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星明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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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發于鄧星明教授的美篇,經作者授權轉發。編者對原文作了少量修訂。
1963年,我九江二中(今同文中學)初中畢業,通過考試,繼續在該校讀高中。
當時二中校長賴天培,是一位敬業懂行的好領導。初升高時,他把考分高的學生集中編為631班,想搞一個尖子班,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當時政治氣候。631班后來也沒顯出多大特別之處,只是俄語從第二冊學起。不幸的是,尖子班一事,成了“文革”中批斗賴校長的重型炮彈。
二中為631班配備了一批優秀老師,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張鳳儀,原是南京軍事學院教員,因家庭出身問題,下放到地方中學教書。張老師身材魁梧,聲音渾厚,對課文分析精彩入微,尤其是論說文剖析,抽絲剝繭,鞭辟入里,由淺入深,引人入勝,極大提高了我們分析作品的能力。
631班畢業20周年聚會時,聽說張老師患癌癥,我們特地到九江七中(他夫人單位宿舍)去看望。張老師身體衰弱,看到這么多學生前來探望,感動得熱淚盈眶……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威嚴的張老師落淚……更沒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見面。
物理老師張述嚴,據說原是某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因歷史問題下放到二中教書。他的《力學》講得極為精彩!概念清晰,深入淺出,語言簡潔,沒有一句廢話。復雜的力學知識,經他講解,一目了然。聽他的課簡直就是一種享受。
因敬佩老師,我一度非常喜愛物理,成績直線上升。記得有次物理期中考試,我考了100分,張老師把我的試卷作為標準答案,貼在墻上供全班參考。這是我整個中學期間唯一一次“掛紅榜”。
“文革”期間,張老師被打成“黑幫分子”,有時在校園里見他戴著“牛鬼蛇神”臂章,被監督勞動,內心無比難過。后來我下放茅山頭,他被關在“牛棚”,失去了聯系。
1973年,我調到九江文化宮工作。有一天,門衛說外面有人找我,出門一看,竟是張老師。他興奮地告訴我,他的歷史問題已解決,準備調江西工學院工作。我非常高興,請他到屋里坐坐,喝杯茶,他謝絕了。還是一如既往開門見山,簡單明了。說完有事匆匆離去。我望著張老師被“運動”折磨得孱弱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們古文老師李步青、沈祖寬、閔海濤、王文清,號稱“四君子”,都是學識淵博的老先生,陸續給我們上過課。他們講課風格各異:李老師學究氣濃,沈老師老成持重,閔老師侃侃而談,王老師意氣風發,個個學問扎實,出自建國前舊學根底。“文革”期間,全被揪出,無一幸免。
印象深刻的老師還有數學老師葉蔚春、胡智,俄語老師鄭明杰,英語老師潘文學,化學老師周國柱、溫潯光,體育老師金之昌等。
1978年,我與孫錚準備高考,外語選考俄語。十年沒摸,幾乎忘光。我們找到鄭明杰老師,請他幫忙復習。鄭老師欣然答應,約定每晚到文化宮補習,分文不取,認真負責,耐心輔導。至今憶起,除了懷念感激,還有些虧欠之感。
當時正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年代,每周都安排勞動,每年到江州或棉船摘棉花。集中居住,清晨發圍兜,摘的棉花過秤。班上王龍寶是公認的“摘棉標兵”,每天產量遙遙領先,“放衛星”、創紀錄,屢受表彰。
學校還將校園荒地分給同學種菜。我分得一小塊地,每天下午放學松土、澆水、施肥,忙得不亦樂乎。看著白菜一天天長大,心里特別高興,最后收了80多斤,送進學校食堂。
高中時,班里幾個熱愛文學的同學成立“蓓蕾文學社”,記得成員有孫錚、梅俊道、熊家森、蔡厚淳、陳德仁和我。文學社很正規,有章程、有計劃、有方案,記得是孫錚親手寫在本子上的。
印象最深的有兩次活動:一次是排練集體詩朗誦,作品選自《詩刊》紀念“十月革命”的詩歌,有領誦、有合誦,自導自演,自得其樂。還有一次是看電影《逆風千里》后,模仿電影情節排練演出,有的扮共軍,有的扮國軍,臺詞全憑記憶,隨口而來。雖然幼稚青澀,卻是難得的文藝歷練。
不久,學校要求高中住讀。文學社幾位同學便同住進“16號寢室”,常談理想、談文學、談藝術。最難忘的是有一晚,不知何因,展開“郭沫若論爭”:熊家森為首的“頌郭派”贊其文學天才,《女神》氣勢磅礴,想象豐富;陳德仁為首的“批郭派”認為他人品低劣,趨炎附勢,缺乏文人風骨。雙方唇槍舌劍,爭至凌晨兩點,宿舍管理員敲門才告一段落。第二天,全校皆知,“16號寢室”因此出名。
這股文學氛圍深深影響了我。1978年在九江師專中文系,為文工團寫了小話劇《16號寢室》,紀念當年生活。我自任劇中角色,該劇獲江西省大學生文藝匯演優秀獎,發表在《潯陽文藝》,市話劇團還排練演出,導演劉一兵邀我探討劇本,成就頗為難忘。
高中時期,看小說比初中更講究選擇,學校圖書館成了我常泡的地方。放學后喜歡泡在館里,翻閱文學期刊,關注文壇爭鳴。雖“左”思潮漸濃,雜志尚容不同意見發表。
手頭零花錢略寬,每逢新電影必看。那時紅旗電影院周日有“學生專場”,一角錢一場。幾乎每周必去,如《早春二月》《上甘嶺》《洪湖赤衛隊》《兵臨城下》《青春之歌》《紅巖》《冰山上的來客》《鐵道游擊隊》《逆風千里》等,看完還要與同學們熱烈討論。這段觀影經歷,也為我后來從事電影評論打下基礎。
我十分感激母校九江二中,自1960年至1968年八年間,度過我最寶貴的青少年時期,完成中學學業。感謝賴校長,為我們創造良好學習環境;感謝那批優秀教師,正是他們精心授業,使我基礎扎實,受用一生。
631班堪稱藏龍臥虎,學習好,體育、文藝也人才輩出。呂清潤入省體工大隊足球隊,陶懷渝百米跑出11秒6,平校記錄,200米跑23秒4,戎維倫、韓南城進市體校游泳隊,多次獲獎。王郁芳、戎維倫表演的《洗衣歌》代表學校參加市文藝匯演,轟動一時。而我,當年只是忠實觀眾,徒有羨慕而已。
班上學習氛圍極好,每晚自習,大家自覺做題,遇到難題,便相互搶解。我尤佩服“數學王子”王冬堃、周凱琦,常率先破解,令人稱贊。
那段日子,做題本身就是樂趣,尤其苦思冥想終于解出,快感無窮。高二分科,我毫不猶豫選了理工。
高中階段,人人有目標,個個拼命苦讀,各懷夢想,默默努力。
正當沖刺高考,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降臨,粉碎了所有夢想。同學們被裹挾在政治洪流中,直到1968年8月,方才畢業,按照“四個面向”分配到社會底層接受再教育。
按常規,初中3年,高中3年,應于1966年畢業,但因運動耽誤,直到1968年8月才離校,在二中整整八年,這在世界教育史上極為罕見。1968年畢業,同學們憂心忡忡,連張畢業照都沒留下,便各奔東西。我的高中,從喜劇開場,以悲劇收場。
631班雖歷經“文革”風暴,依然和睦,畢業20周年、30周年、50周年多次聚會。
2016年,畢業50周年聚會,滿頭華發的同學重返魂牽夢繞的校園。校門口立著“讀好書,做好人”六字石牌,據說是當年同文中學校長熊祥煦擬定。我讀書那會未曾聽過,可能因不符當時政治氣候被擱置。
站在石牌前,我感慨萬千。這校訓簡明雋永,相比那些艱澀費解、矯揉造作的格言,高明得多。它歷久彌新,百年后亦不過時。其內涵豐富,“讀好書”是學校天職,“做好人”是立身之本,兩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
衷心祝愿親愛的母校,謹守“讀好書,做好人”校訓,培養更多德才兼備、人格獨立、造福民眾的優秀人才。
作者像
【作者簡介】
鄧星明,1948年生于江西九江,九江學院中文教授,東莞城市學院文學與傳媒系教授,曾任藝術系及文傳系主任,北師大電影學訪問學者。著有《中外經典電影鑒賞》被國家圖書館收藏。
【編后記】
日前,鄧老師寄來了他的自傳散文集《蒼生點滴》,書中講述了他的成長、工作和生活的故事。鄧老師從小學至到大學,一直在九江讀書,他的求學經歷也恰是許多老九江人的共同記憶。其中不少回憶頗具年代氣息,讀來令人倍感親切,也想必會喚起許多人的共鳴。為此,編者特從中摘錄幾篇,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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