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4年《周處除三害》《九龍城寨之圍城》的熱映，到2025年《攻殼機動隊》的重映，以暴制暴的類型片，一直在商業電影市場中占據重要角色。這些電影在現代社會備受關注的根源，是刺激了人類的暴力欲望，還是折射了一種荒誕的現實？

以學者加繆的哲學觀點來看，“反抗者最初的沖動是拒絕被物化”。

這句話出自他的代表作《我反抗，故我們存在》（L'homme révolté）。要想理解這句話，或許需要先了解加繆的成長與思想歷程，以及這本書對暴力的思考邏輯。

阿爾貝·加繆

加繆，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貧民區。自幼喪父，被嚴厲的祖母撫養成人，在17歲時患上肺結核癥......死亡的陰云，籠罩著他的成長之路。二十多歲時，他便覺察：由于貧窮，我才不會相信，陽光下和歷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陽光又讓我明白，歷史并不等于一切。

從地方新聞到法庭紀事，從專題報道到重磅社論，他筆耕不輟。他為貧民、囚徒、難民等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而吶喊，勇敢揭露法國殖民者對當地的殘酷奴役。學者賽恩斯的《記者加繆》，曾提到加繆積極為奧當案蒙冤的小人物展開調查、仗義執言，“主張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普遍權利”。這些義舉，讓他被踢出了由法國殖民當局鉗制的阿爾及利亞新聞界，也預示了他后半生追求理想、毫不妥協的“愚者”立場。

《西西弗神話》書封

1940年，加繆開始撰寫《西西弗神話》。在他看來“事關如何在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他青年時期的啟蒙老師讓·格勒尼耶看來，創作《西西弗神話》是加繆“希望統帥他的生命與思想，與他熱愛的一同度日。但他認為除非極端情況，這幾乎不可能實現。尼采便是這樣瘋的”。

加繆通過彼此呼應的“荒誕三部曲”創作序列，不斷邁向自己的目標。

《局外人》書封

《卡利古拉》書封

被動式荒誕的《局外人》，結局為默爾索拒絕神父救贖，展現出反抗規訓的萌芽；主動式荒誕的《卡利古拉》，結局為卡里古拉拒絕躲避刺客，展現出倒反天罡的虛無與戲謔；1942年7月出版的《西西弗神話》，則以哲學邏輯究極式求解“荒誕”——自此，渴望意義的人類、世界的無理性（“人類呼喚與世界沉默的對立”）終于完整展現在世人面前。

在翻譯過《西西弗神話》的袁筱一教授看來：加繆的可貴之處，或許正在于他將非理性的激情與理性的推理連接起來。如果說荒誕的命運是任誰都回避不了的，也并不因為清醒的認識就可以避開......

自此，對荒誕任何一面的否定，或何種方式的否定（如自殺），都被加繆瓦解了。

正如加繆說的“否定荒誕賴以生存的對立的兩項中的一項，就是逃避它。廢除意識的反抗，也是在回避問題。永恒的反抗這一主題由此也轉變成了個人的經驗。活著，就是經歷荒誕。而經歷荒誕，首先就是直視它”。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書封

1951年10月18日，《我反抗，故我們存在》（L'homme révolté）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反響和爭議。法國《現代》雜志的編輯弗朗西斯·讓松，甚至撰文直言這本書“首先是一部失敗的巨作。正因為如此，神話也就誕生了。我們在此懇請加繆頂住誘惑，重新找回個人的風格——對我們來說，他的作品由此才顯得不可替代”。

難道這本巨作，真是加繆思想的倒退或迷惘之作嗎？

在我看來，關鍵爭議在于加繆對“革命”究竟持有什么態度。

一封回應其作品《正義者》的公開信，注解了加繆的相關思考。《加繆傳》的作者赫伯特·R.洛特曼也強調了這封信的重要性——讓· 達尼埃爾提出的問題可表述為：（革命者）為了越獄，是否可以把拖家帶眷的獄警殺死？加繆（的公開信）認為，問題應該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是否應該把獄警的孩子也殺了，以便解救所有的在押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極限，獄警的孩子只是其中的一個，但不是唯一的極限......

由此可見，加繆始終拒絕將革命異化為無限暴力的仆從，強調人在一切苦難中仍需守護人性的底線。加繆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在他看來“反抗者的邏輯是要追求正義，絕不在生存狀況里再增加不正義”。他始終警惕的是對于“革命”的濫用會導致屠龍者成為惡龍，而不是否定“革命”本身對于反抗的正向價值。

這本書的出現，是對“荒誕三部曲”的接續。加繆首先從文學與歷史去追問“反抗”的發展脈絡，將意涵豐富的“反抗”分為“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上的反抗”。

對“形而上的反抗”，加繆圍繞“人對世界本質性荒誕的拒絕”展開，指出這種反抗如走向極端，則可能異化為“虛無主義”或“絕對否定”，導致反抗的自我毀滅；對“歷史上的反抗”，加繆圍繞反抗的本質特征與歷史演進的變異，揭露那些異化的引領者如何利用“歷史必然性”要求個體絕對服從，實施對人性的奴役。

回顧歷史長河，會讓我想到柏克的《法國革命論》，柏克和加繆均認可“反抗”是對壓迫的合理回應，其分歧點如何界定反抗中的理性。

加繆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為反對反抗、矮化反抗，而是在思考如何為反抗確立方向感與邊界原則，如何不讓人在有意義的反抗中迷失自己作為人類的主體性。作為加繆思想的見證者，格勒尼耶在《阿貝爾·加繆：反抗永恒》也作了佐證。在他看來，加繆“試圖借這本書駁斥荒唐的歷史崇拜、權力意志崇拜”。

結合開篇提到的暴力電影來看，《周處除三害》、《九龍城寨之圍城》、《攻殼機動隊》面對的荒誕情境各有不同：《周處除三害》的男主角陳桂林，主動拒絕被黑幫身份規訓，以自毀式暴力終結荒誕循環，揭示了個體反抗的道德困境；《九龍城寨之圍城》的樁腳們，被動拒絕外來暴力組織的統治，以暴制暴來爭取生存空間，而暴力秩序的本質或許并沒有改變，在客觀上走向虛無陷阱；《攻殼機動隊》的女主角素子，通過“接納異化”完成初步反抗，預言人工智能時代進行反抗的新可能，接近加繆“在荒誕中堅守”的生存哲學。

在加繆看來：反抗證明了它就是生命運作本身，若否定反抗就是放棄生命，反抗每一聲純粹的吶喊，都使一個人挺立，因而它含有愛與建設性，若非如此它便什么也不是。

當然，暴力電影的局限性是藝術局限性的折射。就像加繆在書中說的：它想成為真正的寫實主義，必然要描述個沒完沒了......寫實主義冗長無趣地一一列舉，我們從這一點看出它的目標不是尋求一致性，而是達到真實世界的全體性。

作為20世紀的哲學經典，加繆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為怯懦與漠視、反抗與彷徨的人們，提供了與時俱進的理論武器與道德信條。但哲學不是烹飪手冊或電器說明書，任何言語的留白或語義豐富，都可能產生無盡的爭議。甚至可以說加繆的后半生，也活在這種令他痛苦的誤讀中。但任何人都無法抹除加繆在思想領域的深入思考與直言不諱。

正如加繆在書中所寫的：不知曉一切的人無法磨滅一切，反抗者不將歷史視為絕對，而是以他本性中所擁有的想法來拒絕它、質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