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75章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

老子告訴我們，人民之所以饑餓，并非因為土地不產糧食，而是因為賦稅太重；人民之所以難以治理，并非因為他們天生頑劣，而是因為統治者政令繁苛、妄圖掌控一切；人民之所以輕生冒死，并非他們不愛惜生命，而是因為生活壓力太大、生存空間太窄。

放在今天來看，“民之輕死”，早已不是戰亂饑荒下的走投無路，而是教育失衡、就業錯配、階層固化下的一代青年，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時的精神疲憊與無力感。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大學生騎手們，正是這一代人的真實寫照。

前有央視勸大學生找工作要脫得下長衫，才能端得起飯碗，現有家長說，我花了半生心血培養的大學生，畢了業居然跟我一樣去送外賣——這不是段子，這是時代的寓言。它像一滴水，折射出一個群體的命運沉浮，也折射出一個國家教育、經濟、社會結構之間的深刻裂痕。

曾經，一張大學文憑，意味著跳出農門、改寫命運；如今，千萬學子寒窗苦讀，換來的卻是一份三五千的工資、一份送外賣的電動車和一個不敢談夢想的生活。40年前，爺爺考上中專，可以養活一家人；30年前，爸爸考上大專，可以在大城市站穩腳跟；而現在，我考上了大學，卻發現連一份體面的工作都找不到。

學歷貶值的速度，快得令人窒息。1990年，全國高校招生60萬人，到2021年已突破1000萬，短短三十年增長了近二十倍。這本是國民素質提升的成果，卻也在無形中制造了一場“人才通脹”。工廠缺技工，大學生卻滿街跑外賣；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才，畢業生卻在簡歷海里打轉。供需錯位，資源浪費，無數家庭用血汗錢供養出來的孩子，最終卻只能在城市的邊緣地帶謀生。

于是有人諷刺：“每年畢業一千萬大學生，就是一千萬個廢物。”可誰來告訴這些年輕人，他們的“廢物”標簽，到底是誰貼上去的？

在這個時代，讀書的意義正在被重新定義。它不再是通往自由與尊嚴的橋梁，而更像是一場賭注——押上青春、押上家庭、押上未來，只為一場可能永遠不會兌現的承諾。而當這個承諾落空時，我們才發現，原來“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早已成了舊時代的回響。

老子說：“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意思是，人民之所以不怕死，是因為活著的成本太高，生活的尊嚴太少。今天的年輕人，何嘗不是如此？一份豬腳飯22塊，西紅柿五塊錢一斤，一個月工資三五千，吃三頓飯都成問題，還要面對房租、社保、失業的重重壓力。他們不是不想奮斗，只是奮斗的方向早已模糊不清；他們不是沒有夢想，只是夢想在現實中一次次碎裂。

張雪峰曾說：“如果只是為了找個工作，那學什么專業都不重要。”可當所有專業都淪為“冷門”，當所有學歷都變成“門檻”，我們不禁要問：大學擴招的初衷，究竟是為了提升全民素質，還是為了讓更多人陷入一場集體焦慮的漩渦？

在這背后，是一種更深的“有為之禍”。政府希望提高人口素質，于是擴招；學校希望擴大規模，于是增設文科專業；企業希望降低成本，于是壓榨勞動力；父母希望孩子出人頭地，于是拼命砸錢供書教學……所有人都在“努力”，卻沒有人真正停下來思考：這樣的努力，是否偏離了“道”？

老子說：“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意思是，只有不過度追求生活享受的人，才是真正高明的。這種“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違背自然規律地強行干預，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性的理解，對社會節奏的順應。

反觀今日之社會，處處是“有為”之害：政策頻繁調整，行業周期混亂，教育資源失衡，職業路徑狹窄。年輕人被迫卷入一場又一場“內卷戰爭”，而這場戰爭的背后，是一個系統性的“失道”。

那么，出路在哪？

或許我們該學會像老子那樣，放下控制的執念，回歸樸素的價值判斷。教育不該只是流水線上的批量生產，而應是個體覺醒的過程；社會不該只崇拜名校與高薪，而應回歸勞動的尊嚴；家庭不該將全部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而應給予他們選擇人生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重新理解“貴生”的意義。真正的“貴生”，不是讓一個人活得光鮮亮麗，而是讓他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心、自足、有尊嚴地活著。就像那些送外賣的年輕人，他們也許不在寫字樓里工作，但他們依然值得被看見、被尊重、被善待。

老子的思想，不是讓我們回到過去，而是提醒我們在前行的路上，不要忘了為什么出發。他告訴我們：無為而無不為。真正的社會進步，不是靠層層加碼的政策推動，而是靠制度設計的合理、資源配置的均衡、價值觀念的重塑。

道德啟示錄：

教育的意義，不是讓人成為別人眼中的成功者，而是讓人成為自己心中的有用之人。唯有放下對“成功”的執念，才能找回對“生命”的敬畏；唯有順其自然，方能行穩致遠；唯有知止，才能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