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田野不是對傳統田野的補充，而是質化研究方法論的一次深刻變革。

原文 ：《“數字田野”是質化研究的革新》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 張伊妍

圖片 |網絡

在數字技術全面滲透的時代，研究者對田野的定義與理解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當人類的情感、認同與社交實踐逐步轉移至線上空間，“數字田野”這一概念應運而生，質化研究的方法也隨之延展和革新。

“田野”之變：從實地到數字空間的轉向

田野，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深入現場，與研究對象共同生活、共同感知世界的實踐空間。在人類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譜系中，“田野”曾經是實地工作的代名詞，是研究者走進村落、部落或社區，與“他者”共處、觀察、記錄其生活實踐的空間。

質化研究長期以來一直與田野緊密相連，其對應的是一種基于批判學派的研究范式，重視情境、意義與個體之間的互動。不同于量化研究對普遍規律的追求，質化研究強調在特定語境中理解行動者。在本體論層面，質化研究傾向于認為現實是社會建構的，而非客觀存在的單一實體；在認識論層面，研究者需要承認理解過程總是被主觀經驗、文化背景與價值觀所過濾；在方法論層面，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對話和互動，通過“深描”（thick description）重建行動者的意義世界。

隨著互聯網與社交平臺的普及，人類活動的“場所”早已不限于物理空間。數字田野，即研究者在網絡空間中開展的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呈現出“虛擬性”“遍在性”“互動性”“開放性”等全新特征。研究者不再必須“在場”，但必須“上線”；不再以地理位置為據點，而以社交網絡為入口。

數字田野的出現，標志著研究對象、研究場域乃至研究倫理的整體重構。在網絡空間，田野不再以地理位置為基礎，而以技術平臺構建的結構性界面為入口。虛擬性、去具身性與時間-空間壓縮等特征，使“在田野中”成為一種方法論姿態而非物理狀態。數字田野不是對傳統田野的補充，而是質化研究方法論的一次深刻變革。隨著數字媒介的日常化，人類的交往方式、認同建構與情感表達越來越多地嵌入平臺邏輯之中，這種轉向也在迫使社會科學學者重新思考一個基本問題：田野是否仍必須“在場”？又該如何界定“在場”的邊界？

由此，虛擬民族志、網絡志、賽博民族志、數字民族志等方法迅速發展，一方面反映了數字田野方法論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表明了學術界對數字田野的“進入”和“離開”方式并無明確共識。在這種矛盾之下，研究者需要面對許多全新的身份與倫理問題。

數字田野的方法論：研究者在場的張力

在數字田野的具體實踐中，筆者與同僚曾對粉絲群體進行研究，通過長期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探索飯圈用戶如何在微博平臺上與算法展開“可見性”的協商和博弈。研究表明，粉絲并非“被動的算法接受者”，而是活躍的“算法想象者”，甚至是數據操作的實踐者與創新者。他們或者通過主動制造流量、話題與互動信號來提升偶像賬號的權重，或者通過舉報、壓制對手輿論等方式來削弱他者的可見性。這種將“追星經驗”轉化為平臺操作技能的過程，正是算法想象向行動生成轉化的關鍵。

因此，數字空間中的用戶并非完全處于平臺控制之下的“算法臣民”，他們反而構建出一套可傳遞、可教導、可實踐的“算法想象體系”，并不斷監測平臺對數據操作的反應、政策更新和熱搜機制，據此調整自己的行動策略。算法不再是“黑箱”，而成為可以交涉、協商，甚至“游戲”的對象。然而，這種用戶側的能動性并非不受限制。國家網信辦啟動了“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平臺方也加強了社區治理。可見，用戶并非完全臣服于平臺結構，但也無力真正重塑平臺邏輯。他們在夾縫中不斷試探規則邊界，在經驗中總結算法規律。在這一過程中，算法從技術工具變為一種社會建構物，甚至成為用戶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上述研究案例提示我們，數字田野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與挑戰。機遇在于：首先，在數字田野中，研究者可以跨越時空，不必具身在場，可以從千里之外深入田野，并且可以打破線性的時間，進行可回溯、可檢索的觀察；其次，研究者還可以在不同身份之間切換，保持“隱身”與“現身”之間的張力；最后，數字田野為研究者提供了翔實的細節，社群記錄、對話文本、平臺界面本身就是“田野素材”。

然而，數字田野也帶來了巨大的方法與倫理上的挑戰。首先，研究對象的身份穩定性受到沖擊。數字身份常常是網絡化的，恰如茲茲·帕帕克瑞斯提出的“網絡化的身份”（networked identity）所言，用戶可能在多個平臺上使用不同賬號，以適應不同情境下的表達策略。一位粉絲或許是主號上的理智追星人，卻在小號上成為激進控評者。在這樣的結構中，“誰”接受了“我的”訪談，變得無法輕易判定。其次，研究者身份的模糊性也構成重要挑戰。研究者是否也是“飯圈內部人士”？是否也在平臺上擁有賬號、參與投票、發布內容？這一身份的雙重性可能帶來“家盲效應”，即過于熟悉某一文化導致對其底層機制失去敏感性。受訪者也可能會表現出不耐煩：“你不也是內部人士嗎？為什么還要問我？”因此，數字田野并非天然解決了傳統田野中研究者-研究對象的距離問題，反而在“偽親密”與“數字欲望”之間引入了新的倫理維度。研究者是否應向受訪者完全告知研究身份？能否在社群中“隱身觀察”？如何在建立信任與保持批判之間取得平衡？這些問題無法依靠傳統社會科學倫理標準簡單裁決，而需要在研究現場具體判斷。

田野的無邊界性與“足夠性”焦慮

回到最初的問題：田野是什么？是一個地理位置？是一種情感連接？還是一個方法框架？我們或許應意識到：今天的田野是一種“狀態”，而非“地點”。它是研究者與信息流動之間的一種嵌入關系，是理解他人世界的路徑，也是與自我經驗的再協商。

在數字民族志中，田野的邊界往往是模糊的。這不僅指地理與空間上的“無界”，也指時間上的“無限”延展：研究者可以不斷返回聊天記錄、追溯評論軌跡、再訪被訪者、復看平臺政策更新。但正是因為這一“可回溯性”與“可檢索性”，研究者反而難以判斷何時“完成”田野工作。

在傳統民族志中，研究者往往經歷“去那里”“在那里”“回來”的三階段節奏；而在數字田野中，這一節奏失去了明確的斷點。田野不再是一個必須離開的地方，而是成為一種持續性的存在狀態。這催生出一種典型的“足夠性焦慮”：是否還有更多社群值得訪問？是否還有新的術語、操作方式、賬號體系尚未掌握？是否每一次平臺政策調整都值得記錄？這種“無邊的田野”在帶來+知識豐盈的同時，也帶來寫作與收束的困難。

線上與線下結合：持續的田野與方法結合

數字民族志并非對傳統質化研究方法的全盤替代。人類的認知、認同、實踐從未真正“線上/線下”二元分裂，而始終是交錯交織的。因此，我們需要避免技術決定論式的田野觀，亦不可將網絡視為“純數字世界”。每一個線上賬號的背后，都有具身的節奏、情感的波動與社會的結構性力量，更呼喚我們將數字田野和具身的傳統田野結合起來。

布迪厄曾說：“好好地寫寫那些平庸無奇的世事人情吧。”在數字田野中，我們所寫的不再只是“人”，而是“人與平臺”“人與數據”“人與技術”的協商和斗爭。在這片看似虛擬，實則真實的土地上，質化研究不但仍有用武之地，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并且天然地呼喚與其他方法和范式的結合。

筆者嘗試在數字民族志的語境下重構“田野”這一概念的認知邊界。在算法時代，飯圈粉絲的點贊、轉評、控評、刷榜或許在平臺數據中只是轉瞬即逝的流量波動，但在研究者筆下，它們可以成為理解當代社會中技術-情感-權力交織關系的關鍵入口。

未來的數字田野研究，或將更多關注普通用戶的“技術想象力”與“算法策略性”，關注那些被算法秩序所吞噬但又在夾縫中閃光的實踐者；也將繼續追問：在由平臺控制的可見性場域中，哪些聲音被壓制？哪些想象力仍在延續？誰在建構“規則”，又是誰在不斷重寫它們？

這是一個值得繼續田野的時代。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6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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