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9歲的梁思成忍著病痛，躺在床上和林徽因討論國徽方案。病床旁邊沒有別的，全是一版又一版的國徽方案手稿。

從照片上來看，林徽因面色嚴肅，正在聚精會神地看著手稿，狀態十分不錯。但事實上，此時的林徽因，身體比梁思成還要差很多，更令人擔心。

早在1945年，在李莊躲避戰亂時就有醫生警告過她，好好保養，頂多再活5年。

可她根本沒把自己當病人看，依然廢寢忘食幫梁思成改稿子、修改中國建筑的記錄冊。建國后，又忙著到處奔走呼吁保護古建筑。

到參與設計國徽的方案時，5年之期已經快到了，已經46歲的林徽因完全是憑著一腔熱愛和堅持，強撐著。

其實，在國徽的方案設計和確定中，有過好幾個小插曲。林徽因參與設計的第一版方案，并沒有通過，最后一改再改，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甚至，因為修改時間太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都沒能懸掛國徽。

一、要不要在國徽上，放中國地圖？

1949年7月10日，《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則振奮人心的消息，公開征集國旗、國徽圖案。其中，對國徽的設計要求列了三點：

第一，要有中國特征；第二，要有政權特征；第三，形式要莊嚴富麗。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全國的民眾、學者都滿懷激動的心，日以繼夜進行設計。到8月20日的時候，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常務委員會一共收到了120件國徽提案，900多幅圖案。

其中，就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組織清華大學營建系參加的設計。當時，梁思成還非常激動，光是他們營建系，就繪制了10多個國徽圖案：

“大家懷著對新中國無限熱愛的心情，夜以繼日地精心構思，繪制了幾十個國旗圖案和十多個國徽圖案送去政協籌委會。”

在收到的900多個圖案中，常務委員會仔細看了看，發現大家的愛國熱情確實很高，但很多圖案是模仿國外的，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徽。

甚至，還有一些圖案是花花綠綠的，實在不太滿足“莊嚴富麗”的要求。

眼見開國大典在即，依然沒有一個滿足條件的國徽，大會的主席團決定：國徽圖案不再組織面向社會各界的征集活動，而是邀請專家另行設計。

這里的專家組之一，便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領導的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小組。此外，還有張仃領導的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小組。

他們分別出稿，是技術競賽，同時也是合作，一起設計出國徽。

張仃，也是一位很出色的畫面和藝術教育家，后來還給1979年的《哪吒鬧海》當過美術總設計師。

這一次，設計國徽，事關重大。

而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能為自己的國家設計國徽，莫過于他們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課題。林徽因絲毫沒有猶豫，完全把她的身體拋諸腦后，開始廢寢忘食地研究起來。

在看了很多其他的國徽方案后，她找了一些中國古代的銅鏡、玉杯、玉璧等工藝美術作品作為參考資料，并親自在病床上畫完了第一個草圖。

根據她的學生王其明說，當時的林徽因非常虛弱，幾乎“每畫一筆就要調整一下才能喘出一口氣來”。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到10月23日的時候，林徽因帶隊的專家小組拿出了第一個方案（下圖）。

林徽因和莫宗江設計的這一版方案，在乍一看很簡單，但事實上里面的細節非常多，它幾乎貫穿了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初對國徽設計的全部設想：民族形式、傳統文化、新政權政治、和革命特征的契合。

而以張仃領導的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小組，最初設計出來的國徽圖案，和林徽因小組設計的圖案有著明顯不同的側重點。

雖然兩個小組設計的，都有五角星作為主體圖案，但張仃小組的兩個手稿圖案中，都有中國地圖和地球。

不少看完之后表示：放地圖，是真不合適？

其實，兩組的方案各有特色，但仍舊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沒有把令中央滿意的政權特征，表達出來。

二、修改：要不要放天安門？

于是，就在林徽因的方案提出的8個月后，張仃小組又提交了修改后的國徽方案。這一次，他們吸取了林徽因方案中的靈感：

保留了五星、齒輪、嘉禾、紅綬帶，但去掉了圓形的璧，縮小了五星，增加了天安門。天安門，是新一版國徽中的重點，也能體現政權特征。

但是對于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并不認同。他們認為：

“覺得一個國徽并非是一張圖畫，亦不是畫一個萬里長城、天安門等圖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傳統精神，而天安門西洋人能畫出，中國人亦能畫出來的，故這些畫家所繪出來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現出中華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或象征東西來表現的…”（取自《風雨琳瑯：林徽因和她的時代》）

但是張仃堅持，天安門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也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還是舉行開國大典的地方，能充分代表政權特征，也足夠莊嚴。一時之間，兩個專家小組陷入了爭論。

1950年的6月11日，國徽評選小組表示：原則上同意天安門圖案。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就找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說服他們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構思。

林徽因是個對專業要求極度嚴苛的人，既然確定了天安門的圖案，她當即便派朱暢去畫天安門的透視圖。

其實，如果添加天安門的圖案，對林徽因小組來說是一個不錯的優勢。

當時，放眼全國，也就只有清華大學營建系擁有一份獨一無二的天安門實測圖。那還是幾十年前林徽因等人親自對天安門進行的測繪，是當時全國唯一一次天安門測繪的實測圖。

但有優勢歸優勢，要想設計出讓林徽因自己滿意的國徽方案，也并不容易。不僅要確定天安門的表現形式、華表的高度和位置，還要確定色彩等等,甚至就連國徽上面的所有線條，林徽因都堅持要用“漢唐線”。

她說：“國徽不能用康乾線，要用漢唐線?！?/strong>

康乾盛世的線條，看起來精細，處理得非常華麗；而漢唐線注重氣勢，藏著十足的自信和敞亮。這一點，從霍去病的墓碑上的花紋就能看出來。

在林徽因看來，當時的中國，需要的恰恰是后者。

因此，即便是在勾勒的線條上，也不能馬虎。

三、國徽設計：最后的沖刺

6月20日，國徽評選小組在中南海懷仁堂最后一次討論、評選國徽方案。

那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因為病重，實在沒辦法出席。朱暢中帶著他們的設計方案，來到了會議。周總理也親自來到了會場，他看了看中央美院的方案，又看了看清華的方案。

朱暢中回憶，當時有人贊通過中央美院的方案，也有人更喜歡清華的設計。最后，周總理問了問李四光先生，李四光先生指了指清華的方案。

最后結果出來了，清華的方案獲勝，只是還需要做一些修改：把國徽設計上的麥穗再往上拔一拔。

第二天清早，朱暢中就把這個喜訊告訴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兩人非常高興，立刻開始動筆，討論麥穗的修改和細節方案的處理。

當時，恰好被調回北京的梁再冰回到家中，她表示家里完全就是一個“作坊”，桌椅板凳上全部都是國徽圖案。

而且，許久不回家的她，原以為這次回來會有一個“熱烈的歡迎儀式”，可父母兩人都忙著國徽設計的最后沖刺，看見她回家只是點點頭，仿佛她只是出門買了棵白菜。

正是在這種廢寢忘食的工作狀態里，僅僅3天，林徽因等人就完成了最后的修改。

6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毛主席的提議下，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通過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主持并參與設計的國徽圖案，而且是一致通過。

當天，林徽因也被特邀列席這次大會。

當所有的代表全部起立時，她終于忍不住熱淚盈眶。這么多天的工作和設計，哪怕躺在床上雙手顫抖，她也不曾松懈，半臥在床上，伏在一個小桌子上寫寫畫畫，反復推敲……

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那一刻，她也已經虛弱到幾乎不能從椅子上站起來了。

如今，在我們看到的國徽里，很多的新構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畫成草圖的，比如把國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引入國徽。

如果沒有她，或許，國徽就不會是現在的樣子。

每一次，當我看看我們的國徽，再看看聯合國五常其他國家的國徽，都不禁感嘆，華夏五千年滋養出來的審美，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

參考資料：《風雨琳瑯：林徽因和她的時代》，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