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第一個秋天，也就是1980年，我考取了坦克一級駕駛員的資格。那次全團就通過了五個人，我這個1978年才入伍的兵，算是同年兵里唯一一個考上的。另外四個，都是1977年或者更早入伍的老兵了。
到了年底總結的時候，我立了個三等功。立功的事情當時很開心，后來我才了解到那次連隊黨支部開會表決的情形。在候選的人里頭，我的得票其實是最少的。事情能有轉機，全靠我的排長在會上說了關鍵的一段話。

排長對大家說：“咱們全連上下，就張成林一個人拿下了一級駕駛員，他的綜合素質擺在那里，確實是拔尖兒的。這功就該給他立！咱們總不能因為他平時不太懂得變通、不會搞些場面上的‘來事’，就把他的成績和付出給忽略掉了吧！”
結果就是在排長這份“實打實”的堅持下，我最終獲得了這個三等功。當時排長那種認理不認人的態度，對我觸動非常大。可以這么說，他當時那番作為，在我整個軍旅生涯里，甚至這一生中，都留下了挺深的烙印。
十年時間一晃而過，到了1990年，我已經當上了連長。也是在那年年底評功的時候，我也做了一件類似的事情——非常堅決地否決了一位戰士獲得三等功的機會，盡管他在民主評議中得票最高，還被推薦了上來。我力主把這個立功的機會給了另外一名老兵，一個不怎么“會來事”的老兵。現在回過頭去想當年那個決定，我心里還是非常踏實的，一點不后悔。真要再回到那個時候，我想我還是會那么選。
在部隊待過的人都知道，每到年終總結評功評獎，戰士們都非常看重這份榮譽，誰都想自己能立個功，戴個獎章回家。當時我們的連隊黨支部，也是基本遵循這個流程：先搞民主評議，然后大多數時候，就是按照大家在民主推薦階段得票數的多少，來開會研究，最后確定上報哪些人立功受獎。

我們連里有一個兵，想立三等功的想法特別強烈。但他的心思沒用在日常工作的踏實努力上，而是一門心思想著怎么用“公關”手段拉選票。我是這么了解的：這家伙平常軍事素質確實不怎么樣。無論整理內務、打掃衛生這種小事，還是連隊組織的農副業生產勞動，他總愛做些表面文章裝裝樣子，顯出自己在干活。更不好的是，他還私下排擠打壓連里一位山東籍的老兵。
為了能在評功時勝出，他還提前打了埋伏。在總結工作正式開始前頭，他就偷偷“下功夫”了。好幾次私下請連里幾位資格老、說話有點分量的志愿兵吃飯，目的就是請他們幫忙在背后活動活動，替他拉選票。
果然，到了民主推薦那個環節，不出所料，他的得票數最高，成了板上釘釘的立功候選人。與此同時，連里那位原本大家私底下都覺得功勞最大、工作最踏實、真正是默默做事從不吭聲但就是完全不懂“搞關系”那一套的安徽老兵，他的得票卻少得可憐。這結果，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事情擺在面前了：是按“多數”的意見來，順著所謂的“民意”辦？還是該堅持組織原則，秉公處理，樹立連隊該有的正氣？這成了個大問題。
后來，連隊黨支部開會議事，到要最終敲定上報立功人選的那節骨眼兒上，我把了解到那位戰士四處拉票的事情，原原本本給開會的支部委員們都講了。我也把我堅持原則、主張公正處理的想法理由都擺了出來，說得挺清楚。所幸的是，在場的支委們最后都理解并支持了我的觀點。
最終，支部做出了一致的決定：把那個寶貴的三等功名額，給了那位實實在在干活但不會“來事”的技術骨干。這個結果，真正評出了戰士們的干勁，評出了連隊該有的正氣，也評出了更扎實的戰斗力。

我覺得：在部隊評功評獎，“民主測評”這個環節是個必須走的形式，但絕不是決定一切的唯一標準。部隊評價一個人，還有很多更硬的條條框框。說到底，得照著“德”（品德）、“能”（能力）、“勤”（勤奮）、“績”（實績）這幾個方面綜合來定高低！要是把“民主測評”這一項當成最要緊的，甚至唯一的標準，那結果肯定是讓那些會鉆營、精于“搞關系”的人得利，對那些老實干活的老兵就太不公道、太不公平了！
那段關于民主評議與“會來事”的爭議，最終指向了一個更樸素的道理：衡量價值的尺子，不該在掌聲最多的地方刻下唯一的刻度。真正支撐起戰斗力的，是無數個不被鎂光燈照亮的堅持。選擇將榮譽交付予那位沉默耕耘的老兵，并非對民意的輕視，而是將最深的敬意，投射向那些用汗水而非言語、用實干而非機巧，默默筑起基石的力量。在這個看似不夠“民主”的決定里，恰恰藏著對公平最深沉的尊重——那個安徽老兵肩頭落下的光，照亮了所有不曾說出口的奉獻應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