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文史知識》1981年第1期。旨在知識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我學習寫作，應當說是從一九〇四年開始的。那時我在私塾已經讀過三年，正進入初級小學。私塾的生活大家都知道，總不外是拜老師、打手心，——其余就是早晨入學，向孔圣人拜一拜，傍晚散學還得拜一拜。在私塾里也偶然做些對子，不過那樣的機會是不多的。

一九〇四年我實在不愿意讀私塾了，這年地方上辦起了初等小學，那時稱為蒙學堂。到了這里我們開始作文了。科舉還未廢，小學也在初辦，作文應當是怎樣的辦法，連老師也不清楚。這就出現了“四書義”的要求，就是說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里出一句，要大家議一議。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八股，不過不一定要求起講、對比之類的習套。聰明一點的學生就搬出《四書備旨》來抄一段。不客氣，我也照抄一段，只要大體上說得過去，老師總是高抬貴手，我們就算逃過了這一關。

一年以后，我們升學了，是高等小學的預備班。這一年科舉算是廢定了，我們也用不到再抄《四書備旨》了，老師要我們讀一些《史論啟蒙》《東萊博議》之類。一篇《管仲論》，我們把管仲罵得來，罵過去，其實與管仲毫不相關，只覺得蘇明允的最后一句：“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有些把臂仲問得無言可答。好在管仲死了二千年，他用不到對蘇明允再作陳述。

十一歲那一年，我到上海，插入南洋公學的附屬高小二年級，這才開了眼界。上海究竟是大地方，附屬小學在當時高明多了，我們的思路廣闊了。老師還帶我們到曹家渡，余山、蘇州天平山等地旅行，眼界開闊了。我到上海的那一天，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正憑著“二辰丸”的事件向中國進行訛詐。到處是賣書的地攤，堆滿了《革命軍》《西太后》《揚州十日記》這一類的書籍。書的種類是各式各樣的，總的傾向是指出滿州人入關以后一般人民所受的痛苦，同時也說明了帝國主義者對于中國的侵略。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結果。

由于校長唐文治先生的提倡，南洋公學的學生在寫作方面又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南洋公學是最初的名稱，以后一度稱為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唐先生最初稱為監督，以后稱為校長。直到該校改稱變通大學的時候，唐先生還是校長。唐先生每天穿著制服，畢恭畢敬地坐在校長室的一角，接待各方面來訪的人物和本校的任何一位師生員工。那種謙虛誠懇的態度，至今猶在我腦中歷歷如繪。

唐先生是科舉出身，出過國，了解國家大事和世界形勢，但是他在寫作方面卻是要我們寫八大家古文，因此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成為我們向往的人物。當然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期，。這些人物的形象在我頭腦中已經淡薄了，雖然不能說沒有一些影響，但是我敢說我決沒有一絲一毫想要做一位古文家的意思。可是韓愈那兩句“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思想，對我是起著莫大的影響的。這就是說青年時期的師長對于學生常常起到不可磨滅的印象。每個教育工作者都可能體會到這一層意義。

說一句題外的話吧，我是二十多歲走上教育崗位的時候，感到自己的書法實在不行，作為人民教師，怎樣交代得過呢?我發心要對書法下一些苦工夫。從哪里學起呢?中國的書法是從篆書起的，以后有隸書、草書、楷書；這是一個發展的順序。但是草書是應當在真書的基礎上建立的，不能作楷書，草書是不能得到良好的發展的。我是一個笨人，自己也是這樣地認定的。我立志在寫好十五年篆書的基礎上，然后再寫隸書，對于真書草書，我也作同樣的打算。那時我才二十多歲，看來經過六十年的鍛煉，總會有一些成就。會不會活到八十歲呢?我完全沒有把握，不過不搞書法的人，同樣地也不一定有把握活到八十多歲，所以搞書法和不搞書法，其結果是一樣的。我想有目的活著總比沒有目的活著好。目今我已話到八十以外了，書法雖然沒有長進，但是我想這六十年中的業余時間究竟給我一個目的，決定不是浪費的。

二十歲的前后，我曾有機會和外國文學發生過接觸，以后又在中等學校教過十二年的外語。外語當然不是中國文學，但是和中國文學是有一定的相互關系的。不理解外語，就不可能直接和外國文學接觸。無論在文學方面，我們付出怎樣大的努力，但是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有極大區別的。不過這只是解放以來我們的一個共同認識，在解放以前，有這樣的認識的人是不多的。有些大學中文系甚至認為了解了外國語，便必然影響到中國語文的學習。不僅如此，有些教授甚至認定白話不是文學，外國語當然更不是文學了。所以了解外國語的先生，從這些教授看來，正證明了他不配了解中國文學。一九三〇年的前后，這樣的中文系教授，我可以開列一個不太短的名單，當然現在不用再提了。

一九二九年我在華中的一所大學教外語，那時聞一多教授正在擔任文學院長。他苦于中文系的不易向前，想起在中文系開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課，征求我的意見。我不是沒有改造中文系的潛意識，但是在當時這門課還是一件新鮮事，書肆里除了陳中凡教授有一本這樣的書以外，沒有第二本。陳先生雖然篳路藍縷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還有一些采用了第二手的材料，說服力不夠強大，因此我和一多說，“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年的準備時間?”一多欣然地說：“完全可以。”這一來我就把很大的一部分時間準備這個新課。我在那所大學里，多年開了這個課，課余之暇，也為那校的《文哲季刊》寫了十多篇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討論《詩》三百篇的四篇文章，后來稱為《讀詩四論》，加了一篇序論，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因為出版時候；正值香港陷落的前后，該書是在香港出版，因此在國內是沒有什么影響的。

解放以后，我在無錫的一所大學教書，由于該校一度陷于停頓的邊緣，蘇南文教處要我們出面共同維持，以后由于多方爭執，造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僵局。我有了時間，這才獲得一個寫出《楚辭探故》的機會。那時葉圣陶先生在北京問我有什么著作，我說有的，但是不想發表。葉先生說：“何不寄來看看呢?”我把這四篇文章寄出，不料葉先生竟交給《光明日報》發表了。《楚辭》是中國文學的支柱，但是對于《楚辭》的作者：漢代本來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王逸，他認定是屈原的，這是大眾接受的意見。一是茍悅，他認定是劉安做的，是極少數人的意見。我沒有斷定是誰做的，也拿不出可靠的證據，但是我認為茍悅的說法不會無因而至，因此提出一些可以申述的理由。不料遭到郭沫若院長的痛斥，他教育了還不夠，更引出其他兩位幫腔，根本連茍悅的《后漢紀》也否定了。那時我在齊魯大學教書，那是一座教會學校的底子，雖然解放以后經過接管，中國書還是不多的；我又沒有呼朋引類的本領，因此只有由郭院長在那里教育。好在這樣的例子還不少，郭院長的教育和他身后受到的反教育都不是罕見的。我申述了萄悅的兩個看法，是非曲直，由荀悅自己去負責吧。在刑事訴訟的當中，即使刑事犯負了彌天大罪，很少把辨護律師一同處分的。

在四十年代我已經發現了另外一條道路。明代中葉以后沒有出現過一個為國家負責的皇帝，衰亡的跡象已經到處都是，幸虧出來一個張居正。他的地位是內閣大學士。大學士是明代特有的一種職位，名義上，他只是皇帝的秘書，沒有任何的職權，事實上，特別是首輔大學士，他要擔負全國的一切；政治、軍事、外交、民政、財政、交通、稅收、工程，什么都得要他管。管得好，他只是盡忠于他的職守，旁人還可以說他大權獨攬。管得不好，不滿意他的人說他一聲不好，他就得把自己的頭顱或是子孫的頭顱贖還這個捕風捉影的罪過。然而張居正畢竟擔當起這個職務。為什么?為的是不忍看到明王朝的衰亡。四十年代的中國是什么樣的中國，想來中年以上的讀者都還記憶猶新。我所以寫《張居正大傳》，決不是無因而至的。在這本書出版以后的一年，吳晗教授的《朱元璋傳》也出版了。我想一般的讀者是會體諒作者無從過問了。

解放以后，一九五八年來一個大躍進。大學里面更是躍進的源泉。那時我是系主任，是全系的目標，無論我的內外工作如何繁重，總得帶個頭。十萬字、二十萬字都不行，跳腳的跳腳，拍桌子的拍桌子，最后總算在各項工作以外，承認寫三部書——《陸游傳》、《陸游研究》、《陸游詩選》，共五十萬字而結束。那時的風氣是說的時候不得不承認；

說過之后一字不著，盡得風流也不妨。可是我這一個笨伯，還得起早帶夜地干，終于在一九五九年秋季開學之前把這三部書寫成了。事實上陸游這三部書并不難寫，因為陸游的生活，主要見于《放翁詩稿》，而《放翁詩稿》又是編年的，這就把陸游的事跡，給我們一個主要的輪廓。有了《放翁詩稿》，我們就不啻得到一個很好的啟示。

對于宋代詩人，陸游最推重的是梅堯臣，后來的劉克莊也有同樣的認識。無論后人對于梅堯臣有什么不同的估計，但是我對于陸游和劉克莊的評論是不敢輕置的。清末的夏敬觀對于堯臣更是推重備至。他說只要根據元人張師曾的年譜，對于堯臣的博及其生活的發展，可以得到一個大概。夏先生對于堯臣詩的認識確實是有不少的創見，為后學所不可望及；但是他對于張譜的推重，只要了解宋代的官制，便有許多不可索解之處。堯臣和范仲淹的中途絕交，以及他對于文彥博的憤憤不平，在張譜中也都沒有提及。至若堯臣諸詩，敬觀所指某篇作于某年，按之事實，亦不盡合。夏先生為近代最能理解堯臣之論師，而夏先生所未及，似亦不能不容后人加以補充。因此我寫成《梅堯臣傳》《梅堯臣詩選》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三書。最后一書，凡屢易稿而后成。這三部書在浩劫中也被沒收，部分急進的青年主張立即燒毀，但是更多的青年主張千萬不可燒毀。靠著這幾位同學的力爭，又經過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的協助，三部書先后出版了，其中必然有若干的錯誤或混亂，這是我的責任，但是我本來的目標只是提供一個粗淺的初稿以便后人加以提高和改進。任何責難都是應該的，也是我所不辭的。

是不是我還得寫一些其它的作品呢?我不敢肯定，因為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生命不止，戰斗不息。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只要對于時代和人民有一些微薄的貢獻，我是不會、也不應當推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