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深圳高薪招聘教師」的話題頻頻出圈。如今，社交媒體上「深圳教師辭職」的帖子又層出不窮，熱度不減。

這座「奮斗者之城」的教師崗位，因為高薪、編制和高調的招聘廣告語，吸引了大批頂尖名校畢業生。同時，許多人入職后也發現——這份工作的強度，遠超自己想象。

文｜易方興

編輯｜魚鷹

「有點錢、有點閑、有尊嚴不再是夢」

為了勸劉夢瑤去深圳當老師，父母甚至給她跪下了。

那是2021年，從國外一所知名大學畢業的劉夢瑤，手握15份offer，正面臨一個困難抉擇。她就讀的大學頗有含金量，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超越了清北。找工作期間，包括谷歌、字節、騰訊這樣的大廠都給了她offer。她從沒想過要去深圳當老師。

然而，她的父母卻堅定地認為，去深圳當老師，是對她來說最好的職業選擇。

那正是「深圳高薪招聘教師」話題頻繁登上熱搜的幾年。從2019年到2021年三年期間，深圳各學校、教育集團展開了大規模的全國招聘，并且開出了許多令畢業生們難以拒絕的待遇：

「年薪本科生26萬+、研究生28萬+，五險一金，全日制博士獎勵20萬，優秀畢業生獎勵3至8萬，優先申請人才住房、長租公寓……事業單位正式編制、落戶深圳、全年帶薪休假165天+。」

最吸引人的還有招聘帖里的一句話，「有點錢、有點閑、有尊嚴不再是夢」。

劉夢瑤的父母非常堅決。「他們都離婚15年了，我從沒見他們這么團結過。」逼得最狠的時候，她父母一起跪在地上，哭著求她。

她妥協了。沒想到，在應聘深圳教師崗時，她卻連續兩次碰壁。尤其是北京那場面試，「我當時面試深圳排名前四的一所高中的國際部，基本上來的都是清北的博士，最低的學歷是個北大的碩士，而留學生里，還有哈佛、劍橋、牛津……我當時覺得簡直是太荒唐了。」

最后，她去應聘了三次才被選上。

在許多人心中，「有錢有閑有尊嚴」幾乎是理想工作的模版，而且這份工作還有編制、很穩定。在深圳教育部門高調的宣傳、強勁的招聘力度下，那幾年，不少頂尖名校畢業生，不論之前有沒有過做老師的規劃、喜不喜歡這份職業，都將「深圳教師崗」放進了自己找工作的理想清單里。

一邊是渴望編制、渴望穩定工作的年輕人，另一邊是強烈需求老師的深圳。

在招聘老師這件事上，深圳展現出了極高的效率和渴望。不要求師范專業，沒有教師資格證也沒關系，甚至無需筆試就能入職。而教育局和校長們組成的招聘團，采取的是類似于巡演的模式，分為東西兩線，不僅涵蓋了清北這樣的頂尖高校，也囊括了國內排名最靠前的師范大學。很多應聘畢業生，會跟著招聘團的路線一起跑，只求上岸。

北大的陳雪婷「隨手投了一個簡歷」，學校立刻叫來了集團的總校長跟她面談，問她還有沒有其他去向在考慮，態度很真誠。

「（深圳這所）學校招聘的時候特別熱情，也特別尊重，給我一種大家要一起干一番事業的感覺。」陳雪婷說。她橫向對比之后，覺得深圳活力開放，也不排外，「而且工資比在北京當老師豐厚很多」。最后她選擇了深圳。

也有一些人去深圳當老師純屬意外。

小張考研一戰時，因為錄取名額波動，沒能進入復試，「春招和秋招的時間點都過了，我才被迫開始準備簡歷找工作」。

王思琪則是在自己專業領域找不到工作了，才不得不考慮當老師。「當時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我是工科專業，對口的企業又更傾向于招聘男生，一直到畢業那年5月份才找到深圳老師的工作。」

而與許多單純被待遇和穩定吸引來的年輕人不同，趙欣怡是真心想當老師。她從一所全球頂尖大學畢業，專業也跟教育相關。之前，她還在一所國際學校實習過，當時感受到一種當老師的快樂。特別是實習前一天，那所國際學校的校長特意叮囑她：「我們這里是快樂教育，你千萬不要要求小孩成績，不要逼他們寫作業。」

心懷對教師職業的高度認可，她也來到了深圳，成為了一名公立學校的老師。但她沒有預料到的是，國際學校和公立學校不同，后者需要直面中考和普職分流的壓力，學校和家長對成績都更看重。因此，多年之后，當她深陷職業的迷茫和痛苦時，她反復回想起那段短暫的快樂時光，「我覺得是這段時間給了我一種做老師好像很快樂的錯覺。」

圖源劇集《畢業》

新人教師的工作強度

真正入職之后，許多深圳教師新人的感受都是——太累了。這份工作的勞動強度，超過了他們此前的想象。

剛入職的新教師，常常逃不開做班主任這一步。

當時，校領導告訴小張，語文老師最適合當班主任了。「一來語文老師教的課最多，在班上的時間最多；二來又正好涉及價值觀的教育；三來道法課、勞動課也都是語文老師上，所以語文老師本身也是一天到晚圍著這個班轉，當班主任正好。」

「他們還會說，這是一種潛在的規則，從來都是這樣的，所有的語文老師都是班主任。」在小張所在的學校里，有的語文老師已經身兼班主任三十年。

而工作量上，班主任是普通老師的三倍。

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周佳寧的一天通常是這樣度過的——

早上7:30之前必須到班查崗，到班之后先監督早讀，早讀之后就開始上課。「少的時候一上午兩節課，多的時候上午一連要上四節課。」然后是監督學生吃午餐、監督午自習、監督午睡。等學生睡覺起來了，下午也開始了。她要開始為下一天的課備課，還會有各種會議，包括班主任會、教職工大會、科組會等等。等到開完會，課后延時服務又開始了，她得再回到教室看班。接著，又迎來了「陽光體育」，她就得帶著班里的學生去操場上進行體育活動。好不容易熬到學生放學了，還不能休息——得給全班做總結：這一天發生了啥，哪里對、哪里不對，要改正什么，要避免什么。吃完晚飯還要加班，準備一些教學比賽，然后就這么到了睡覺時間……

同樣是語文老師、班主任，任教于深圳一所排名靠后初中的趙欣怡還有一重煩惱：生源。她認為學校生源水平的巨大差別，也會影響到教師工作量的大小。「每次教學教研的時候，會給我們講各種精美的教學設計，但是根本用不到我們自己學生身上。」以她帶的第一屆學生為例，雖然升到了初中，但班上還有四五個人漢語拼音基礎不牢靠。

她有著高度的責任心，不想輕易放棄一個學生，「我教了他們初中三年，真的很關心他們，盡管明知道有些孩子考不上高中，甚至也考不上職高，但我也不希望他們畢業之后去打工，連勞動合同都看不懂。」

她會給學業落后太多的學生單獨輔導小學語文的內容。有一次，她在書店的兒童區，看到一張幼小銜接用的會發音的掛圖，就自己掏錢買下來，專門用來給那些拼音不達標的同學輔導。

學生基礎薄弱，趙欣怡批改作業的工作量也會增大。「錯別字特別多，光畫圈我這個手都要寫很多。因為一堂課講得再生動，學生學得快忘得也快，但作業是實實在在改在本子上的，只要翻開，學生就能看得見，就可能學得會。」她希望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所以哪怕手腕疼，也一直是所有作業全批全改。「比如很多學生會把『滿』字寫成上下結構，我就會把錯字圈出來，寫一遍正確的字。但即使有正確的字參考，依然很多學生在訂正時繼續寫錯，所以后來，我還要額外再標注『左右結構』四個字。無形之中，批改作業的字越寫越多，慢慢地右手就腱鞘炎了。」

趙欣怡去醫院治療。受訪者供圖

她會根據班上學生的不同水平，來針對性地布置不同作業。「因為有些孩子你給他留大題做，他是怎么也不會的，留給他要么就是不寫，要么就是照抄，所以要布置專門符合他做的作業給他。」她還把所有的作業都登記，哪個同學沒有訂正，哪個同學沒交，她都做成在線的表格方便查詢。

張雅雯是非師范生，來深圳當老師后，她需要一邊摸索教學，一邊當班主任，還得擠出時間來考教師資格證。「我每天的精神狀態都很緊張，因為我不知道上課要怎么教，只能自己去參考不同的教案、教學指導書，然后去摸索，所以備課花了大量的時間。」

這是一段「比高三還累多了」的時光。新老師要求必須手寫教案，筆記不能只做在書上，要單獨手寫一遍。只能利用空余時間寫，最主要是周末。

考教師資格證也不容易。「我一開始選了個高中語文教師資格證，結果沒考過，我非常緊張，因為要求必須在畢業那一年以內考過。好在下半年，我選了個小學語文的教師資格證，終于考過了。」

教學只是老師工作內容的一部分。入職教師崗后，江江基本把所有的比賽都參加了一輪，包括賽論文、賽微課、賽手抄報……最難的是賽課。「賽課前一天下午5點才給題目，你要在極短時間內把課準備出來，然后第二天把你放在一個陌生的班上上課。」

那時，學校分配給江江一個帶她的師父。「我師父人很好，但是他對我的要求太高了，而且那個時候他也只有我一個徒弟，相當于一對一的教導，所有的關注點都在培養我身上。」師徒兩人為了磨課，經常磨到凌晨，「下班了我們還一起加班，讓我打視頻給他，我模擬講課給他聽，就到了這種程度」。

有一次，她跟師父熬到凌晨3點，一起磨課。當時她設計了一條線索，把整節歷史課串聯起來，然而第二天，在隨機分配到的班級里，學生完全不配合，「我那節課上得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次賽課，當場宣布成績，5個老師里她得了倒數第二，她當場就哭了。

新教師要經歷嚴格的評判，老師之間還會互相競爭。「比如期中、期末考試，我們學校一定會開一個質量分析會，把所有老師帶的班級的優秀率、平均分、差勝率等等各種指標打在屏幕上。」所以那時候，開會也是讓江江非常痛苦的事。

學校領導對江江說：「沒有差的學生，只有差的老師，生源差不差沒有關系的，主要是老師有沒有能力把他們教好。」

一開始，她的確聽進去了，覺得這就是自己能力的問題。

圖源劇集《黑狗》

深深卷入的家校關系

與學生和家長的復雜關系，也是這些深圳新老師們要去適應的。

江江很快被班上的學生罵哭。起因是一個男生上課時沒有把書拿出來，江江說了他幾句，結果這名男生直接在全班面前罵她臟話，江江當時就被氣哭了。

還有一次，批改作業時，有個學生做作業不認真，每道題都做錯了，江江直接給作業上打了一個大叉。結果，學生的爸爸凌晨2點給她打電話，并且發了不少辱罵的言論。

更不確定的是，遇到什么樣的學生，對老師們來說，全靠運氣。

剛進學校時，張雅雯帶四年級，班里有幾個學生會在上課時在教室地板上爬來爬去。有一次，兩個學生鬧矛盾，上課鈴響了還在吵架，其中一個學生拿起剪刀要朝另一個人扔過去。「要不是我立刻把他的手抓住，可能要有學生受傷。」這么一折騰，一節課前15分鐘就沒了。班上一個女生安慰她說：「老師你不要去管這些男生，他們不聽就算了，我們想聽，你給我們講就好。」張雅雯差點哭了出來。

還有些時候，班上同學打架，會出現頭撞到桌角一類的流血事件，這樣的情況往往更難收場，因為還會導致幾方的家長來到學校繼續爭吵。而處理這些教學之外的意外事件，都是班主任的工作。有家長跑過來指責張雅雯，說她能力不行，怎么連這些學生都管不好，最后還指著她的鼻子問：「你是什么學歷？」

張雅雯回答，她是中山大學的，這位家長沉默了片刻，轉而去質問另一個學生的家長：「你是什么學歷？」

在深圳另一所中學的初中物理老師王思琪說，她所在的學校，絕大部分生源都來自在深圳奮斗的個體戶家庭。「他們大部分都是很尊敬老師的，但有的家庭孩子比較多，管不過來，孩子不聽話就是打，導致一些孩子也有暴力或者抑郁傾向。」

「我很想幫一下這些孩子，但又不知道從哪里下手，常常覺得比較無力。」王思琪說。她試過許多辦法，但最后漸漸變成了一種「沒辦法」的心態。「有的到初中了，加減法還算不明白，實在是無能為力。」

幾年老師當下來，王思琪也觀察到，班上起碼有一半的孩子考不上高中。這與她自己的成長經歷有相當大的不同。從小到大，她都就讀于學習氛圍不錯的學校，「我一直覺得努力或者好好學習是有出路的，但現在所處的現實卻是另一種樣子」。

許多能量要花費在教學之外。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周佳寧遇到一個抑郁癥的孩子，父親賭博，媽媽一個人撐起家庭，這個學生心理問題非常嚴重，一聊到自己的家庭就會暴哭。像這類學生，作為班主任，她都必須重點關注，經常要進行心理訪談，還要做相關的監測。由于這個學生經常自傷，甚至有自殺的想法，這也給班主任帶來非常大的壓力。

學生的管理難題，不光給上課帶來影響，有時候也影響到教師自己的情緒、與家人的關系。有一次，劉夢瑤跟父親訴苦，說如今的小孩多么難管，結果父親反而覺得是她無能，「說我竟然連幾個小屁孩都搞不定，肯定是自己能力不足，然后還無能狂怒」。

這些感受相當糟糕。小張覺得，「班主任這個身份挺孤立無援的，一旦出現問題，要首當其沖。」

「所以我永遠都處在一個神經高度緊張的狀態中。」她發現自己甚至因為壓力太大，出現了刻板行為，「比如我可能會突然不停地翻書，翻來翻去那十幾頁，然后才反應過來我剛剛在干嘛。」

圖源劇集《小舍得》

磨損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一些老師開始出現身體上的癥狀。

有段時間，趙欣怡一寫字右手手腕就痛，后來，就算不寫字也痛。漸漸地，疼痛還擴展到了整個右手手臂。「疼的時候手肘都抬不起來。」最后只能去醫院。與此同時，她換成左手改作業、寫板書。結果，左手也貼上了膏藥。

有一次，她去醫院看病，還帶著沒批改完的作業。這個時候，她已經被診斷為手腕腱鞘炎、手肘筋膜炎，還有神經根型頸椎病等等。醫生看到她，跟她說：「你都這樣了，還在上班嗎？」

她當時眼淚就開始止不住往下流。「我為什么會這樣？」

深圳教師雖然在老師群體里算收入高的，但對于趙欣怡來說，看病也大量消耗了這份收入。「從去年四月份開始，我個人醫保賬戶每個月都能清空。」

這也是個慢慢失去對自己身體掌控感的過程。「我大概有大半年時間，每天站立不能超過10分鐘，因為我筋膜發炎，得不停去醫院、住院，所以我那段時間心里非常難受，就感覺人生一團亂，什么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趙欣怡的醫院診斷書。受訪者供圖

北大畢業的陳雪婷發現，同期入職的心理老師，也包括在校工作了七八年的心理老師們，都陸續離職，她最后也選擇了離職。「我感覺很多時候我更像是一個消防栓，主要是為了預防危險出現，而且這個消防栓時不時還要被拿來充門面。」她覺得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學校并沒有什么判斷標準，在教師評價體系里，心理老師的存在感也很弱——衡量一個老師的標準往往是公開課上得怎么樣，或者有沒有拿到一些教師技能比賽的獎勵，「由于心理咨詢本身的特殊性，導致成果很難被看見或者量化，所以學校就會更側重教學方面的考核和評估，這反而偏離了考核初衷，不是說這部分不重要，而是光從頭腦層面的理性教育是不夠的，還需要整個系統的支持，看到每一個孩子作為個體本身的情感與需要」。

還有個問題也值得關注。「中學心理老師很多都沒有經過專業的心理咨詢系統訓練，他們缺乏專業系統的支持來為學生提供幫助，這樣一來，既會損耗心理老師自身，學生們的咨詢也效果不佳。」她說，「我聽過不少學生吐槽心理老師沒用。」

社會似乎對老師這個職業有一種天然濾鏡，比如常把老師和「奉獻精神」相提并論。陳雪婷卻覺得這也給老師增加了無形的壓力，「如果別人出于自我價值實現，她也愿意，這叫奉獻，但是，不能用這個話術強迫人」。

在深圳，當周佳寧進入這個系統，「我發現教師這個職業其實也是按照996或者007這個運轉機制來工作的」。她覺得這也是深圳這座城市的特色，「教研活動、教學比賽都非常多，小到學校舉辦的一些年級活動，大到區、市、省級的比賽，我們都要參加」。

這些大大小小的比賽，學校要求「35歲以下的青年教師，或者入職三年以內的新教師必須參加」。平均每兩三周，周佳寧就會接到一個比較大型的比賽任務，需要專門花時間準備，「除非你能拿出病例，證明你沒法參加，那么你從此的確可以輕松一些」。

就算是家里有許多當教師的長輩，也不一定能理解她。「上一代的教師，跟我們這一代還是不同，他們總希望用他們的思想來幫助我，讓我復刻他們的軌跡，給我規劃好路線，然后說這樣就會輕松。」

這給了她另一種壓力。入職第一年，她經常會在深夜加班時崩潰痛哭，想辭職。而她也在教育系統內的母親就會跟她說：「所有人都累，只要是工作的年輕人都很累，你不要一味就喊辭職。你做的這些事情我們都做過的，我知道沒有你說的那么累，那都是你給自己附加的，你只要改變心態，就不會覺得累，所以不要跟我喊累。」

聽完之后，她更崩潰了。而工作一年后，她第一次在體檢中查出了結節。

圖源劇集《黑狗》

信念的裂縫

有些名校畢業生在成為教師后發現，過去一直生效的「有付出就有回報」的信念鏈條斷裂了。

張雅雯非常想成為一個好老師。她的挫敗感來自：「可能你準備了100%，但學生完全不配合，你希望有90分的效果，最后可能只有60分。」

她也反思過：「或許是我對自己的期待太高了。從小到大比較順利，在高考、上大學期間，付出的努力，也能看到正反饋。但是做了老師之后，才發現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努力了，付出了，就會有好的結果，所以這個事情會讓我心里很難受。」

原本她是一個對自己有信心的人，但當了老師之后，她一度覺得「自己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

「我一度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了懷疑，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才導致上課時這樣的狀態。」張雅雯說。有時候她會想，是不是氣場比較強勢的老教師，才能鎮得住場子？但她自己又不是這樣的人。

這讓她越來越抑郁，感覺自己像變了一個人。「我根本不想進入學校，不想進入這個班，一想到要進班，我就很痛苦，甚至一到課間，我就想躲到廁所里面。」而她也真是這么做的，有時候一天之中，她會好幾次躲進廁所，「我也不知道我去干嘛，但我就是覺得我在那里可以得到喘息，可以不用看到任何老師、任何學生。」

小學、初中、高中，不同學段的老師們，無力感可能各有不同。深圳一名教過不同學段的老教師總結：「對小學階段來說，老師有時候像是保姆，常常卷入協調矛盾糾紛的困境里；到了初中，有的班上一半的學生上不了高中，這種局面哪怕你是清華、北大畢業的老師來教，也很難改變；而到了高中，則要面臨高考的壓力，可能會有從早到晚的各種自習，還有更大的教學壓力要面對。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辛苦。」

王思琪也有同感。她去的是一所深圳的新學校，排名靠后。她發現，自己能影響到學生的，似乎很少。「好像無論我怎么管教，也管不動，所以會有一些挫敗感。」她跟同事們一起聊，一些資歷更老的老師會傳授她心得——「當老師的第一個課題，就是要放下助人情結。」這讓她困惑。

劉夢瑤也說她陷入了一種周期性的抑郁，「過兩天覺得還行，過兩天又崩潰了」。有時候她會想到有這種處境的也不光只有自己，「比如隔壁一所很普通的高中，他們那的英語老師是哈佛的，化學老師是北大的……而且我學生還很淡定地跟我講，你們學歷高又咋了，學得好又不代表教得好。」

她覺得，「這世界簡直癲狂了」。

圖源電影《小森林·夏秋篇》

出路

小張準備再次考研。「我一邊當老師，一邊在下班之后繼續學習。考研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那一刻，我告訴自己下班了，可以不用再想工作上的事情了。」下這個決心也是因為有一次，一位家長凌晨還在給她打電話，她覺得自己一定要設定一個界限，10點后不回微信消息，與「工作」做個切割。

依靠復習考研，她又能回到一直以來的學習者身份，而她也發現，學習并不會給她帶來痛苦。

周佳寧熬到第三年，終于迎來了職業上的一次轉機。當時的校長看她帶班出色，任命她為學校中層。「盡管工作更累了，但它帶給我非常多的機會和成長。」與此同時，她還利用寒暑假考博，并且最終考上了。那時擺在她面前有兩條路，要么繼續做團委書記，向學校管理層努力，要么回去讀博士。兩條路都可以擺脫目前的困境。「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好。」

有些時候，要想獲得正反饋，還需要一些運氣。比如，真正治愈張雅雯的，是在帶完三年管理難度很大的班級之后，她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天使班」。「我跟這個班的學生特別合得來，他們也很喜歡我這種風格，下課后還愿意來請教我。」

「在我遇到了天使班以后，我發現原來我上課是沒有問題的，他們上課的狀態也很好，所以我又開始重新信任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了。」張雅雯說。

劉夢瑤是通過一場實驗，解決了內耗問題。這場實驗花了她四年，以驗證她對不同學生的影響。

當時，劉夢瑤重點關注了一些學生，持續追蹤他們的狀態兩三年時間。她發現，哪怕她在教學上努力翻倍，而學生自己只愿意努力10%，這些學生還是沒法進步。而如果學生自己突然很想學，反而會一下就進步非常大。「我意識到，學生的進步與否，可能跟老師的能力沒有太必然的聯系，關鍵還在于他們自己是否想學。」劉夢瑤說。

想通這一點很關鍵。「過去我覺得，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也相信外界的力量足以改變一個人」，但現在，她慢慢放棄了這個想法。「我現在覺得人很難被改變，只有當這個人真的很想改變，你的努力才有意義。」

受訪者供圖

離職，是這些教師們最后才會選擇的路。

這并不是一個能輕松做出的決定。它意味著拋棄相對體面的收入，穩定的工作，以及社會認知體系中的職業光環，還要重新進入社會，面對大量新的不確定。

對江江來說，真正觸發離職決定的，是延遲退休政策的公布。「我當時算了一下，我至少還要干28年老師才能退休，立刻被這個嚇到了。內心很真實的一個聲音就是，『我干不了』。」

辭職前一個月，江江在她的心理咨詢師鼓勵下，決定跟父母好好談一次，把自己的真實情緒表達出來——那是她30年來第一次鼓起勇氣向父母說真心話。

從小到大，面對「要求一定要做到最優秀」的父親，她一直是持續討好的狀態。「我父親有學歷崇拜，覺得教師、醫生這些職業最穩定，然后我也一定要做到最優秀。從小我真實表達情緒的時候，他們都是會打壓我，覺得你怎么那么脆弱。以至于我當老師之后，在學校受到委屈，賽課沒有拿到好名次，我都不敢回家哭。很多時候，我是在樓下、在車里哭完才能回家。」

那天晚上，她把內心全部的情緒都告訴了父母。出乎她意料的是，媽媽接住了這些情緒。「我媽媽一邊哭一邊擁抱我，她說對不起，是爸爸媽媽以前沒有做好，如果真的做得很痛苦的話，我們就辭掉不做了，我們希望你開心。我爸爸有點回避型，但他也努力地在接納了。」

離職那天，江江直接讓AI幫她寫了一封「在編教師辭職信」，交了上去。

王思琪則給自己制定了一個離職時間表。「我給自己一個承諾——把這一屆學生帶完，我就辭職。靠著這個勁頭，我又堅持了一年。」

最終辭職前，她一個人在深圳的海邊走了一整夜，在深圳灣待到第二天清晨，看了一場日出。她想了許多事，關于決心與勇氣。看著太陽從海平面升起，自己也慢慢下定了決心。

不過，王思琪離職之后的感受也很復雜。「當時覺得我一秒鐘都不想呆了，但現在又覺得是不是離職太早了，好像再堅持一下也能堅持。」

「這半年我的狀態不是特別穩定，會迷茫，甚至也會后悔，特別是一起床一睜眼，會覺得原來我是一個沒有工作的人了，別人都有他們要忙的事，而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段時間，江江反復思考一個核心問題——「難道人的價值，一定要被工作所定義嗎？」

但后來，她慢慢把離職視作一次自我思考的機會。有一次，她在社交媒體上寫了篇《30歲，我親手砸碎了自己的鐵飯碗》之后，不少老師在后臺私信她。「不少人跟我的狀況非常相似，他們也沒有出口，不知道該怎么辦。」

劉夢瑤也想離職，但她發現自己低估了轉換行業的難度。她原本想再干兩年，轉去高校里的行政崗；或者去大廠找個跟文化教育相關的崗位。結果兩條路如今都有些走不通。「這兩年高校行政崗開始要博士了，大廠形勢也不太好，沒有轉成。」

還有第三條路是，換去國際學校，就不要編制了。「但最大的問題是這兩年實在太累了，身體不太好，只能先休息一下。」

與此同時，這幾年深圳部分教師工資的縮水，也變相推動了一些教師辭職的決定。多名受訪者發現，相比2021年以前，疫情后深圳教師的待遇有了一定的下滑。雖然客觀上來說，深圳依然是全國教師收入的高地，但對一些老師來說，從年薪30萬變成年薪20幾萬，這份工作的吸引力還是下降了。

北大畢業生、中學心理老師陳雪婷離職時，學校沒有太挽留。不過她還是非常感謝這段在深圳當老師的經歷。「現實層面上，它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過渡，尤其是學校還給我提供了一段很寶貴的專業經驗，因為學校的咨詢量非常大，也非常復雜。」

已經回到大學讀博的周佳寧，也還會懷念深圳。前段時間，她又回去了一趟，當她一落地深圳寶安機場，就發現自己立刻被這種氛圍影響。「許多人穿著名牌、背著奢侈品包包，是一種社會精英的感覺，尤其是在值機口那一帶，有許多帶插座的座位，我就看到許多人在等飛機時還抓緊時間在那里辦公。」

她感嘆，深圳不愧是一座奮斗的城市。但更多時候，她相信自己新的體悟——「不要為了在工作上獲得什么，或是為了獲得某些社會標簽，付出你的健康、快樂和自由。」

百般糾結之后，依然選擇繼續當老師的，是趙欣怡。

曾經有段時間，教語文的趙欣怡很羨慕體育老師，她甚至想過再去學個體育專業，改行當體育老師。因為有一次，期末前她正在給學生們復印卷子，從窗戶里向外看，看到沒有課的四個體育老師在操場上玩飛盤，「他們特別快樂，窺見他們的那一刻，我感覺我就像一個窩在地下室的人，羨慕他們可以光明正大走在陽光下」。

那個時期，離職的想法常常在趙欣怡腦海里徘徊。她甚至已經把辭職信寫好，塞到了領導辦公室的門縫里，還拍照發了朋友圈。

但也有另一些聲音在挽留她。

「記得我上一屆帶的一個班，之前一直是中等的成績，我帶完之后，那個班基本都是第一名的水平。而現在，我生病了正在請假，幾乎每天都會收到這一屆學生的信息，問：老師你什么時候回來？」

有一天，正好是放學的時候，她從校門口路過去吃飯，偶遇了她請病假前教的兩個班的學生，「她們看著我的眼神都拉絲了，有的恨不得過來抱住我。她們都在問我：老師，你什么時候回來教我們？老師，你還會不會回來了？」

她改變了主意，跟校領導說：「我再考慮考慮。」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圖源劇集《黑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