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水滸傳，總覺得這是四大名著里最好看的一部，跟著宋江劫富濟貧，替天行道，有吃有喝，簡直不要太快活。

但是看到最后才一陣唏噓，原來宋江也不是什么好大哥，為了自己當官，竟然讓70多兄弟死于非命！就像武松說的：今天要詔安，明天也要詔安，把兄弟們的心都冷了！

宋江為何非要投靠朝廷？

在宋江眼里，原因大概有三。第一，在北宋末年的官僚體系里，宋江的鄆城押司身份恰似卡在喉嚨里的鯁。這個不入流的吏員職位，雖能憑借精明強干積攢人脈，卻永遠無法突破“官”與“吏”的森嚴壁壘。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誨，像烙印般刻在他的靈魂深處。當晁蓋等人在江州劫法場將他從鬼門關拉回，這位江湖人稱“及時雨”的豪杰，內心深處仍徘徊著對正統仕途的執念。

招安，于宋江而言，是將“草寇”污名洗盡的唯一途徑。他在重陽節菊花會上所作的《滿江紅》，“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直白地暴露了這種精神困境。

梁山雖號稱“替天行道”，但在士大夫的價值體系里，不過是嘯聚山林的叛逆。唯有回歸朝廷，才能讓自己和兄弟們的“忠義”獲得官方認證。

第二，一直落草為寇并不是長久之計，北宋宣和年間，梁山泊的水寨并非世外桃源。朝廷的軍事圍剿如烏云壓頂，童貫率領的十萬大軍、高俅的海鰍戰船，雖被梁山好漢以智謀擊退，但雙方實力的懸殊昭然若揭。

梁山的經濟來源，無論是攻打祝家莊的劫掠，還是水泊周邊的漁稅，都難以支撐長期對抗。隨著梁山勢力擴張，糧草、軍械、兵源的缺口愈發明顯，“打家劫舍”的生存模式已臨近崩潰邊緣。

更致命的是梁山內部的暗流涌動。以魯智深、武松為代表的草莽英雄，骨子里流淌著對自由的向往；而林沖、秦明等降將群體，始終對重回體制懷抱抱有幻想。這種意識形態的分裂，如同埋在忠義堂下的火藥桶，只需一絲火星便能引爆。

所以，宋江作為大哥，應該早就意識到，招安或許是維系梁山表面團結的最后紐帶。

第三，宋徽宗趙佶其實是個非常老辣的皇帝，北宋朝廷面對內憂外患的困局，北方遼金虎視眈眈，南方方臘聲勢浩大，招安梁山既是對民間反抗力量的懷柔，更是對軍事資源的變相征用。蔡京、童貫等權臣雖對草寇不屑一顧，但深諳“以寇制寇”的權謀之道。宋江以為獲得了與朝廷談判的籌碼，實則早已落入帝王設下的棋局。

三品烏紗

朝廷答應他的官職，名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是一個三品官。

安撫使一職起源于唐代，至北宋演變為路級行政區的軍事民政長官，負責“掌宣布德意，撫綏邊境，察舉吏民，伸冤抑屈”。楚州地處淮河下游，是漕運要道與軍事重鎮，其安撫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兵馬都總管”則賦予了統轄地方駐軍的軍事權，理論上可調動州內廂軍、巡檢司等武裝力量。

宋代官制中，三品已是相當高的品級。宰相的本官階通常在三品或二品，而地方大員如知州、知府一般為五至七品。從這個角度看，朝廷賜予宋江的官職，表面上是對梁山勢力的極高禮遇。但需注意，宋代實行“職”“官”“差遣”分離制度，宋江的實際權力，遠沒有品級顯示得那般顯赫。

財政上，州府賦稅需按比例上繳中央，留存部分由轉運使監管；軍事上，廂軍精銳被抽調到中央禁軍，地方駐軍戰斗力薄弱；人事權更牢牢掌握在吏部手中。

宋江雖頂著三品官銜，實際能調動的資源極為有限。更諷刺的是，朝廷將他派往楚州，正是看中此地遠離梁山舊部，便于監視控制。

這種“高位低權”的安排，恰似朝廷精心設計的金絲牢籠。宋江以為獲得了體制的入場券，卻不知每一份權力背后都系著無形的鎖鏈。當他懷著感恩之心奔赴楚州時，未曾料到這不過是從水泊梁山的草莽牢籠，轉入了官僚體系的制度牢籠。

從品級上來說，是個三品官。按照當時實行的州、縣二級制，州的上一級是路，簡單對比現今的行政區劃，大致相當于市級領導的職位。大概楚州市市長兼楚州軍分區司令。

梁山好漢的命運都不好

接受招安后的梁山軍，成為朝廷手中的利刃，首當其沖便是征討方臘。這場持續近一年的慘烈戰事，將梁山好漢的命運推向深淵。清溪洞之戰，董平被火炮傷了左臂，仍與張清雙槍并舉沖入敵陣，雙雙戰死；昱嶺關前，史進等六將被龐萬春的連珠箭射殺；烏龍嶺下，阮小二不愿被擒，拔刀自刎，阮小五被南軍亂刀砍死。昔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杰，在江南的煙雨中化作累累白骨。

這場戰爭的殘酷性遠超梁山歷次戰斗。方臘軍據險而守，且得民心擁護，而梁山軍作為外來者，既要面對陌生的地理環境，又要承受“以賊制賊”的輿論壓力。當宋江最終捧著方臘首級班師回朝時，梁山108將已折損70余人，幸存者也大多傷痕累累。

正所謂，狡兔死，走狗烹。

蔡京、高俅等權臣視他們為異己，必欲除之而后快。宋江被賜予毒酒，臨死前拉上李逵陪葬，美其名曰“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實則是封建忠君思想對人性的扭曲。盧俊義被水銀毒傷，失足落水而亡；吳用、花榮在宋江墳前自縊，用生命為這場忠義鬧劇畫上句號。

從韓信“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劇，到岳飛“莫須有”的罪名，封建王朝對功臣的猜忌與屠戮從未停歇。宋江以為招安能讓兄弟們青史留名，卻不知在帝王與權臣眼中，他們始終是需要被清理的不穩定因素。

有時候我常常想，水滸傳的悲劇，宋江的“忠義”，既是對傳統道德的堅守，也是對權力體系的妥協。他試圖在反叛與歸順之間尋找平衡，最終卻淪為封建制度的犧牲品。

當個人理想與體制規則發生沖突時，如何堅守本心？當集體利益與個體價值產生矛盾時，如何做出抉擇？梁山好漢的故事，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啟示。

或許宋江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但回頭看已經來不及重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