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曹操在許都高擎漢獻帝的旗幟號令天下時，河北的袁紹或許正陷入深深的懊悔。這位“四世三公”的豪杰，本有三次機會將天子攬入懷中，卻都失之交臂。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火燒洛陽、強遷獻帝于長安。 關(guān)東聯(lián)軍人心浮動之際，袁紹帳下謀士沮授敏銳洞察天機，首次提出“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戰(zhàn)略構(gòu)想。

然而袁紹卻另有所圖——他欲擁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重塑朝廷。當使者捧著玉璽覲見劉虞時，這位漢室忠臣勃然變色：“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jù)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后漢書·劉虞傳》）

劉虞寧死不受帝號，袁紹另立朝廷的謀劃徹底破產(chǎn)。第一次挾天子的良機，便在袁紹的政治投機中悄然溜走。

興平二年（195年），李傕、郭汜在長安火并，漢獻帝趁亂東歸。 沮授再度進言：“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州郡雖外托義兵，內(nèi)實相圖。今迎朝廷，至義也；于時宜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后漢書·袁紹傳》）

此時袁紹已擊潰公孫瓚，坐擁四州之地。謀士郭圖卻極力反對：“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jù)有州郡，動輒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quán)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后漢書·袁紹傳》）

就在袁紹猶豫之際，并州流亡將領(lǐng)呂布提出奇襲長安之策。袁紹竟因忌憚呂布之勇而拒絕合作。漢獻帝一路顛沛流離至河東，袁紹近在咫尺卻按兵不動。第二次機會，在袁紹集團的短視與內(nèi)耗中化為泡影。

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輾轉(zhuǎn)至殘破的洛陽。 曹操果斷派曹洪西迎天子。此時沮授第三次苦諫：“今迎朝廷，至義也，又于時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曹操使者曹洪西行必經(jīng)袁紹地盤。謀士田豐曾急諫：“遷都之計，既不能從。今曹操奉迎天子，若假其詔書征召四方，我等皆為其所制，此誠不可不慮！宜早圖許縣，奉迎天子，動托詔書，號令海內(nèi)，此乃上策。否則，終為人所制，悔之無及！”

然而袁紹正忙于平定青州叛亂，更因之前兩次謀士爭論而心存疑慮。當曹操護送獻帝進入許都時，袁紹如夢初醒，卻為時已晚——曹操已手握“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王牌。

袁紹三失良機，表面是謀士分歧與決策猶豫，實則暴露其集團致命缺陷。當郭圖宣稱“從之則權(quán)輕”時，道破了軍閥們擁兵自重的私心——他們視皇權(quán)為燙手山芋，只想著裂土封疆的眼前利益。

曹操謀士荀彧卻洞悉政治牌的戰(zhàn)略價值：“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國志·荀彧傳》）這張政治牌在曹操手中化作征討四方的利劍，而袁紹集團卻在內(nèi)部傾軋中走向官渡之戰(zhàn)的覆滅。

袁紹帳下謀士田豐曾痛心疾首：“徒失良機，功業(yè)難再！”當曹操挾天子詔書指責袁紹“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時，這位曾經(jīng)的盟主已陷入政治被動。官渡戰(zhàn)敗后，袁紹嘔血而亡，其霸業(yè)終成泡影。

歷史的天平從不偏愛猶豫者。袁紹三度與皇權(quán)擦肩而過，不僅輸?shù)袅艘粓鲫P(guān)鍵博弈，更揭示了亂世爭雄的核心法則——得戰(zhàn)略大勢者得天下。當政治智慧讓位于軍閥私欲，再強的兵馬終將敗于時代的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