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繼北方某地大學、南方某地公職單位的法律顧問業務招投標結果公示中，出現了法律公司擠走了律師事務所之后，又有法律人發現，某地查詢到的一法律公司工商登記的名稱中，出現了“某某法律服務有限公司某某地刑事辯護分公司”的字樣，而且在“經營范圍”一欄中載明的是，“律師及相關法律服務;法律中介服務;法律咨詢服務。(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準后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這樣很多律師不淡定了，紛紛發文細扒這是一家什么公司？有律師深入挖掘后發現，其總公司為某某法律服務有限公司，經營范圍變更為包含有“律師及相關法律服務”的時間為2018年12月5日。可見，這家公司運營已經很久了，并且在多地登記注冊了多家分公司。

根據我國《律師法》的規定，律師事務所是律師的執業機構。沒有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的人員，不得以律師名義從事法律服務業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從事訴訟代理或者辯護業務。

《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為辯護人:（一）律師；（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

根據以上規定，法律業務凡是涉及到“律師”字樣的，必須以律所作為執業機構；可以在社會上有償進行刑事辯護的，只能律師才可以。如果嚴格按照以上規定執行的話，是不可能出現公司的營業范圍內出現律師字樣，公司的名稱出現刑事辯護字樣的。

最新的消息是，江蘇有律師已經就以上的公司登記情況進行了實名舉報，要求行政管理部門予以糾正。

需要說明的是，法律公司雖然在登記名稱上公然的注冊“律師”、“刑事辯護”字樣的很少見，但涉足刑事案件的代理活動，已經屢見不鮮，甚至登上了多年前的指導案例。在指導案例中，還詳細體現出了其運作的方式。

例如，2023年第26期的《人民司法·案例》的《劉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法律咨詢公司超出經營范圍推薦律師的定性》一文中就有：2020年9月，劉某注冊成立上海圣律法律咨詢有限公司。

劉某請托金某（某派出所警務隊隊長，另案處理）提供刑事案件被拘留嫌疑人及家屬的信息，金某遂利用職權便利將案由、簡要案情及涉案人員的聯系方式等信息交給劉某，以此收取了劉某大量財物。

劉某取得信息后，就與家屬聯系，利用掌握的涉案信息取得信任并談妥委托律師業務，以法律咨詢公司名義與家屬簽訂法律咨詢合同（協議）并收取費用。具體刑事案件的代理或辯護工作，劉某則是將案件交由執業律師姚某某、劉某某等人代理，支付傭金。

經查，2021年2月至7月間，劉某通過金某獲取公民個人信息促成律師代理業務共9起，違法所得計20.15萬元。

由此可見，即便法律公司沒有在公司名稱注冊刑事辯護、營業范圍上注冊律師業務，可在實際從業上還是可以通過市場宣傳、壟斷案源等方式，有償參與刑事案件的辦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拋開很多律協已經公開發文，將律所、律師跟法律公司開展任何形式的業務合作視為違規行為不說，真的上升到司法的角度，上述的《人民司法·案例》中，就對法律公司開展的刑事案件代理業務進行了違法性質的定性。

理由是，根據法律規定，法律公司的經營范圍應明確排除律師事務所業務，不能開展刑事訴訟業務等。法律公司雖然形式上簽訂的是法律咨詢合同，但實質上卻開展委托律師業務，屬于以形式合法性來掩蓋業務的實質違法性。

在實際操作中，很多法律公司是直接跟律師聯系，在收取了委托人的刑事案件法律咨詢費用后，直接通過法律公司或是法律公司人員的個人賬戶，向律師個人而非律師事務所支付費用，存在諸多律師執業、稅務方面等違規情形和風險。

造成的法律行業影響是，猶如《人民司法·案例》寫的，被告人劉輝利用家屬病急亂投醫的慌亂情緒，來不及詳細了解案情及可能的法律后果，匆忙促成委托事項，必然造成事后反悔、重復委托等浪費司法資源與個人財力的情況。這種訴訟斬客行為，具有一次性交易、短期收益、收費低服務差、惡性爭搶案源等特征，既破壞正常的市場委托秩序，造成劣幣淘汰良幣的逆勢現象，也損害普通大眾內心對律師職業的尊重依賴感......

有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0月17日，全國范圍內法律咨詢公司的數量達到了43萬家。尤其是在過去五年中，新設法律咨詢公司的數量高達33.2萬家，占比達到77%。法律公司已經呈現出數十倍律師從業人數的態勢，正在多個領域同律師行業展開競爭，有些是在合規領域，有些是在違規甚至是違法領域。

從上述的法律公司已經登記注冊規模不斷擴大來看，從《人民司法·案例》中的法律公司承攬到案源之后很容易找到合作律師來看，法律行業的規范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當下律師們普遍感到行業競爭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究竟應該選擇什么樣的執業道路，考驗的是個人的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