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有記者去采訪小崗村。此時，距離“大包干”的歷史已經(jīng)過去了多年，小崗村并沒有脫離貧困。

有人勸記者不要去：“去了會失望，那里沒什么變化。”還有人說：“小崗村是政治意義的小崗村，不是經(jīng)濟意義上的小崗村。”

據(jù)悉，小崗村最早開展承包制，但是小崗村的面貌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而那些發(fā)展得比較好的農(nóng)村，往往是沒有包產(chǎn)到戶的農(nóng)村，最有代表的包括，華西村、南街村、大邱莊。

小崗村沒有走好的原因，并不能簡單地說成是“搞聯(lián)產(chǎn)承包還不如搞集體經(jīng)濟”，它是多方面的綜合因素導致的。其中的缺陷，需要人們專門研究，這不是普通人就能得出結論的。

關于當年“大包干”簽字，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當時的隊長嚴俊昌。其實，還有兩個姓嚴的，發(fā)揮的作用同樣不小。

那些年，小崗是最窮的村子，村里20戶人家，幾乎每家都當過隊長。這個當兩天，那個當兩天，最后誰都瞧不上誰。

1978年8月，新的領導班子誕生了：隊長是嚴俊昌，副隊長是嚴宏昌。兩人相比之下，嚴宏昌才是整個事件的“推動者”。

嚴宏昌比嚴俊昌小8歲，兩人是堂兄弟的關系。整個村子里，嚴宏昌的學問最高，是唯一讀過高中的人。嚴宏昌有一次放學回家，發(fā)現(xiàn)家人都逃荒去了，媽媽帶著妹妹，爸爸帶著姐姐分道走了，嚴宏昌知道，他也必須要離開了，否則可能會被餓死。

但他要離開村子，是沒那么容易的。經(jīng)過商量后，嚴宏昌要給生產(chǎn)隊每月交15塊錢，這些錢抵150個工分。

嚴宏昌出去后，聯(lián)系了一個工地干體力活。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和包工頭混熟后，日子就好起來了。嚴宏昌有文化，得到了上面認可，讓他做小包工頭。嚴宏昌采取了“分包制”的辦法，規(guī)定時間完成任務量，完成給錢，完不成扣錢。

這種方法也影響了后面“大包干”，分田理論就是從這兒來的。

公社覺得嚴宏昌是個有本事的人，想讓他回來搞生產(chǎn)，但嚴宏昌說什么都不回去。沒法子，只好給他上壓力。從15元漲到45元，嚴宏昌一個月掙100元，多交30元也干。

再后來，直接增加到100元，嚴宏昌只好回來了。

村里的一位老大爺見到嚴宏昌后，說：“你回來以后當干部，你一定要帶著我們過幾天好日子。”

那時候，村里人都捏不到一起去。盡管后來有媒體報道，小崗有覺悟，先知先覺，但根本的原因是，只有一家一戶單干，才能有活路。這就解釋了，別的村子能合起來，小崗村卻不能。

當時是把18戶農(nóng)民分成2個生產(chǎn)組，合不到一起后，又分成4個生產(chǎn)小組，到后來弄成8個，2戶人家都不行。有人說，小崗村的窮，有“窩里斗，不團結”的因素。

嚴宏昌知道此事的后果，但他覺悟不低，說：“我唯一想的是能多打點糧食，能吃飽肚子。別老吃國家的供應糧，我們臉上也有光。”嚴俊昌作為隊長，也是這種想法。

之后，嚴宏昌私下打聽別人是什么意見，結果一問，都說愿意干。

在“大包干”簽字上，村里的會計嚴立學也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嚴立學當年的態(tài)度非常鮮明，他對嚴俊昌說：“槍打出頭鳥，我是屬馬的，我是一匹野馬！”18戶人家簽字地點，最后也是選在了嚴立學的家里。

當時，眾人進屋后，都是在講要飯的經(jīng)驗，沒人說分田的事。嚴宏昌見狀，點破了此事。嚴宏昌把結果考慮到最壞的情況，然后坦然地與在場的人攤牌了。相比于當下的窮困，盡管有人心存擔憂，但最后還是選擇加入其中。

嚴立學從孩子的作業(yè)本上，撕扯了一片紙，讓眾人按了手印。

1982年，新聞電影制片廠的導演來到小崗村，找到嚴立學，向他要走了那張契約，準備拍攝紀錄片《來自農(nóng)村的報告》。當1983年攝制組來到小崗村，拿出印著紅手印的契約時，嚴宏昌提出異議。

他認為會計的契約沒有寫會議內(nèi)容，不能用。嚴宏昌給出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再寫一個，然后讓大家再按一次手印。導演心想，表達的意思一樣，復印件也可以。

后來，原件、復印件搞不清了，陳列在革命歷史博物館里的是復印件。對此，嚴姓三干部起了很大的分歧。最后，嚴俊昌說：“原件是嚴立學寫的，復印件是嚴宏昌寫的”。

摁完手印后，一家一戶開始長時間泡在田里。時間久了，消息還是傳出去了。公社書記把嚴俊昌叫去問話，嚴俊昌開始不承認，后來說了實話。為此，他還被公社“扣留”了4天。

公社書記趕緊上報給鳳陽縣委書記。就這樣層層上報，到1980年5月，此事才算是徹底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