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總，這雨下得密，您真不打算披件雨衣？”1965年11月底的成都街頭，景希珍壓低聲音問道。彭德懷擺擺手，目光始終盯著前方巷口：“又不是上戰場，化什么裝？”警衛參謀攥緊了手電筒，欲言又止。這個雨夜，將見證兩位開國將帥最后的“重逢”。

自接到西南三線建設任務起，彭德懷就再沒睡過整覺。北京西郊掛甲屯六年的耕作生涯，早把他的手掌磨出老繭，卻磨不平心底那份焦灼。抵蓉次日，他硬是把三線建委準備的歡迎宴改成了工地考察——在永興巷7號那間不足二十平米的平房里，書架上《工業基礎概論》的折痕，比《孫子兵法》還多出幾道。

“您這哪像當官的？”炊事員老周頭回送飯時直咂舌。斑駁的搪瓷碗里泡著半冷饅頭，彭德懷正伏案抄錄攀枝花鐵礦的數據。他抬眼笑笑：“當農民種地要力氣，搞建設得用腦子。”窗外梧桐葉簌簌作響，墻上的“為人民服務”橫幅被穿堂風掀起一角。

三百公里外，鄧華剛結束第127次基層調研。這位四川省副省長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大巴山缺醫少藥”、“沱江汛期決堤風險”。某日整理材料時，鋼筆忽地頓住——“彭總來川”四個字洇開墨漬。妻子李玉芝遞茶時，瞥見丈夫把泛黃的朝鮮戰場合影擦了又擦。

命運總愛在故人重逢時布下迷霧。當鄧華踏入永興巷7號探望曾希圣，彭德懷恰巧在攀鋼工地啃冷饃；待彭德懷得知老搭檔近在咫尺，西南局干部宿舍的燈光已暗了半月。某個清晨，鄧華對著鏡子系中山裝紐扣，突然扭頭問：“玉芝，我鬢角白得厲害么？”妻子鼻尖一酸——當年板門店談判都沒見他這般躊躇。

化裝赴約的決定，在景希珍心里揣了整三天。看著彭德懷翻箱倒柜找舊軍裝，他終究沒忍住：“彭總，外頭傳閑話的多。”話音未落，老將軍的手僵在半空。褪色的鏡面映出微微顫抖的嘴角：“那就換便裝吧，別給鄧華同志添麻煩。”

那個飄著冷雨的傍晚，兩個老兵在梧桐樹影里深一腳淺一腳。景希珍舉傘的手總往左側傾斜，彭德懷第三次推開傘柄：“莫搞特殊！”轉過街角，二樓窗欞透出的暖光讓兩人同時駐足。彭德懷忽然抓住警衛員胳膊：“你看！那個走動的影子…”話沒說完，喉結重重滾動兩下。

窗內，鄧華剛給兒子講完上甘嶺的故事。孩子睡熟后，他習慣性站到窗前沉思。樓下黑影幢幢，妻子探頭問：“看什么呢？”“總覺得…”鄧華搖搖頭，“許是眼花了。”玻璃上的雨痕蜿蜒如淚，將那個佇立的身影模糊成水墨剪影。

彭德懷在雨中站成雕像。景希珍數到第47輛自行車鈴鐺響，終于小聲提醒：“要不我上去通報？”老將軍猛然轉身，濺起的水花打濕褲腳：“別！知道他住這兒就行。”他們離開時，二樓窗簾剛巧晃動——鄧華睡前總要檢查門窗。兩道目光在雨夜里交錯而過，像當年漢江兩岸的曳光彈軌跡。

此后半年，永興巷7號的電話總在深夜響起。彭德懷抓起聽筒又放下，最后把轉盤鎖進抽屜；鄧華辦公室的訪客名單上，“彭德懷”三個字寫了又涂。直到1966年秋風乍起，兩份調令同時抵達蓉城。臨行前夜，彭德懷突然翻出朝鮮地圖，指著云山位置對景希珍說：“當年鄧華同志在這救過我的急…”話沒說完，鋼筆尖戳破了圖紙。

1974年冬，鄧華收到個褪色的牛皮紙袋。拆開是半塊印著“最可愛的人”的搪瓷缸，底部刻著“1952.春”。他抱著缸子在書房坐了一宿，天亮時，警衛員發現窗臺上的積雪化成了冰棱。四年后的追悼會上，當哀樂奏響，七十歲的老人突然挺直腰板，對著遺像敬了個標準的軍禮——就像二十八年前在鴨綠江畔那樣。

成都的雨還是下得纏綿。永興巷7號墻根的青苔年復一年漫過磚縫，某日突然被人鏟去——原來有游客舉著老照片比對：“看！彭老總當年就住這兒。”管理員老孫頭敲敲煙袋：“隔壁樓住過鄧華將軍，兩人直線距離不到兩百米。”人群發出嘆息，卻沒人注意到，二樓某扇窗戶的插銷上，還留著半枚生銹的彈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