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忽視的萬里茶道的輻射作用--清代烏珠穆沁草原的商貿圖景

作者孫樹恒

萬里茶道興起于17世紀末，因歐亞大陸對中國茶葉的需求而生，南方茶葉與北方皮毛等物資的互補性貿易催生了這一通道。其興盛約300年，全程1.3萬公里，從中國南方經蒙古草原至俄羅斯，是當時一條國際大商道。

對蒙古草原而言，經濟上，形成以寺廟為中心的貿易網絡，茶磚成“硬通貨”，帶動畜產品交易；生活上，中原商品改善牧民生活，茶葉融入日常；社會層面，寺廟參與商貿，旅蒙商誠信理念扎根；文化上，促成中原與游牧文化交融，深化多民族認同。它不僅是貿易通道，更塑造了草原的經濟與文化格局，其遺產至今影響深遠。

最近我在仔細研讀西烏珠穆沁旗宣傳部長李學英寄來的《西烏珠穆沁旗志》，從中找到了鮮活生動的佐證。作為萬里茶道北延的重要集散地，這片草原在清朝時，朝代更迭與游牧生活的律動中，孕育出以廟會經濟為核心、多元商人群體共生的獨特商貿格局。

一、清代廟會經濟，寺廟為核的商貿中心

明朝萬歷年間，黃教的種子在蒙古高原生根發芽，隨之而來的不僅是宗教信仰的傳播，更催生了一種特殊的商業形態——廟會經濟。在烏珠穆沁草原，最多時有22座寺廟，其中西烏珠穆沁7座，寺廟既是精神圣地，更是天然的商貿樞紐，其獨特的集聚效應與政策特權，使其成為商人眼中的“黃金舞臺”。

一是信仰與商機的共振。每當寺廟舉辦“跳查瑪”（喇嘛教祭祀舞蹈）、祭敖包、誦經等活動，分散在草原各處的牧民便騎著馬、趕著勒勒車，從四面八方涌向寺廟。他們懷揣著對神靈的虔誠，將牲畜、皮毛等財物奉獻給寺廟，而商人則敏銳地抓住這一人流集聚的契機，在寺廟周邊搭起帳篷，擺開從綢緞到蔥蒜的各色商品。這種“宗教活動搭臺，商業交易唱戲”的模式，讓廟會逐漸演變為固定的貿易集市。

哈拉嘎廟的盛況最具代表性。這座擁有千余名喇嘛的寺廟，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消費集團——《西烏珠穆沁旗志》記載，其每年消耗的貢品、生活用品價值達20余萬元。寺廟周邊不僅有牧民自發形成的交易市場，更吸引了萬里茶道重要節點多倫諾爾的萬盛魁、聚義和等知名商號常駐。1933年的統計顯示，達布蘇廟、王子廟等寺廟的畜群總量超過3萬頭只，這些集中管理的牲畜為批量交易提供了便利，使寺廟成為旅蒙商收購畜產品的核心基地。

二是政策特權的商業賦能。寺廟享有的諸多特權，使其成為商人安心經營的"避風港"。封建領主為扶持喇嘛教，制定了“免除兵役、賦稅、差役和任何人不得干涉寺廟事務”的政策，這種保護延伸到商業領域，便形成了"不賦稅捐""外人不得干涉交換"的優惠條件。更特殊的是，寺廟擁有免稅采集銷售食鹽的權利，喇嘛們常以低價青鹽與商人交換商品，青鹽由此成為草原貿易中的特殊"硬通貨"。

到康熙年間，西烏珠穆沁草原已形成以寺廟為中心的市場網絡。哈拉嘎廟、達布蘇廟等不僅是宗教活動中心，更成為商品集散地，這種“寺廟即市場”的格局，深刻影響了草原商業的空間分布與運作模式。

二、清代烏珠穆沁商賈，歷史沉浮中的商貿脈絡

西烏珠穆沁的商業發展始終與清廷的邊貿政策緊密相連，經歷了從封禁到有限開放的曲折歷程。在政策的沉浮中，商賈們以靈活的策略適應變化，形成了多樣化的經營形態，共同編織起草原與中原的物資通道。

一是政策更迭中的商業起伏。清朝初期，統治者對蒙古實行嚴格的封禁政策，限制漢蒙貿易往來。這種局面在1660年出現轉機——因軍馬短缺，朝廷放松對蒙古馬、駝交易的限制，甚至實行免稅政策。商人借機蜂擁而入，西烏珠穆沁的商業迎來第一次復蘇。然而好景不長，1728年（雍正五年）朝廷收緊邊貿管控，設立關稅卡，規定商人必須持理藩院“許可證”（后稱“龍票”），且不得在蒙古地區設店超過三個月。繁瑣的手續讓商人望而卻步，草原商業再度陷入蕭條。

轉機出現在嘉慶七年（1803年）。這一年，多倫諾爾的商人可在當地同知衙門辦理“院票”（龍票），因距離近、手續簡便，多倫諾爾商號憑借地理優勢迅速搶占西烏珠穆沁市場。萬盛魁、聚義和、義興魁、四盛昌、凝遠合、興隆瑞、世興水等商號紛紛在哈拉嘎廟設立分號，帶動草原商業再度繁榮。這種“政策松則商興，政策緊則商衰”的規律，成為清代西烏珠穆沁商業發展的鮮明特征。

二是多元商賈的經營結構。清代烏珠穆沁的商賈群體呈現出豐富的層次，既有服務王公貴族的“王府買賣”，也有深入牧區的流動商販，形成了立體的商業網絡。

“王府買賣”：烏珠穆沁王公每年需進京朝貢，京城商號為其提供銀兩與生活用品，隨后到草原收購畜產品作為回報。為方便交易，王公們邀請這些商號常駐哈拉嘎廟，形成王府買賣。二義厚、義合成、實盛昌、鼎恒生、大利、聚長成分店等商號便是其中的代表，它們不僅服務于王公，更通過貴族的背書拓展普通牧民市場。

“區域商幫的分工”：不同地區的商人形成了明確的經營范圍——西路的多倫、張家口商人主營馬羊交易與綢緞、佛具等商品；中路的經棚商人側重糧食、奶桶等生活用品，因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曾協助救災，贏得烏珠穆沁王爺的信任，享受稅收減免；東路的通遼、沈陽商人則以布匹換牛羊，構建起跨區域的貿易鏈。

“出撥子”的流動智慧：為規避政策限制，乾隆年間的商人發明了"布勒格"（出撥子）模式——將店鋪設在蒙旗邊緣的交通便利處，再以牛車、駱駝隊載著商品深入草原。這些流動商隊規模不等，大的有50-70輛車，小的約10-20輛，它們按季節穿梭于游牧點，春季收春毛，夏季收蘑菇、藥材，秋冬收牲畜，成為連接固定商號與分散牧民的關鍵紐帶。

三、清代旅蒙貿易，跨越草原的商業態勢

旅蒙商是萬里茶道上最具傳奇色彩的群體，他們以“上至綢緞，下至蔥蒜”的經營范圍，"冬去春來"的流動節奏，在西烏珠穆沁草原書寫了跨越民族的商業史詩。從初期的行商到后期的坐商，從單一交易到多元服務，旅蒙商的經營模式始終與游牧生活深度適配。

一是適應游牧的經營體系。早期旅蒙商多采取“候鳥式”經營——冬季返回內地，春季攜帶商品進入草原，不設固定店鋪。這種模式雖簡陋，卻精準契合了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點。到光緒年間，隨著貿易規模擴大，坐商開始在哈拉嘎廟等寺廟周邊定居設點，形成“總店-分號-出撥子”的三級網絡，坐商負責統籌調度，出撥子深入牧區，店員與小販則承擔終端銷售。

旅蒙商對草原需求的把握達到了精細化程度。他們根據多年經驗總結出商品比例：飲食物品占20%，服裝布料占30%，日常生活用品占20%，生產資料占30%。逢年過節、廟會、那達慕等節點，則重點供應煙、酒、茶、金銀首飾等"應景"商品。這種精準供給背后，是對游牧生活節奏的深刻理解——他們知道牲畜出欄的季節，明白牧民對銅器、木碗的特殊需求，甚至能根據草原氣候調整商品種類。

二是信譽為本的商業倫理。在法律難以觸及的草原，信譽是最好的“通行證”。旅蒙商形成了嚴格的自律機制。出撥子商隊的每輛車裝載的商品價值相近，返回后需比較交易成果，虧損者要扣罰工資；若有店員克扣牧民，掌柜會親自登門道歉，甚至賠償損失以挽回聲譽。這種“義氣、信重”的經營理念，讓旅蒙商在牧民中贏得了長久信任。

“販子商”的運作模式更凸顯信譽的重要性。這些商人不帶貨物，僅憑口碑深入牧區，從牧民手中賒欠牲畜和畜產品，出售后再結算，有時用現金，有時用商號發行的“票子”（購物券）。這種“先貨后款”的交易，完全依賴雙方的信任，而“票子”作為一種信用憑證，能在商號兌換任何商品，其流通本身就是對旅蒙商信譽的最佳證明。

四、時代價值，西烏珠穆沁商貿史中的文明啟示

西烏珠穆沁的商貿遺產，對理解萬里茶道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具有多重啟示。這片草原上的商業故事，早已超越了"買賣"的范疇，成為民族交融、文化互鑒的生動載體。

一是多民族共生的商業智慧。從旅蒙商學習蒙古語、尊重游牧習俗，到牧民接受“票子”這種新型信用工具；從寺廟將宗教活動與商業交易結合，到“出撥子”商隊適應草原氣候的行進節奏，西烏珠穆沁的商貿史本質上是一部多民族智慧交融史。這種基于相互理解的商業合作，為當代民族地區的經濟交流提供了歷史鏡鑒，尊重差異、尋求共性，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共贏。

二是商貿網絡的服務趨向。清代西烏珠穆沁形成的“寺廟-商號-游牧點”三級貿易網絡，與今天的"城鎮-鄉村-牧區"物流體系有著奇妙的呼應。旅蒙商"按季節調度""精準供給"的經營理念，對現代牧區電商、冷鏈物流的發展仍有借鑒意義。而廟會經濟中“文化活動帶動商業”的模式，更啟發著當代草原旅游與特色產業的融合路徑。

三是誠信為本的精神遺產。旅蒙商“寧賠本不毀譽”的信譽觀，是最珍貴的商業遺產。在缺乏現代契約制度的年代，商號掌柜為挽回信譽親自道歉的舉動，構建起超越語言的信任紐帶。這種以誠信為基石的商業倫理，對當代市場經濟中的品牌建設、消費者關系維護，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示價值。

近日，國內知名讀書機構石頭記讀書社IP牽頭策劃“片葉度關山——萬里茶路中國行（2025）”大型人文采風活動，聯動萬里茶路沿線城市及媒體、景區等多方力量，從湖南安化啟程，沿中蒙俄萬里茶道國內段，經湖北、河南、山西、河北，終抵西烏珠穆沁旗。這場活動將為萬里茶道的文化傳承注入全新內涵，意義非凡。李學英部長說，要借力萬里茶道申遺的東風，為西烏珠穆沁引來發展活水，讓這片承載著茶道記憶的草原在新時代煥發生機。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