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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美國和西班牙進行了一場對確立美國今后在亞洲和太平洋地位非常關鍵的美西戰爭。美國獲得全勝,從西班牙手中取得菲律賓和關島,完成了它在太平洋上從夏威夷、關島到菲律賓的“三級跳”。
占領菲律賓對于美國在東亞的歷史而言意義重大,它是自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駛入廣州完成東亞首航以來美國在東亞歷史的重大轉折,美國的亞洲政策觀念也由此發生了根本轉變。
此前,美國在東亞只關心追逐相對單純的經濟利益和傳播基督教教義;而此后,美國開始視自己為“亞洲國家”,注重經濟與政治利益、眼前與長遠利益并重的追求目標,并積極參與了列強在東亞的角逐在東亞角逐過程中,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的政策原則。
但是,這一原則中所包含的美國要成為東亞權力均勢制衡者的目標,與美國愿意介入東亞事務的程度和能力都有所矛盾,由此,導致美國與東亞的其他權力追逐者—一日本、俄國(蘇聯)等之間,產生了尖銳的沖突,從而使得20世紀前半個世紀美國在東亞的歷史,變成了由這種矛盾沖突所交織的畫面。
1899年9月6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正式照會英、法、德、俄、日、意等在華列強,要求其維護在華貿易機會均等。在先后收到英、法、日、意、德、俄的答復之后,海約翰在1900年3月20日宣布,“各國政府已經接受美國所做的關于對華貿易的聲明”,美國政府認為這種接受是“最后的和確定的”。換言之,美國將列強的答復視為這些國家認可了“門戶開放”原則。
不久,義和團運動危及到列強在華的利益及存在,導致八國聯軍的干涉。海約翰擔心列強會從中漁利,趁機打破均勢,并排斥美國在華影響。于是7月3日,海約翰發出第二次照會,要求列強在維護貿易機會均等的同時,維護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
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3日的這兩份照會,構成了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原則的基本內容,簡而言之便是:一、維護在華貿易機會均等;二、維護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
1、“門戶開放”政策面臨的尷尬
“門戶開放”的政策原則是美國從其在亞洲的新地位和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出發,對自己東亞的角色重新定位,這個新角色,即美國要成為中國主權的維護者。而轉換成權力政治的語言,即美國要成為“遠東權力均勢的操縱者”。
列強當然明白美國的用心,不過,對于美國自己定義的新角色,列強卻有不同的考慮。
在華列強中,英、法、意、德等國大體希望維持均勢,所以它們的內心比較認同“門戶開放”原則。英法已在華取得穩定的優先地位,主張維持現狀,而英國此前也曾向美國提出過相關建議,因而對美國的建議更樂于接受。意大利在中國沒有勢力范圍,也沒有租借地,門戶開放對其有利。德國雖有勢力范圍,但其目標是要打開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市場,而這里是英國勢力范圍,正好可以借“門戶開放”打開通向這一市場之路。
這些國家給海約翰的復照也大致表明了原則上同意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的態度。
但是,俄國和日本卻另有居心,由于與中國毗鄰,俄日兩國都不滿足于在華利益現狀,想趁中國危亂之機大撈一把。兩國都有野心,想在中國東北的滿洲地區建立起排他性勢力范圍。
俄國對是否接受海約翰的照會很猶豫,想先觀其他各國對美國照會的反應后再作答復。在其他列強均復照表示同意之后,俄國才姍姍于1899年12月30日向海約翰復照,表示:
(1)俄國已將大連辟為自由港,足以證明俄國已在其租借地內實施了“門戶開放”原則;
(2)以后該港與其他地區之間如設置稅卡,不分國籍,將平等課稅;
(3)中國政府在俄國的租借地之外開辟的商港,由中國政府自行征稅,俄國政府不為本國臣民要求優惠。
從意思來看,這個答復措辭含混,并沒有對是否同意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實行“門戶開放”表明態度,因為在俄國復照中的第1點只提了租借地而不提俄國在東北的整個勢力范圍,在第2點也只提及關稅而不提港口稅和鐵路運費稅,換言之俄國實際是以搪塞之辭,掩飾其不愿接受“門戶開放”原則的立場。
當時俄國的答復令美國非常尷尬,海約翰雖然明白俄國的言辭“像擲骰子賭徒的誓言一樣虛假”,但是,出于除意大利外的所有列強都以其他有關各國的同意為接受條件,美國出于無奈,只能認為俄國的“不拒絕”就等于是“同意”了“門戶開放”原則。
因為如若美國認為俄國是拒絕,也等于其他國家實際上不接受美國這一原則,與俄國相反,內心反對的日本卻從一開始便痛快地接受了“門戶開放”原則,并且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保留,日本的選擇實質上更加處心積慮,因為日本雖然也像俄國一樣覬覦中國東北地區,內心反對“門戶開放”原則,但是,當時對于它來說,最大的對手是俄國。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通過《馬關條約》,使朝鮮脫離與清朝的宗藩關系獨立,又取得了遼東半島。
但是,俄國的勢力迅速進入朝鮮和中國東北,俄又在法、德支持下,策動了“三國干涉還遼”,迫使日本不得不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提出之際,日本對俄國伙同法德“三國干涉還遼”余恨未消,同時,日俄在朝鮮也正處于激烈爭奪之中,戰爭看起來一觸即發,日本正積極備戰,此時日本對美國的答復既考慮到了俄國會對“門戶開放”原則強烈反對的因素,又考慮到在今后的日俄爭奪中需要得到英美的支持。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列強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的,所以要讓所有在華列強都接受美國在門戶開放原則中希望實現的自我定位其實非常困難。
進一步來說,只有當列強認為需要維持在華激烈競爭下的均勢穩定時,才會認同這樣的原則;而一旦有國家不滿足于現狀,意欲取得超越他國的權益,并且不惜以武力為后盾打破均勢局面,這一原則必然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只能有兩種選擇:要么以本國實力為后盾,毅然采取經濟甚至是武力的手段來捍衛自己所提出的“門戶開放”原則;要么則只好與挑戰者妥協,任由“門戶開放”原則受損害而成為一紙空文,但是,究竟該作出怎樣的選擇,卻取決于美國的國內政治狀況。
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國家,盡管憲法賦予總統很大的權力,但其權力的實施要受到代表民意的議會的制約,換言之,美國的政治決策要受到決策者對政治利益的認定和公眾輿論的制約,對于美國的公眾意識而言,亞洲和中國是遙遠而模糊的概念,政府很難從公眾獲得決定參與亞洲強權政治所需的民意支持,同時,美國自身在中國和亞洲的一些微利益,也很難達到值得動用相當規模的武力,而致使任何大國受威脅的程度,不能取得足夠的民意支持,就意味著在:“門戶開放”原則受到挑戰時,美國無法采取經濟或武力等強有力的外交手段來維護和捍衛之這一點,這成了“門戶開放”原則的先天不足以及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一直無法回避的尷尬。
正因如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門戶開放”只能是一項外交原則,而算不上是正式的外交政策。
2、日俄戰爭對美國態度的轉變
實際上,除20世紀的頭幾年,因俄國把東三省視為禁臠,俄美關系一度緊張外,對美國“門戶開放”原則的最大挑戰,都來自當初沒有提出實質性保留條件、而與中國毗鄰的東亞新強國日本,致使20世紀前半期美國在東亞的歷史,主要圍繞“門戶開放”原則下的美日糾葛展開。
美國意識到這個問題是在從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后。在日俄戰爭前,俄國在東北咄咄逼人,俄美矛盾突出,美國把俄國視為“門戶開放”原則最大的挑戰者,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甚至準備將日本作為今后在遠東制衡俄國的因素。
但是,戰爭的結果卻令美國和所有列強都始料不及,俄國在戰爭中失敗了。失敗不僅挫敗了俄國在東亞的銳氣,而且引發了國內革命(1905年的二月革命),從此俄國無力亦無暇再參與東亞權力角逐。
在俄國淡出東亞權力舞臺的同時,在戰爭中的勝利者日本,卻挾戰勝之勢,以日英同盟為后盾,迅速積累實力。1905年,日本把朝鮮變成了日本的保護國,接著,又同英國重新締結了日英同盟,并在1907年又以《日俄協約》的訂立,緩和了同俄國的矛盾。
1910年,日本徹底兼并了朝鮮,把朝鮮置于日本總督府的管理之下。通過這一步步的擴張行動,日本奠定了在遠東的實力地位,并日益顯現出欲打破東亞均勢,在中國建立排他性勢力范圍的逼人態勢日本的行動,當然與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相抵觸,很快,美日沖突成為列強在東亞矛盾沖突的焦點,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意欲染指“滿蒙”鐵路開發及其被日本拒絕,就是典型的例證。
1906-1909年間,圍繞日本在南滿的排他性擴張、在西太平洋海軍軍力的擴張,以及美日間有關日本人移民問題的矛盾等,美日兩國發生了一系列尖銳的沖突,在日俄戰爭后日本這種毫不掩飾的挑戰性擴張姿態,引起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警覺,他立刻意識到今日日本之實力已遠非昔時可比,絕不能再以等閑視之。
西奧多·羅斯福預言,經歷了日清和日俄兩次戰爭勝利之后崛起的日本,今后必將會成為美國在東亞的主要競爭對手,而美日矛盾也從此將取代美俄沖突,成為今后美國在東亞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諳悉權力政治規則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開始考慮與日本協調關系的問題。他看到,日本與其他列強不同,是亞洲國家,凡在中國有利益的西方列強都必須“分享利益、分擔憂慮,具有雙重負擔”,而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則只有“單獨的利益、單獨的憂慮,僅一重負擔”。
因此,羅斯福認識到,日本在“滿洲”和東亞的利益生死攸關,如果美國沒有在太平洋上強大的海軍力量做支持,不能以武力為后盾,便無法與日本在中國較量;如果美國堅持捍衛對華“門戶開放”原則,那么利益沖突會使美日之間有朝一日走向戰爭。
基于這樣的考慮,西奧多·羅斯福決定同日本協調,并把“避免同日本發生戰爭”,當作為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目標。
1905年7月,西奧多·羅斯福在命令駐菲律賓司令伍德,戒備防止日軍前來攻擊的同時,派遣陸軍部長塔夫脫(William H.Taft)訪問日本。7月29日,塔夫脫和日本首相桂太郎在東京簽訂了秘密備忘錄《塔夫脫-桂太郎協定》。
雙方約定:共同維護遠東的和平,日本無意染指并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特殊地位;作為交換,美國認為朝鮮問題是引發日俄戰爭的直接原因,并承認作為戰爭的邏輯性結果,日本擁有決定朝鮮半島的支配權。
1908年11月30日,美國國務卿魯特(Elihu Root)又與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訂立了《魯特-高平協定》,在這一協定中,美國實際默許了日本在“滿洲”自由行動,承認“滿洲”是日本的特殊勢力范圍。
3、威爾遜的妥協
西奧多·羅斯福的預言是正確的。日俄戰爭后的日本成為美國在東亞最大的對手,在他之后的歷屆美國總統都面臨了因受到日本的牽制、威脅、挑戰,而致使“門戶開放”原則與美國遠東政策無法貫徹,不得不作出適應性妥協調整的尷尬。
西奧多·羅斯福之后上臺的是威廉·塔夫脫(William H.Taft)總統。塔夫脫致力于“金元外交”,準備以經濟為后盾把美國的影響擴張到全球。塔夫脫對華政策的目的是要促進美國資本對中國投資,以便賦予“門戶開放政策以新的生命和實際的應用”。
在塔夫脫時期,美國在華主要計劃了兩件事:加入湖廣鐵路借款和使滿洲鐵路中立化。但是,由于與日本在華利益的沖突,這兩件事均以失敗告終,最終塔夫脫只好與日本一道加入國際銀行團,尋求通過對日協調的方式來推進美國在華經濟利益。
到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時期,美日矛盾與美國“門戶開放”原則的沖突變得更為尖銳。威爾遜高舉“和平正義”和“民族自決”的大旗,向世人昭示他的外交目標是要摒棄歐洲強權政治傳統,建立公正、合理、和平的世界秩序。
威爾遜聲稱,他決心要使美國的東亞政策立足于“門戶開放”原則的道德基礎,并明確表示美國是“中國主權維護者”。可是,威爾遜理想主義的高調卻在現實政治面前屢屢碰壁,而他的遠東政策,更因美國無法以武力捍衛“門戶開放”的政策弱點而暴露無遺。
威爾遜就任后不久,1914年夏天,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無暇顧及東亞事務之機,大肆推進在華權益。
1914年8月,在向同盟國宣戰后,日本迅速出兵,占領了膠州灣和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不久,日本又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二十一條”共有五個部分,包括了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在山東的特權和在南滿、內蒙東部的優越地位,順延旅大的租借期,在華中合辦漢冶萍公司,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得租借或轉讓他國等等若干嚴重危及中國主權的內容,由于威爾遜政府以中國主權的維護者自居,中國政府通過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向威爾遜政府緊急求援。
這樣,“二十一條”也成為考驗美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維護“門戶開放”原則的試金石。可是,盡管對中國政府充滿同情,但面對日本對“門戶開放”原則和美國在華地位的公然挑戰,倡導外交正義的威爾遜政府卻退縮了。
威爾遜政府只是發表了一項聲明,一方面聲稱美國是“中國主權的維護者”,美國政府“不能承認在日中兩國政府之間締結的或可能締結的有損于合眾國及其公民的條約利益、有損于中華民國的政治或主權完整,或有損于‘門戶開放’政策的任何協定或承諾”;但另一方面,就日本關于山東、南滿和內蒙東部的要求,卻表示“美國坦率地承認領土相鄰構成日本與這些地區間的特殊關系”。
美國的這項聲明對日本來說無關痛癢。在“二十一條”上美國表態所起的唯一作用,是讓日本政府撤回了“二十一條”第五號的內容。但是,實際上日本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有將此項內容作為預期實現的目標。
在歐洲大戰結束前的1917年夏天,日本政府為了打探美國人對華政策的意向,特意派石井菊次郎為特使前往華盛頓斡旋。面對日本以經濟和武力威脅為后盾在華所取得的權益已成為既成事實,為避免美日沖突,威爾遜政府息事寧人地對日本妥協,與石井菊次郎簽訂了《蘭辛-石井協定》,該協定承認了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而在中國享有“特殊利益”。
在一戰結束后處理戰后問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又再次令關注美國維護“門戶開放”原則的世人以及期待他能夠維護“民族自決”與“和平正義”原則的中國人感到深深失望。
中國希望威爾遜支持中國要求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主張。盡管威爾遜在口頭上對中國大表同情,但由于日本以不簽國際聯盟條約為威脅,為了要建立其理想的、能夠維護國際正義的“國際聯盟”,威爾遜又一次損害“門戶開放”原則有關維護中國主權完整的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
因此,在對待如何維護“門戶開放”原則的有效性問題上,威爾遜的做法并沒有因其標榜的道義理想的崇高,而與奉行赤裸裸權力政治原則的西奧多·羅斯福有所不同。
對于任何美國政府而言,維護“門戶開放”原則都必須首先考慮美國自身的切實利益,正如威爾遜政府時期國務卿羅伯特·蘭辛(Robert Lansing)所言:
如果因為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問題而使美國在國際上陷入窘境,那將是極端唐吉坷德式的荒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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