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不少夫妻，正以一種悄無聲息的方式，重新書寫婚姻的定義。他們沒有離婚，也沒有撕破臉，而是選擇了另一種更柔軟的方式——卒婚。

“卒婚”一詞源自日語“卒業婚”，意為“從婚姻中畢業”。

它指的是夫妻不再追求傳統意義上的白頭到老，而是在人生的某個節點，停止扮演“理想夫妻”的角色，各自生活，各自成長，卻依舊保持婚姻名義。

這種模式最早在2004年由日本作家山下英子提出，山下英子與丈夫“卒婚”七年后，仍保持良好的關系。她在東京獨居，追求自己的寫作事業，而丈夫則留在老家經營診所。他們偶爾見面，互相支持，卻不過多干涉對方的生活。這種方式讓他們在保持婚姻關系的同時，也擁有了各自的空間和自由。

隨后這種婚姻模式在日本社會逐漸流行開來，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18年的人口動態統計，約有30%的夫妻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式。

而在深圳這個高壓而自由的城市，一些中年夫妻，也正在悄然試水這一種特殊的“夫妻關系”。

01

從“夫妻”到“同路人”

39歲的周筠和42歲的韓川，在前年——也就是他們結婚的第十二年時，決定卒婚。沒人出軌，沒有激烈爭吵，只是某個夜晚，孩子睡著后，沙發上的兩人聊到了“是不是可以先分開住一陣子”。

“不是離婚。”周筠記得自己當時很小心地強調，“我們只是太累了，各自喘口氣。”

他們約定好一切：孩子繼續由兩人輪流接送，一人負責一周。家里房子暫時不動，誰照顧孩子誰住原來福田的房子，另一個就去外面租房住，保證孩子生活不變。家務請阿姨打掃，財務支出、父母那邊，都暫時維持現狀。

“我們倆就像是公司分管業務的兩位合伙人，誰也不甩手，但也不再干涉彼此的生活。”韓川說。

他們沒有告訴雙方父母實情。家里的長輩依然覺得他們和往常一樣，是那對“模范夫妻”，周末一家三口出現在飯桌上，孩子在一旁涂涂畫畫，長輩聊天打趣。只有他們知道，這段關系已不再如表面那般緊密。

36歲的林穎和趙立文則是另一種版本。他們沒有孩子，七年的婚姻生活早已從熱戀變成“各自活各自的”。林穎在南山做翻譯工作，熱愛繪畫和獨處。趙立文是創業者，喜歡喝酒、打德州、交朋友。

他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卻幾乎沒有交流。

“他每次回來，我都裝睡。”林穎說，“我知道他也知道我們之間沒有話說了。”

后來，林穎主動提議：“我們要不要分開住？不是分手，也不是離婚，就……空間獨立，像剛開始戀愛還沒同居那會兒一樣。”

趙立文居然沒有反對。他似乎早已有了心理準備，只是一直沒說出口。

他們就這么“默契地”分居了。林穎搬去了離公司近的單身公寓，趙立文則搬去蛇口與朋友合租。“我們還是周末會見面，一起吃飯、聊投資、講八卦，但回不去了。”趙立文說。

這就是卒婚的樣子——有點像退場，但也像是另一種登場。

除了情感的疲憊，還有更現實的考量，驅使一些深圳夫妻走向卒婚。

37歲的陳倩和43歲的唐銘，則是“卒婚”群體中更“理智”的一對。在2022年，兩人爆發激烈爭吵之后又冷靜下來，算了一筆賬。

“我們原本打算離婚，但一查房產價值和未來貸款安排，發現根本劃不來。”陳倩在南山一家公司從事財務相關的職業，說話一絲不茍。“我們那2套房，市值接近1500w，還背著近500w的貸款。如果離婚，就得處理產權、還貸、贍養責任等問題，還影響稅務和孩子。”

唐銘則是一間設計公司的合伙人，一旦財產被動分割，公司估值和他在合伙人中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響。“我們不想為了這些現實問題搞得兩敗俱傷。”

于是，兩人商量后達成一致：卒婚。保留婚姻關系，各自生活不再過問，避免經濟上的大動蕩，同時繼續共同撫養孩子。

02

卒婚背后的生活真相

“因為太累了。”周筠幾乎是脫口而出。

她曾是外企人力總監，孩子出生后辭職做全職媽媽，整整四年，她的世界幾乎被孩子和老公塞滿。“我試過回職場，但工作幾個月后發現無法兩頭兼顧，回家老公還說我‘掙錢少還累人’。”

她開始覺得憤怒、焦慮、不被理解。每天在廚房忙碌時，她都覺得像是在重復演一場沒有觀眾的獨角戲。而韓川的角度卻是，“我很努力工作啊，我不花心也沒亂來，怎么就成了罪人？”

兩人都覺得委屈。“我們太像那種用盡全力還無法取悅彼此的人了。”周筠嘆氣。

卒婚，是他們給彼此的緩沖帶。

“很多人以為卒婚是一種放棄，其實不是，我們沒有放棄責任。”韓川補充，“我們只是不想再以‘夫妻’這個身份要求對方。”

林穎和趙立文的問題，則是“無法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又礙于生病的父母不能離婚”。

林穎喜歡安靜、早睡、規律生活；趙立文凌晨兩點才回家、應酬不斷、充滿變化。

“我跟他說我想周末去看個展，他說他要打牌。”林穎苦笑，“我已經不記得我們上次手牽手逛街是什么時候了。”

她并沒有覺得趙立文是個壞人，甚至覺得他很有魅力，只是，她不再想被對方的生活節奏影響。

而趙立文也說，“我還是愛她啊，我每次有大事，還是想她第一個知道。但你說，要我每天回去面對一張冷漠的臉，誰受得了？”

“卒婚就像一道防火墻，讓我們不再互相燃燒。”他說。

“我們的卒婚是‘財務型卒婚’。”陳倩笑著說，“不是因為愛走到了盡頭，而是因為賬算得太清楚了，兩個人就像在AA過日子。”

陳倩算過，如果真離婚，每人要扛750萬的房貸，還有近百萬的教育金分擔。她打開手機，展示一張月度支出表，“我們都不是沖動型的人，做什么都先看ROI。”

卒婚之后，他們把生活過成了一份“合作合約”。早上在微信上溝通孩子作業，晚上偶爾分享一段財經視頻。生活沒有激情，但井然有序。

唐銘笑說，“感情在深圳是奢侈品，穩定才是硬通貨。”

他們的選擇，不浪漫，卻現實，揭示了在高房價、高離婚成本的都市里，婚姻不再只是情感體，而是一組復雜的家庭資產與責任模型。

03

卒婚之后，他們的生活往哪里去？

卒婚之后，周筠開始重新拾起自己的生活。她在寶安一家初創公司找了份HR工作，下班后參加舞蹈班，周末帶兒子去看展、騎行。

“我終于不是誰的媽媽、誰的太太，而是我自己。”她說。

在舞蹈教室的鏡子里，她重新看見了自己20多歲時的模樣——活潑、有力氣、充滿激情。

而她的丈夫韓川則第一次認真審視起自己。“我以前覺得給錢就夠了，現在才知道，她不是要錢，是要我在場。”

他們偶爾還是會有爭執，但更多時候，是心平氣和地溝通。

他們甚至一起規劃起未來——一個可能不會再有“夫妻同居”標簽的未來，但仍然共同承擔責任和陪伴孩子成長的未來。

“我們都知道，這條路不好走，但我們愿意嘗試。畢竟，婚姻不一定非得是兩個人一輩子綁在一起，有時候，各自生活反而能更好地相守。”周筠說。

林穎和趙立文的卒婚生活也慢慢成形。林穎開了一個自己的工作室，總會邀請朋友和客戶來玩。趙立文的創業公司逐漸步入正軌，更加忙碌，偶爾的電話和周末的晚餐成了他們為數不多的交流時光。

“我們不是沒有感情了，而是找到了相處的新方式。”趙立文感慨，“或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婚姻。”

陳倩和唐銘則似乎更“有底氣”地長久卒婚。他們已將“婚姻”完全轉換成了“合作協議”：在必要時站臺、必要時退場，誰也不干涉誰的新生活，但大事面前依然是隊友。

他們甚至咨詢了稅務師和律師，希望設計出一種“可復制”的卒婚法律模型。

“我們不是失敗的婚姻，是高效的家庭運作體。”陳倩說這話時，眼中透著一股深圳女性特有的篤定。

這些選擇聽起來有些冷，但在某種程度上，卻讓婚姻的定義更寬廣。

“婚姻不該是兩個人拴住彼此的鎖，而是一場關于信任與選擇的合作。”周筠在她設置為“僅個人可見”的朋友圈里，寫下了這么一句話。

正如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所說：“真正的愛情不是互相凝視，而是朝著同一個方向看去。”卒婚的夫妻，也許不再肩并肩生活，但心中仍有共同的方向——那是對彼此的尊重，對家庭的責任，以及對生活的熱愛。

越來越多的中年夫妻開始嘗試畢業式婚姻，選擇分開居住，卻保持法律上的夫妻關系。這種形態對傳統觀念是沖擊，但也提供了情感的喘息空間。

他們的選擇背后，是對“婚姻幸福”的重新定義，也是對個人自由的渴望。有專家指出，卒婚并非失敗，而是一種理性的自我保護機制，是現代婚姻面對生活壓力時的調節閥。

在深圳這個包容與矛盾并存的城市，卒婚或許是新一代夫妻在愛與責任之間找到的平衡點。

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說：“人生本來就是一場獨自的旅行，重要的是遇見能和你并肩走過一段路的人。”

文丨大壯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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