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前夕，我約朋友小聚，地點選在延安路高架下一家寧波餐廳。都說年節中的上海宛如空城，車流稀疏像中年人的頭發，店鋪慵懶似上班族的心情。寧波餐廳的冷清，預告了年之將至。

銀發短須的老板循例坐在某張餐桌邊看報，后廚交給“家主婆”打理。我們點了糟蛋、熗蝦、蒸三臭、雙鲞紅燒肉、墨魚蛋蒸肉餅，面對如此高咸重味的一餐，還假模假式地拒絕了米飯。

在適口的鮮美和復雜的氣味里吃完這一餐，朋友提議，就近再喝一杯。于是我們轉身向愚園路走去。

一家頗有名氣的葡萄酒館，把昏暗的黃光暈染在人行道上，對回頭客來說，這是最親切的招攬方式。空蕩蕩的大堂，服務員比顧客還多一個。素凈清爽的侍酒師沖我們甜美一笑：“要不去酒窖看看？”別誤會，這里的房租容不下隱匿地底雕欄玉砌的磚木建筑。侍酒師說的不過是店里幾平米見方的玻璃房。和外邊陳列的瓶裝葡萄酒相比，“酒窖”的選品更精致貴氣。

“吃飯的時候喝過了，就杯賣吧。”朋友提議。為滿足不勝酒力或小酌怡情的客人，多數葡萄酒館會提供按杯售賣的選項。銷路好的葡萄酒直接開瓶，分成5杯還是8杯純憑良心。當然，“小份裝”的單價要貴上一些。

“我們的杯賣都在那里。”侍酒師平靜如水地指向吧臺左側。那是一塊黑板，粉筆手寫了當日杯賣酒單。我和朋友從上看到下，又從下回到上，不夸張地說，6款酒，不到一百字，花了得有5分鐘。最便宜的，188元。

“宮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趁侍酒師走遠，我和朋友吐槽。“這就是‘滬幣’嗎？”常年在京滬兩地奔波的朋友回我。我知道她是說笑，卻還是想起每次看美食紀錄片，特寫鏡頭里的西餐、日料、中式點心仿佛工藝品，彈幕列隊飛過的都是：“給上海老表端上來。”

“滬幣”是這兩年的流行語。按“匯率”折算，1滬幣約等于6元人民幣，或者25東北幣。這自然是玩梗，作不得真。但以食物衡量當地的物價水平，早已是常態。

《經濟學人》雜志早在1986年發布的“巨無霸指數”，構成了全球化的標準注釋。一個在世界每個角落都近乎一致的單品，價格橫向一比，哪種貨幣虛高，哪種又被低估，清晰可辨。拿今時今日的“巨無霸”售價對照，上海比之發源地美國實在便宜太多。

由此我頓悟，原來滬幣也分對象。去鬧市區的餐廳“摘星”，點上一杯葡萄酒，難免要為店家分攤房租、人力和其他成本。要是耐得下性子自己做，家門口的超市買個娃娃菜、肉絲和年糕片，20元也能吃上兩頓。在這兩個極端中間，是人均30元一餐的廣闊天地。

仔細想來，能在吃飯這件事上迅速地接受進與退，應該得益于我半數的寧波“血統”。大概在學齡前，我就真切領略了“豐儉由人”四個字的含義。

爺爺和奶奶都是從寧波來的上海。爺爺少時清苦，身為家中第一代“新上海人”，先是在水果行當小工，后來轉去船廠做修理活。奶奶家薄有資產，卻因江亞輪船難傷了元氣。兩個階層的人，意外中帶些必然，走到了一起。

從我記事起，廚房里都是父親忙碌的身影。爺爺和奶奶曾經誰來掌勺，至今都是個謎。但我見過爺爺做菜。冬瓜切塊去皮，挖去內瓤，焯水后冷卻，抹上大量鹽花，盈盈凈凈，像上海罕有的細雪。稍待干燥，爺爺會從櫥柜深處捧出瓷壇，將冬瓜放進去。初見這法寶，貪吃的我湊上去嗅聞，那是我此生第一次瀕死體驗。

大概半個月后，密封的冬瓜結束“閉關”，通體塌軟，周身泛綠。吊詭的是，差點將我熏到暈厥的臭鹵，卻為冬瓜披上一層奇異的香氣。爺爺用筷子挑起一小撮，遞到我嘴邊，我鼓起勇氣吸了一口：咸，咸到發苦，幾秒之后，從舌頭到口腔內壁都有禮花在綻放。當時的我哪里理解什么是氨基酸，也不懂發酵帶來的“醇”“厚”為何物，單純是好奇，平價的冬瓜在壇子里待半個月，什么都不用干，怎么就成了美味的咸“果凍”？

此后，在我持續貪嘴又百無禁忌的三十多年吃飯歷程中，先后嘗到了莧菜梗、臭茭白、臭芋艿、臭菜心。霉千張和糟蛋這樣獨樹一幟的食物，也是時常想起的滋味。不遺余力地推薦給朋友，卻換來千變萬化的反應，擊節贊嘆者有之，更多還是皺眉、回避甚至嫌惡。

百科搜索“臭冬瓜”，詞條的“官方”解釋讓我直接笑場：“浙江寧波的地方傳統風味名菜。它風味獨特，奇香味美，健脾開胃，老少咸宜。”“獨特”和“奇香”這種修辭，一如朋友帶了一支葡萄酒，不是典型風味，透著古怪，又不便明說，只好枯腸搜遍，甩出一句：interesting（有意思）。如此說來，朋友們對“臭”菜的反應，也就再尋常不過。

這些拒斥，我早有準備。因為三十年前，對臭霉糟醉的寧波菜，家里也有一位反對者。母親承襲了外公外婆的泰州“味蕾”，喜紅燒，喜清鮮。奇峰突起的咸顯然不是她的偏愛，考慮到制作過程，就更難敞開懷抱。她一度向我描述爺爺手底下的霉冬瓜，“長了密密麻麻的白毛，鏟掉了又長，最后竟然還吃下去。”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食物不僅是食物，背后還藏著情感與態度。

“一塊冬瓜三碗飯，沒見過這么摳的人家。”母親是用玩笑的口吻對父親說的，想必也是怕激化矛盾。但我記下了這句話，也在關于美食的學習中，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在食物稀缺，要為吃肉犯愁，饑饉也時有發生的年代，通過腌制、發酵、風干、熟成或任何手段來延長食物的壽命，都是了不起的智慧。

大可不必為“一塊冬瓜三碗飯”感到慚愧，只要瓜鮮米香，旁人的評價又何足道哉。君不見，這些年北上廣深的城中熱店里，甬菜卷土重來。主打寧波風味的小酒館門口，“醉糟嗆腌霉臭醬鮮”寫成書法，登堂入室。網友推薦菜的頭名是華麗的十八斬，“榜眼”則是乍看平平無奇的臭豆腐炒毛豆。群眾的舌頭和眼睛一樣，都是雪亮的。

說回我和朋友在寧波餐廳那頓飯。老板以愛搭客人話頭和“堅固”的服務標準聞名。“我們店有五百多個菜”（參見下圖），“點好了待會兒就不能加菜咯”，“這個菜我們不做的”，是我聽他說得最多的三句話。

等我們吃到中途，一對情侶模樣的年輕人走進來，對著寫滿小字的菜單犯難，顯然是新客。糾結半晌，男生要了道蒸魚。“能放點辣嗎？”他補了一句。空氣突然凝固，我和朋友面面相覷，擔心老板當場發作。但他咬了咬腮幫子，猶豫了幾秒，轉身走到廚房門口，喊了一句：“魚里廂幫伊放兩塊干辣椒。”

我沒問過老板的身世，但那一刻，我肯定他是寧波人。和營業范圍無關，只因他深知，餐飲不易做，形勢比人強。“一塊冬瓜三碗飯”，大環境再起伏，日子總要過，最好還過得出彩、有味，這是寧波人的腔調品格。

誰能穿越“滬幣陷阱”？我的答案是，每一個人——只要你擁有一顆寧波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