也說不清。然而，沈先生并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學作品不能寫，還可以干別的事嘛。

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他轉而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文物來，什么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等，他都研究。憑了他那一股驚人的鉆研的能力，過了沒有多久，他就在新開發的領域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那一本講中國服飾史的書，出版以后，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的贊揚，他成了這方面權威。他自己也寫章草，又成了一個書法家。

有點諷刺意味的是，正當他手中的寫小說的筆被“瞥”掉的時候，從國外沸沸揚揚傳來了消息，說國外一些人士想推選他做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候選人。

我在這里著重聲明一句，我們國內有一些人特別迷信諾貝爾獎金，迷信的勁頭，非常可笑。試拿我們中國沒有得獎的那幾位文學巨匠同已經得獎的歐美的一些作家來比一比，其差距簡直有如高山與小丘。同此輩爭一日之長，有這個必要嗎！

推選沈先生當候選人的事是否進行過，我不得而知。沈先生怎樣想，我也不得而知。我在這里提起這一件事，只不過把它當作沈先生一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幾篇文章中都講到，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優點？），我不喜歡拜訪人。有很多可尊敬的師友，比如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非常敬佩，但在他們健在時，我很少去拜訪。

對沈先生也一樣。偶爾在什么會上，甚至在公共汽車上相遇，我感到非常親切，他好像也有同樣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樣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么痕跡，說白了就是沒有留下傷痕。

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等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飛色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天真得像一個大孩子。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意。我心里曾幾次動過念頭：去看一看這一位可愛的老人吧！然而，我始終沒有行動。現在人天隔絕，想見面再也不可能了。

宛如黃粱一夢，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許多可敬可愛的師友相繼離我而去。現在從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寧靜，死而無憾矣。

對我來說，憂思卻著實難以排遣。像他這樣一個有特殊風格的人，現在很難找到了。我只覺得大地茫茫，頓生凄涼之感。我沒有別的本領，只能把自己的憂思從心頭移到紙上，如此而已。

1988年11月2日寫于香港中文大學會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