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與墳墓》是一本非常奇怪的小說。這個小說最主要的情節、最重要的懸念、最大的高潮在全書最前面類似楔子的“初步消息”用寥寥幾百字就講完了。故事講的是一樁發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慘案，一個女孩子用32毫米口徑手槍連開四槍打死了父親之后，把汽油澆自己身上，引火自焚。因為這對父女所屬的家族在阿根廷是世家大族，所以這個慘劇震驚了整個阿根廷。

這里我們來做個對比。如果是列夫·托爾斯泰，會怎么講這樣的悲劇故事呢？以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為例，他會從頭講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會讓男女主人公沃倫斯基和安娜相識于一場貴族舞會，然后展現他們的相愛，私奔，無路可走，互相猜疑，最后安娜走向死亡，沃倫斯基走向戰場。悲劇是一步一步展開的，導致悲劇的因素無論是人物、歷史，還是現實都抽絲剝繭般一點一點顯露。但薩瓦托膜拜的大師不是老托爾斯泰，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小說一開篇，就是犯罪現場，慘案正在發生，人證物證俱在，《罪與罰》里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就是在我們讀者眼前把放高利貸的老太太和她妹妹殺掉的。大懸念已經沒有了，這個小說還有啥看頭？但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老托爾斯泰不同的地方，而這個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也許就是小說敘事的現代與古典的分水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犯罪行為本身沒有興趣，也不當法官去判是非對錯，他真正有興趣的是犯罪的完整心理過程。比如犯罪是理性推動還是感性沖動，殺人時是否有心理快感，犯罪之后是否后怕、懊悔，是否陷入自我懲罰，能否完成靈魂上的救贖……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注的不是罪，而是罰。這個罰不是一個外在的法學意義上的懲罰，更多的是內在的心靈意義上的自我懲罰與救贖。

從十五歲第一次讀到《罪與罰》，薩瓦托就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迷住了。他不止一次承認他熱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后者影響。無論是薩瓦托的第一部小說《隧道》，還是第二部小說《英雄與墳墓》都可以被當作阿根廷版《罪與罰》或布宜諾斯艾利斯版《地下室手記》來讀。

小說《隧道》開篇第一句話，“我想只要說出我的名字——胡安·巴勃羅·卡斯特爾，是殺死瑪麗亞·伊麗巴內的那個畫家”，這句話直接掐滅了讀者破案的熱情。接下來全書都是殺人兇手時而冷靜清醒時而瘋狂混亂的自述。我們回想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第一句，“我是個病人……我是個兇狠的人。我是個不討人喜歡的人”；還有加繆的《局外人》，既可以看作是因過失殺人的默爾索的手記也可以看作是他的獨白。薩瓦托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決定《隧道》采用第一人稱獨白敘事，所以他與兩位大師的殊途同歸并非巧合，而是一種文學上的自覺對話與呼應。

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的是，薩瓦托筆下的阿根廷人沒有東正教的道德救贖情結，所以《隧道》的主人公卡斯特爾沒有走向懺悔和自我懲罰；與加繆不同的是，薩瓦托不著重描繪冷漠的社會環境，而著力刻畫焦慮躁狂的個體。薩瓦托沒有機會當面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討論交流，但作為加繆的同代人，二人幾乎立刻從對方的作品中讀出了默契。

1948年，37歲的大齡文學青年薩瓦托，完成的第一部小說《隧道》，遭到幾乎布宜諾斯艾利斯所有出版機構拒絕，最后自己借錢才在阿根廷南方出版社出版。但一經發表，這本書便躋身20世紀拉丁美洲最優秀的小說行列。而這時比薩瓦托小兩歲的加繆已經憑借《局外人》蜚聲國際文壇。《隧道》發表第二年，加繆讀到了這本小說，并立刻推薦給法國最重要的出版社伽利瑪出版社出法譯本。不僅如此，加繆還寫信給薩瓦托，說希望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與他見面，并說“從現在起，你就是我永遠的兄弟”。在加繆的直接推動下，薩瓦托成為憑借小說處女作就沖出拉美，走向歐洲的傳奇人物。而那一年，魯爾福才在業余時間發表了幾個短篇小說，馬爾克斯還在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為當地報紙寫消息，略薩還只是個十三四歲的熊孩子。

13年之后，也就是1961年，薩瓦托出版了第二部小說《英雄與墳墓》，這部小說篇幅差不多是《隧道》的六倍。《隧道》中的畫家卡斯特爾殺害情人的案件再次出現在了《英雄與墳墓》中。又過了13年，薩瓦托出版了第三部長篇小說《毀滅者亞巴頓》，跟《英雄與墳墓》一樣厚重，《英雄與墳墓》中出現過的主要人物在這一部中也二次登場。很明顯，《隧道》《英雄與墳墓》《毀滅者亞巴頓》構成了連續的三部曲。

這三部曲不僅人物彼此串場，風格也一脈相承。三部小說，情節都是不連貫的，人物形象都是支離破碎的，時間線都是亂作一團的。但獨白、夢境、囈語、回憶、隨想、思緒、懺悔等等構成了小說的主要內容。因此薩瓦托的風格被命名為“拉美心理現實主義”。

但三部曲之后，薩瓦托再也沒出版過小說。讀過他的三部曲之后，我大概能理解他為什么不再出版了。因為他這個寫法實在是太費他自己了。他是一個自我消耗型的作家，蠟炬成灰淚始干。這表現在兩點：一是極度追求完美。薩瓦托有一個特別大的愛好就是焚稿。上午寫完，下午燒掉。他的寫作有四分之三都被自己燒掉了，世人連個字母也沒看到。就連《英雄與墳墓》也是他太太在他要燒掉的時候給搶救下來的。二是深度代入自己。薩瓦托的寫作都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外放。每次寫小說都像是給自己不打麻藥做心靈解剖，他曾經說：“你寫作的內容必須是縈繞在你心頭的執念，是多年以來從最黑暗的地方一直糾纏著你的東西。”薩瓦托這種直面自己心底最黑暗的一面的剖析寫法真的會寫瘋掉。1974年之后他再沒出版過小說，而是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隨筆。所以，小說家只是薩瓦托的一種身份，他還是20世紀拉美最重要的思想者，最重要的堅持獨立和伸張社會正義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