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院慶80周年之際，40多年前幾乎改變故宮命運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回眸·檢視·展望——寫在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際》，對此披露道：

“20世紀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后’，要對它進行改造(此方案1958年10月13日由北京市文化局黨組提出，詳見后文——筆者注)；‘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宮還出現了一個荒誕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對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文章點到為止，未加細述，但已令人生奇：這樣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故宮要著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著手改建。”《規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此前，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對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滿。

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月，在第14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南京、濟南、長沙的城墻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提出向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宣戰。5月1日，毛澤東征求民主人士、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受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提了出來。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對此評論道：“‘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拆除城墻，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這之后的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緊接著，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個十年左右基本完成城區改建的計劃。

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印發《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設綱要》：“如果平均每年拆一百萬平方公尺左右舊房(包括展寬馬路等拆房)，新建二百萬平方公尺左右新建筑，可以爭取在十年左右基本上完成城區的改建。”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之后，全國進入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北京市1958年9月草擬《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方案，提出要“以共產主義的思想與風格”，對北京舊城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堅決打破舊城市對我們的限制和束縛”。對舊城進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宮要著手改建”“城墻、壇墻一律拆掉”“把城墻拆掉，濱河修筑第二環路”。

謝蔭明、瞿宛林在《黨的文獻》2006年第5期發表《誰保護了故宮》一文，引用“《原北京市委設想改造故宮方案的照片》文字說明”，介紹了“參與其事”的“少數規劃人員”描繪的“四種改建故宮的平面圖和鳥瞰圖”——

第一方案是拆午門，在午門位置上建中央大樓，使天安門成為黨中央入口之大門；

第二方案是拆端門，在端門位置建中央大樓，把中南海黨中央和國務院遷至市中心位置，黨中央設三個主要門：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中南海改變為群眾性公園。

第三方案是將故宮及天安門全拆，“徹底打碎封閉森嚴的封建藝術布局，代以開敞明朗活潑的氣氛，使莊嚴美麗現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經古老落后的帝王宮殿建筑”，以“五組建筑圍繞在主體建筑周圍布置，以象征‘工農商學兵’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

第四方案更是徹底，要將故宮、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黨中央和國務院辦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宮，保留有象征意義的天安門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入口”。

“快意圖”

1958年北京總體規劃方案上報中央以后，北京市規劃部門立即展開分區詳細規劃研究，對舊城從整體上應該建成什么樣，做出多種方案，這項研究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進入高潮。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副院長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一書中，印出9張這一時期完成的北京城區規劃方案圖，顯示舊城之內，基本沒有保留胡同系統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層和高層建筑；從天安門到故宮，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故宮能不能局部改建，護城河能不能改成暗河，在當時也是十分敏感的問題。”董光器在書中寫道，

“市委、市政府沒有明確的指示，但在學術界，包括歷史學家在當時也確有世界上沒有永恒的存在，萬事萬物均在變化之中的說法。何況當時的規劃只是一種模擬試驗，并非實施方案，思想不妨放開一點。因此，有的方案做了對天安門城樓和太和殿的改建方案。”

董光器回憶道，在舊城詳細規劃研究過程中，市委和黨中央都沒有對此進行正式討論，唯有周恩來總理在1958年總體規劃上報前，小范圍地聽過一次匯報。當聽到舊城改建大體需要花費150多億元時，周恩來說這是整個抗美援朝的花費，代價太高了，你們這張規劃圖是一張快意圖，我們這個房間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規劃方案在中南海西側副軸終端放了一組大型公共建筑，準備建國務院大樓，周恩來明確表態，在他任總理期間，不新建國務院大樓。董光器的感受是：“周總理在當時對加快舊城改建持保留態度。”陸定一：故宮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

“大躍進”時期，文化部的一些機構被下放至北京市，其中包括了故宮博物院。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黨組提出《關于故宮博物院進行革命性改造問題的請示報告》(下稱《請示報告》)，認為需要“堅決克服‘地廣人稀，封建落后’的現狀，根本改變故宮博物院的面貌”。報告提出，多開一些東西交通便門，增辟休息地點；對故宮的宮殿建筑擬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積園林化等等。

1959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局黨組的《請示報告》提出8個月后，中宣部對此作出回應。《誰保護了故宮》一文中，引用相關檔案，披露了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討論《請示報告》的情況：

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表示：“我們對故宮應采取謹慎的方針，原狀不應該輕易動，改了的還應恢復一部分”，“關于房子改造問題，小房、小墻可以拆一些，但要謹慎。馬路可以寬一些，這是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為了機動車進去。故宮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宮的目的就是為了保留一個落后的地方，對觀眾進行教育，這就是古為今用”。

1964年6月12日，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參加故宮復原陳列的討論，第一次看到了陸定一在這次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當天，他在日記里寫道：“如果不是這次定一同志頂住，故宮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現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辦壞事。好事過了頭就會走向它的反面，這就是辯證法。”

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

1963年2月，故宮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副院長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一書中，印出一張1963年的北京城區布局方案圖，顯示天安門、端門、故宮皆被拆除改建為大型公共建筑，景山下設“主席府”，故宮內建“黨中央大樓”。

有關規劃官員和技術人員被召集至頤和園聽鸝館用餐。席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引經據典談論故宮，稱故宮自古以來就是變化著的，溥儀為騎自行車還鋸掉了故宮的門檻。

1963年3月25日，吳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的“三家村札記”中，發表《談北京城》一文，為故宮改建造勢：

“現在保留下來的清朝的宮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來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來的建筑。當然，作為一個古代建筑藝術品，應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不過，要是像某些人所說，因為是古代建筑，就絕對不能改變，把事情絕對化了，那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

吳晗得出結論：“北京城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無論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變的。相反的結論是必須改變。我們必需有這樣的歷史認識，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陰影所籠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邁進。”

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中，印出一張1963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制 作的北京城區布局方案圖，顯示天安門、端門、故宮皆被拆除改建為大型公共建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其信號是吳晗響應毛澤東倡議而作的京劇劇本《海瑞罷官》遭到批判。

在這場風暴中，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劉仁、鄭天翔等7人和副市長吳晗、樂松生等6人分別被扣上了“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劉仁、鄧拓、吳晗被迫害致死。

故宮改建計劃被列為中共北京市委要給劉少奇蓋宮殿的“罪證”。

紫禁城并未獲得安寧。“W革”時期出臺的故宮“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扳倒，加封條；在寶座臺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方案還提出要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及群眾代表。當晚，周恩來得知紅衛兵準備沖入故宮“破四舊”，當即指示關閉故宮，并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

次日，紅衛兵要沖故宮，工作人員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把紅衛兵勸退。幾日后，周恩來又派軍隊守護故宮四周。1987年12月，故宮成為中國首批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