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昆明6月30日電 題：考古學者蔣志龍：躬身田野三十余載揭秘古滇國

作者 繆超 王勝嬪

夏至節氣，云南昆明一夜暴雨，滇池南岸河泊所遺址被地下水浸泡。東方既白，蔣志龍打開抽水泵電閘，機器嗡嗡作響，水位逐漸下降，2000多年前古滇王國都邑再次重現。

年近花甲的蔣志龍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考古發掘負責人。為了印證揭秘司馬遷筆下的“古滇國”，他帶領團隊躬身滇池流域田園，不懈奮斗三十余載。

蔣志龍出生于四川安岳，1983年考入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在校期間，因為撿到了五銖錢和一些陶片，他對考古產生真正的興趣，此后潛心學習新石器時期考古理論知識與方式方法。

考古學者蔣志龍。中新網記者 劉冉陽 攝

碩士研究生畢業后，蔣志龍進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開始埋頭鉆研云南已有的考古材料。通過對材料的分析，毅然把考古研究方向從之前學習的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轉到云貴高原青銅時代上，“我查閱云南青銅時代材料，試著寫了幾篇文章。”正是這幾篇文章，讓蔣志龍走進了古滇國歷史的天空。

“……滇王離難西南夷……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司馬遷曾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了一個在滇池之畔的地方政權——古滇國。但長久以來，由于史料缺失，這個神秘的王國是否存在一直被外界質疑。

1956年，考古人員在滇池東南岸的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出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及滇王金印，首次印證了古滇國的存在，引發轟動。隨后石寨山古墓群被盜，1996年蔣志龍被單位指派負責石寨山古墓群第5次搶救性發掘工作。

蔣志龍在發掘這些古墓的檔口，腦海中時常縈繞著一個問題：這些人活著的時候，他們生活在什么地方？

“探究一個古代社會，是對墓葬、聚落等要素的全方位發掘研究。”蔣志龍說，因此要證明一個“古國”的存在，除了墓葬，還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莊、聚落和生活痕跡予以佐證。

此后，他便潛心投入尋找古滇國聚落的工作之中。

2008年，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在滇池盆地發現了70多個滇文化和漢文化遺址。2014年，在前期考古工作的基礎上，啟動了石寨山古墓群大遺址考古工作，主要目的就是尋找石寨山文化(俗稱“滇文化”)的聚落。

考古工作人員在河泊所遺址內進行發掘。中新網記者 繆超 攝

著名的《大觀樓長聯》寫道：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蔣志龍和團隊據此認為，聚落可能處在山頂或山腰。但他們尋遍滇池南岸山丘卻一無所獲，“我吃不好睡不好，高血壓、冠心病都是那兩年里搞出來的，壓力非常大。”

重壓之下，他們請來國內專家對滇池南岸進行古環境研究，通過對滇池沉積物的系統分析并結合考古鉆探，發現石寨山遺址周圍壩區的地下曾是水域與臺地交錯，最終他們的目光鎖定距離石寨山遺址僅700米的河泊所。

“歷史上，滇池水位是不斷變化的。”蔣志龍團隊此后咬定青山不放松，2018年至2019年在河泊所遺址發現大量甕棺和柱坑類等遺跡，特別是出土了滇國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自2022年以來，發掘包括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轄縣官印封泥在內的大量漢代封泥和簡牘，并發現大型建筑基址和寬闊道路等遺跡現象。

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從“滇王之印”到“滇”的聚落、“滇國”都邑，那個傳說中古滇國的模樣也逐漸清晰起來。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中新網記者 劉冉陽 攝

“滇國相印”等大量封泥的出土，不僅與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相互印證，不僅證實了古滇國的真實存在，還表明漢武帝在古滇國設立了“滇相”，建立以郡縣制為基礎的行政管理體系。出土簡牘5萬余枚，其中有字簡牘1.4萬余枚，內容涉及文告、官方往來文書、司法文書、戶版、名籍、郵傳、物資出入、家庭財產申報、書信、典籍等，是研究漢代邊疆政區建制、職官制度、賦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關系和交通狀況等問題的“檔案庫”。

考古學界認為，河泊所遺址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在于：首先，構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銅文化的年代序列。其次，初步確認了西漢益州郡郡治所在。再者，實證西漢王朝對云南地區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發展過程的云南模式。

今年4月，中國國家文物局揭曉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結果，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憑借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學術價值成功入選。

“堅持下去不一定有成果，但不堅持肯定沒有成果。”考古是一項枯燥艱苦的工作，需要運氣，更需要堅持。來到退休年紀的蔣志龍依舊在堅持，他和團隊正在思考如何利用好發掘成果，讓文物“活”起來，更好地為公眾還原和展示古滇國的生活。“比如，古滇國的人是怎么吃飯的、怎么生活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