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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朝時期三教合一，讓佛教思想成為了社會民眾討論的重要文化思想體系之一。

在此之前，統一中國民眾思想的學說體系毫無疑問是儒家學說，畢竟在若干年的發展過程當中，儒家思想早已經被統治階級確立了主流地位。

可是在文化繁榮開放的年代里，佛教思想逐漸與儒家思想并駕齊驅。其實，佛教并不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它的起源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印度。

從印度傳進來的佛教，在經過藏區民眾的傳承和創新之后，逐漸演變為了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后來也成為了佛教文化當中的主流。從外來到主流，佛教逐漸也成為了統治階級面向全國開展思想統治的工具。佛教文化從外來到主流的演變過程是怎么樣的？為何它又會成為思想統治工具呢？

• 印度傳來，藏區發展

現代社會流傳的佛教文化，大多都是經過創新和改良之后的內容。要想探尋中國佛教文化的發源，我們還得把目光投向藏區。

藏傳佛教，的的確確在世界范圍內都享有極高的聲譽。今天談到藏區少數民族文化，藏傳佛教也成為了相當重要的一張名片。但是你知道嗎？這里的佛教文化和佛學思想，其實是從外部傳進來的。

最開始的佛教文化，起源于印度。印度佛教，才是正宗的傳統佛教。

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記》中，唐僧的原型玄奘大師，去往西天拜佛求經，這個故事是真實在唐朝社會發生過的。他所前往的目的地，正是天竺也就是印度。這一過程，就是文化傳播的過程。

由此可見，印度佛教對中原地區的影響程度是非常高的。

不過，統治印度民眾思想的，不是佛教，反而是印度教。反而是傳到中國來之后，佛教的影響力才進一步擴大。

西藏地區和印度之間的地理距離本來就不遠，兩個地方的某些社會文化和風俗人情都有重疊的地方。宗教這種精神層面的信仰，當然更容易通過日常生活當中的各種交往來傳遞。

于是，印度的佛教傳到了西藏，受到了吐蕃首領松贊干布的大力推崇。

松贊干布是一個非常能干的人，我們對他的認識，也不應當只局限于《文成公主進藏》的文章當中。作為少數民族首領，他有胸襟，有手段，有魄力，更難得的是對各民族和各地區文化都保持著開放和包容的態度。

面對佛教，松贊干布感覺自己找到了佛教文化的魅力，也找到了能夠為全體吐蕃人民重新樹立信仰的精神食糧。所以他和他后面的幾位繼任者，都致力于發展佛教。

從印度傳過來的某些佛教內容，和吐蕃的實際發展情況并不符合。于是，在統治階級的帶領下，佛教開始了本土化的變革。經過這樣一段漫長的歷程，藏傳佛教才逐漸成形。

不過，藏傳佛教并沒有在西藏地區一往無前地發展下去。松贊干布推行佛教，就意味著他要抵抗傳統的藏區信仰對民眾的信仰。之后吐蕃的個別首領，為了消滅前人的影響，更是蓄意打壓藏傳佛教，重新扶持本土宗教。

當時，藏區的民眾迎來了相當劇烈的認知變化。要知道，確立一個新的信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面對極大阻力時，上層建筑很有可能一蹶不振。

兩次大規模的滅佛活動，幾乎讓藏傳佛教完全喪失了生機。上層階級的刻意打壓，更是讓藏傳佛教和眾多的佛教信徒遭遇了滅頂之災。

不過，上層階級的消滅力度始終還是有限的。所以，藏傳佛教雖然無法大規模傳播，但最起碼在社會上還是保留了一定的火種。

這些火種，在吐蕃分裂之后，又形成了燎原之火。

吐蕃分裂，幾位貴族首領把持朝政，一個統一的少數民族政權四分五裂。眾所周知，天下混亂的年代里，社會思想總是會異常活躍。春秋戰國時期是這樣，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這樣，五代十國時期同樣也是這樣。

這個規律，在少數民族地區同樣適用。所以在西藏地區，藏傳佛教又得到了欣欣向榮不斷發展的養料。

分裂的政權和勢力為了鞏固自身的實力，會通過扶持思想體系發展的方式來實現對民眾的思想統一。而藏傳佛教，此時也就成為了他們手中的有力武器。

也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藏傳佛教不斷發展，不斷吸納新的生命力，最終取代了西藏地區本土宗教信仰的地位。于是，藏傳佛教就這樣從“外來”變成了“主流”。

當然，在藏傳佛教發展的過程當中，印度也在為其源源不斷地提供養分。

前文我們提到過，地理位置的接近，正好為宗教信仰的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經濟基礎的相似性，又會為宗教信仰落地提供更大的合理性。

西藏地區的經濟條件相比起同一時期的中原大地來說，還是毋庸置疑地落后。不少底層民眾個人的溫飽問題都無法解決，現實世界也會遇到諸多的難題。

大家的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在西藏地區又沒有一個可供參考的光明未來，所以，不少人難免會對現實世界失去信心。

當你發現個人的力量已經完全無法維持生活之時，你會怎么做呢？有這樣一部分人，他們會把精神世界寄托到虛無縹緲的東西之上。而宗教信仰，正好就承擔了這樣一個角色。

人們在宗教的邏輯體系當中，可以找到一切與現實世界的苦難相對應的解釋。而這些解釋也不會過分放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反而會把一些形而上的東西深刻注入到大家的腦海當中。

所以，藏族地區的實際生活環境，其實也為藏傳佛教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一片合適的土壤之上，藏傳佛教才會從“外來”變為最后的“主流”思想體系。

• 政府支持，多元發展

在藏傳佛教發展的歷程當中，佛教僧侶起到了重要的傳播作用。

其實早在宋朝，佛教僧侶就已經在統治者的支持之下，有選擇地做一些傳播佛教文化的事情。

他們會在藏族地區修建眾多的寺廟，會在寺廟當中定期舉辦大型的弘揚佛法的活動，也會專門召開講經會，以更加直白的話語去宣傳佛教當中的一些晦澀難懂的語句。

中央朝廷對此事予以了大力支持，朝廷會專門撥出一部分經費，支撐與弘揚佛教文化相關的一系列活動。一些得道高僧，也會得到社會民眾的高度支持。

佛教文化中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故事，兩位高僧討論佛學本質時，其中有一個人說：“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用這兩種佛教當中常見的意象來象征一個人的身心狀態，恰好可以表達出這個人從內到外的純凈與透徹。

可是另一位高僧卻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佛家文化中強調四大皆空，一切皆是空，本來無一物，塵埃自然也就無處附著。

兩相對比，高下立現。而這首菩提樹和明鏡臺的詩，從此以后也是廣為流傳。

不少新的學徒在研究佛教經典時，都會被這些高僧自己創造出來的一系列充滿文學意蘊的經典詩句所打動。

尤其是在唐宋這樣一個文化高度繁榮的時代里，僧侶的自我創造和自我解讀，更是對傳播藏傳佛教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后來到了明朝，藏族地區與中央朝廷之間有著或多或少的矛盾?；?/p>

帝想要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就必須要擴大中央對于地方的控制力度。即便是在西藏少數民族這樣一個相對偏遠的地方，皇帝也不可能放松控制。

要想讓民眾在思想上達到高度的一致，統治階級要做的當然就是用一種宗教信仰來統一大家的思想。而藏傳佛教，此時此刻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經歷多年的發展，藏傳佛教已經延伸出了許多不同的流派，每一個流派之間，在核心思想上有著相似之處，但是在教義解釋上又有著各自不同的觀點。

雖然大家在講經和辯論的過程當中有著針鋒相對之勢，但是明朝的統治者非常明白，不同的流派從本質上來說都屬于藏傳佛教，只要支持藏傳佛教的發展，就能統一藏族地區人民的思想，還能讓民眾看到統治階級對于他們的扶持，從而自然地支持統治階級的政治秩序。

明朝政府還專門為藏傳佛教的文化傳播做出了一系列創造性的舉措，比如說邀請藏族地區的得道高僧來到中原地區傳播思想文化，在藏族高僧的指導之下，專程為他們修建寺廟，擴大藏經閣當中佛教經典書籍的儲存數量。

這些舉措，都上藏傳佛教逐漸成為了中央統治者統治民眾思想的工具。

• 寺廟增多，經濟增長

到了明朝，藏傳佛教已然成為了藏族地區的思想文化主流。統治階級也深刻地意識到，只要控制好藏傳佛教的發展進程，就能控制好少數民族偏遠地區民眾的生活，也能保證中央集權對于地方的控制。

因此佛教文化淪為了一個統治工具，不管是佛教思想還是僧侶和寺廟，都是這個工具當中的一部分。

為了保證佛教文化的正統性和傳播的不斷絕性；統治階級以此為據點，對藏族地區不同的佛教文化流派施以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另外，宗教活動其實跟經濟活動也是有非常緊密的聯系的。不管是修建寺廟還是傳播佛法的活動，都需要大量的經濟成本做支撐。

所以寺廟當中的香火錢，還有一些其他的經濟性收入，都會成為佛教文化傳播的基本支撐。

而且，大量修建寺廟，必然會涉及與土地資源之間的紛爭。土地資源又涉及農業經濟生產，兩者從表面上看似矛盾，實際上又能夠通過經濟要素的流動而實現穩定平衡。

經濟雖然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但經濟同樣也需要在一定的政治環境當中才能實現發展。所以，明朝時期的統治環境，正好給了宗教和與宗教相關的經濟活動一定的生存空間。

在統治者的刻意引導和市場交易法則的自然運行之下，上傳佛教逐漸成為了社會思想的主流之一，也逐漸成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者控制地方的統治工具。

結語：

藏傳佛教并不是西藏地區的本土宗教，而是從印度方向傳過來的宗教文化。

這一宗教原本只是外來信仰，但逐漸取代了本土的宗教信仰，成為了主流。明朝時期，朝廷有意識地在宗教扶持方面給予了相當正向的引導。

而藏傳佛教也逐漸成為了統治者思想統治的工具，帶上了一定的政治性意味。

參考資料：

1.《明史》

2.《中國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