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封舉報信赫然出現在南京公安局，竟然是舉報街頭一個做生意的小攤販，說他是個特務。

接到舉報，公安局立刻派人前去調查，竟發現此人曾經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反省”院和“感化”院院長。

公安局立即將此人逮捕，因為他曾經在國民黨混的風生起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經歷，被捕后的他無法辯解，想說什么，可又什么也說不出來。

在法庭上，審判長鞠華看了看下面受審的人，宣布：

"被告人鮑君甫，又名楊登瀛，經本庭審理查明，曾任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特派員，長期從事反革命特務活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楊登瀛聽到這判決，目瞪口呆，癱坐在椅子上，如果再不開口，自己恐將命不久矣.....就在被帶下去的時候，他聲嘶力竭地喊：“我不是特務，我為黨作出過重大貢獻，陳賡可以為我作證！”

此話一出，在場的人都震驚了！這個大特務竟然聲稱為我黨做過重大貢獻？一時間鞠華也拿不定主意，擔心誤判了，只能向陳賡將軍寫信求證。幾個月后陳賡的回信才姍姍來遲，他情真意切地回復如下：

這名國民黨大特務是何時投向我黨的？他為我黨做過什么重大貢獻？他與陳賡又有著怎么樣的聯系？

逆光而行，愛國者的蛻變

楊登瀛，祖籍廣東，自幼在日本生活、求學，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十一年的留學生涯，使得他不僅精通日語，而且對日本的經濟、文化、民間風俗等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日本通。

1919年楊登瀛回到了風起云涌的上海灘，在一家日商洋行擔任高級職員，同時也以嫻熟的日文為日本的一些通訊社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組后的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他結識了青幫中人，也是洋務工會的負責人楊劍虹。因為兩人是廣東同鄉，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互相幫襯，一來二去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后來，楊劍虹去廣東投靠了陳立夫，在那里他成了陳立夫最信任的人，楊劍虹也將楊登瀛介紹給陳立夫，就此楊走進了陳立夫等國民黨高層的圈子里。

在此期間，他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影響了他的一生。

1926年，一個朋友登門拜訪，說有人想要跟他學習日語，楊登瀛非常好客，欣然應允。萬萬沒想到，這位“學生”就是共產黨員陳養山，此后兩個人經常在一起舉杯論時局，吟詩抒抱負，兩人逐漸成為了志趣相投的密友。

陳養山

1928年的春天，陳立夫建立了“中統”，他命令楊劍虹幫他物色人才，楊劍虹第一時間想到自己的好友楊登瀛，于是邀請他加入。

但是，當時的楊登瀛剛因為公開指責蔣，被關進牢里，才放出來沒多久。如今又讓他加入“中統”，他的內心是極不情愿的，他看透了國民黨的獨裁和腐敗，不愿為其賣命。

此時，恰逢陳養山暫居在楊登瀛家中，陳養山得知此事之后，多次與楊登瀛徹夜暢談。楊登瀛了解到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勇敢無畏，是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好組織，經過再三考慮，他向陳養山吐露了自己的心聲，表示愿意為共產黨提供情報。

陳養山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打入到國民黨內部的機會，他立刻向組織匯報情況，并建議抓住這一良機與楊合作。周恩來得知此事之后，十分重視，派陳賡與楊登瀛面談。

并肩而行，開啟雙面間諜人生

1928年5月，一個細雨霏霏的夜晚，楊登瀛依約走進霞飛路的一家咖啡店。一想到自己要與“背過中正”的傳奇人物陳賡會面，楊登瀛的心中不免有些激動和緊張，但看到燭光燈影里的陳庚鎮定自若、言語幽默，他不禁松了一口氣，慢慢放松下來。

陳賡與他約定：在調查科站穩腳跟后，盡快打進淞滬警備處內部，同時也要與租界搞好關系，爭取贏得他們的信任。陳賡還給他安排了個保鏢連德生充當聯絡員，每月還提供充足的經費，以便他開展工作。

當時有汽車的人非常少，為了讓楊登瀛看起來更有身份地位，我黨又為他添置了一輛私人轎車，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過街樓上，設立楊登瀛辦事處，還給他安排了專職秘書。

博取敵人信任，巧妙打入敵核心

此后，楊登瀛便化名為鮑君甫，打入敵人內部。為了進一步取得國民黨方面的信任，獲取更多情報，楊登瀛根據我黨的部署，制定了周密的計劃，一步步打入了國民黨核心圈。

每次陳立夫、張道藩等到達上海灘，楊登瀛便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會”對二人熱情招待，以鞏固私人友誼。當他得知張道藩在國民黨內有死對頭，他便設法將張道藩的絆腳石挪開，張對他感激涕零，視其為知己，說：“老兄，你以后有任何用得著我的地方，盡管找我！”

為了應付國民黨，我黨經常將一些黨的宣言、內部傳單、刊物等真真假假的情報提供給楊。每當國民黨方面剛剛偵察到我黨的一些活動，我黨便迅速通知楊登瀛，讓他立刻上報調查科。

我黨甚至還會在租界內布置一些假據點，放上幾本冊子、文件，讓楊登瀛帶人前去破獲。在多次的默契配合下，楊登瀛輕而易舉地成為了調查科中辦事節奏最快，能力最強的人，他獲得了國民黨高層的賞識。

張道潘

后來，楊登瀛的上司楊劍虹因為青幫內訌而自殺，陳立夫趕赴上海，親自將委任狀交給楊登瀛。委任狀上寫著：

“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并處理之，此令。”

有了這份委任狀，楊登瀛在上海處理事情就方便多了。后來，雖然調查科的主任換來換去，但每一任都非常欣賞楊登瀛。

楊登瀛此人的真可謂是八面玲瓏，雖然身處敵營，但他長袖善舞，仿佛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步都有驚無險，游刃有余。

楊登瀛不僅經常給我黨提供有價值的情報，而且還配合組織鏟除了許多叛徒，營救了不少同志。

有一次，上級交給楊登瀛一個任務，讓他給巡捕隊送去了一封密信，巡捕隊隨后在平涼路的一個秘密據點，當場逮捕了七名我黨同志。原來是有叛徒出賣組織，楊登瀛送信時毫不知情，當看到我黨同志被捕的慘狀，楊登瀛恨得牙癢癢，發誓一定要抓住這個叛徒。

楊登瀛明察暗訪了許久，一無所獲，就在一籌莫展的時候，這個叛徒竟然找上門來了。

因為在那個叛徒看來，楊是大特務，投靠楊一定會有好處。他神秘地將事情講給楊登瀛聽，還炫耀自己的“功績”。此時，楊登瀛才弄清楚事情來龍去脈，原來此人就是那個叛徒。楊登瀛不動聲色地將告密者送出門后，立即向組織匯報情況，最后叛徒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營救關向應

1931年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聯機關時逮捕了關向應，并從他的居所搜出了一大箱文件，這些文件中有許多涉及絕密。黨組織知道后，命令楊登瀛務必盡一切力量設法營救，并將其手抄和復印的絕密文件取回。

關向應

巡捕房的人經過一番拷問，在關向應的身上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情報。于是就把目光轉向了那一箱子文件，國民黨得知消息后，也想從中獲取我黨的情報，便提出由他們派人來清理這些文件。但是，蘭普遜借口此案是租界查獲的，只準楊登瀛一人插手。

日本人不懂這些文件的內容，于是蘭普遜就安排劉鼎以文件專家的名義，到巡捕房鑒定文件。劉鼎和楊登瀛合作，晚上將一些真文件帶回家研究，第二天早上再將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換進去。經過一星期的研究，楊登瀛告訴蘭普遜，這些材料都是“學術資料”，被捕者不過是個思想激進的學者。

關向應積極配合楊登瀛，裝得碌碌無為，悲觀消極，從而蒙混過關。最后租界對于關向應這個“激進的學者”從寬判刑，押了幾個月后便釋放了。關出獄后去往香港，隨后又進入湘鄂西根據地，出任紅二軍團政委，與賀龍并肩作戰。

楊登瀛用他的機智和勇敢，多次拯救與我黨被捕人員于危難中，為我黨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1年4月24日，叛徒供出黨的所有秘密，幸有深入敵人心臟的錢壯飛及時報信，黨組織得以轉移，才幸免于難。在異常危急的情況下，28日陳賡找到楊登瀛，告訴他：“你已經暴露了，快點到別的地方去躲躲吧?！?/p>

楊登瀛激動地握著陳賡的手說：“你真夠朋友，如此危難之時，還沒有忘記我?！?/p>

但為了不讓前期的辛苦潛伏白費，楊登瀛告訴陳賡，有張道藩在，他們不能拿我怎么樣，我如果此時撤退，那后面就沒有機會回來了。陳賡無奈，只得同意讓他見機行事。沒想到的是，兩天后楊登瀛就被捕了，國民黨對楊登瀛恩威并施，但是他自始至終都沒有供出我黨任何情況，還痛斥他們冤枉好人。

審了許久，國民黨也沒有實質的把柄，經過張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楊登瀛被保釋出獄，1934年又安排他擔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由于楊登瀛在國民黨中混得風生水起，許多人都知道他，所以1950年他才被人舉報。經過陳庚的證明，公安局調查之后證實他為黨組織做過的貢獻，便判牢獄一年，但由于在獄中時間已夠，于是當庭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