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年前，原田伴彥在《長崎》這本書的序文中用很文學(xué)的筆調(diào)煽情地寫道：

長崎，是一座飄蕩著清澄的憂愁的城市。到長崎來旅行的人，在那里會感到一抹哀愁的同時，一定也會注意到那里存在著使人產(chǎn)生神秘愉悅的某些物象。長崎是一座醞釀出奇異的哀歡芳香的城市。（《長崎：歴史の旅への招待》，中央公論社1964年，第1頁）

長崎，我只是短暫地去過兩次，完全只是一個匆匆的旅人。但去之前，已閱讀過一些文獻，在那里又有了一些實際的體驗，對我而言，與其說是文學(xué)的長崎感動了我（這一面肯定有），不如說是與異域的文化交雜融匯后產(chǎn)生出的獨特的歷史氛圍更令我感到興奮。16世紀中期至19世紀后期的三百余年中，來自東亞大陸和遙遠的歐風美雨，同時都在這里（包含了今天長崎縣的平戶）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就這一點而言，整個日本列島，可謂無出其右。

從“唐人屋敷”到新地中華街

16世紀20年代西班牙人麥哲倫的團隊完成了人類首次的環(huán)球航行后，東西大兩洋之間，才真正開始了人與物的直接交流。耶穌會基督教的東傳，逐漸改變了東亞的局勢，也將長崎（平戶）抬升到了史無前例的重要地位。即便是與傳統(tǒng)的中國的往來，也染上了新的色彩。

17世紀初，福建泉州出身的海商李旦，在明朝海禁和開禁的空間，先是出海南洋，在馬尼拉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后來移往平戶（平戶和長崎都屬于當時的肥前國松浦郡），以此為據(jù)點，從日本幕府那里獲得了允許進行海外貿(mào)易的朱印狀，創(chuàng)建了一支由12艘商船組成的船隊，來往于中國和東南亞之間。1625年李旦死后，也是泉州出身的鄭芝龍成了新的首領(lǐng)。鄭芝龍少年時父親去世，去澳門投奔舅父，在那里信奉了天主教，他的洋名是Nicholas Iquan（后者可寫成漢字“一官”），1621年加入李旦的旗下，移居平戶，得到平戶藩主松浦隆信的寵信，與平戶藩士田川七左衛(wèi)門的女兒松（有中文文獻稱是旅居平戶的福建人翁翊皇的養(yǎng)女）結(jié)婚，鄭成功便是兩人的兒子（幼名田川福松），七歲時隨父親回到福建。長大后繼承父業(yè)，成了在臺灣趕走荷蘭人、力圖抗清復(fù)明的英雄。明亡后，明皇族的后裔朱聿鍵（南明的隆武帝）對謁見他的鄭成功，賜予國姓“朱”，鄭雖然一直沒有使用，但“國姓爺”的稱呼卻在民間傳開，1715年日本的凈琉璃劇作家近松門左衛(wèi)門寫過一部以鄭成功的事跡為題材的名作《國姓爺合戰(zhàn)》。由此可知，17世紀前期的二十來年中，李旦、鄭芝龍等中國海商的商船已經(jīng)頻頻進出平戶港，且有一個時期，一直居住在平戶。17世紀初前后，從豐臣秀吉至德川幕府，日本對西洋諸國，逐漸實施鎖國，但對中國的商船，并不嚴禁。

據(jù)生卒于長崎的西川如見（1648-1724）印行于1719年的《長崎夜話草》記載，唐船在1562年，初次進入了長崎境內(nèi)的戶町（不是今天的長崎港）。1570年，肥前國大名大村純忠辟建長崎港（有關(guān)長崎地名的由來，至今仍是眾說紛紜），翌年葡萄牙商船入港，之后，長崎港逐漸崛起，受到海外貿(mào)易商的青睞，其地位最后超越了平戶。1635年，幕府規(guī)定中國商船只可從長崎進入，于是，長崎成了中國人的新的集聚地。 由于明清兩代長期實施海禁政策，中國人難以直接從大陸本土渡海前往日本，很多都是迂回從海峽對岸的臺灣和東南亞諸國來到日本的。

日本畫家圓山應(yīng)舉作于1792年的長崎港鳥瞰圖，左下圍墻內(nèi)的建筑為唐人屋敷和海上的填海地。

據(jù)文獻記錄，在1634年以后的十年內(nèi)，每年大約平均有57艘商船自中國來到長崎，每艘船平均大約有船員50人左右，這一數(shù)字隨著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的變化有所增減。一開始中國人是可以隨便居住在日本人開的民宿或簡易客棧內(nèi)的，這也激活了當?shù)氐那鄻菢I(yè)，形成了江戶時代日本三大青樓街之一的“丸山游廓”。在鄭成功后人的抗清武裝不得不接受朝廷的招安之后的1684年，清廷撤除了“邊界令”，允許沿海民眾出海與日本做貿(mào)易，于是來到長崎的商人數(shù)量劇增，為了減少中國船員與當?shù)厝酥g的糾紛，1688年長崎奉行所在長崎郊外的十善寺鄉(xiāng)（現(xiàn)為長崎市館內(nèi)町）著手興建“唐人屋敷”，費用來自長崎的商人向幕府的借款，翌年完工。聽起來唐人屋敷有點類似今天的唐人街。不過“唐人屋敷”是被封閉起來的，外面建有一條水濠，再用圍墻和竹籬與外界相隔，一般人不得隨意進出，但是青樓女子和僧侶可以進入。據(jù)文獻記載，“唐人屋敷”共有三萬六千多平米的面積，里邊除了倉庫貨棧等之外，大約有20棟兩層樓的房子供商人和船員居住，由于當時往來于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海上航行相當不易，一般人會在此平均居住180天左右。由于1698年的一場大火，把五島町等的中國商船貨物的倉庫燒毀了，于是就在唐人屋敷所面對的海上填海造地，重建倉庫，這里就被稱為“新地”。1784年，唐人屋敷遭遇大火，除了里面的關(guān)帝堂還留存外，其他全被燒毀了，此后整體就再也沒有重建，于是日本當局就允許中國人自己建造居住的房屋。唐人屋敷一帶，除了今天特意豎立的一塊“唐人屋敷通（通，這里是路或街的意思）”的路標之外，幾乎已沒有什么痕跡了。好在當年日本的畫家曾留下了一些描繪唐人屋敷的繪卷，可以一窺當年中國人在此地的生活實景，除了日常居住的房屋外，還建造了關(guān)帝堂和媽祖廟。當時，日本人延續(xù)了自奈良中期開始的肉食禁令，日常食物中消失了肉食的香味，但中國人在唐人屋敷內(nèi)，養(yǎng)豬養(yǎng)雞，大抵過著與本土無異的生活。

當時中國的船只主要來自福建和浙江一帶，帶來的貨物主要有生絲、紡織品和砂糖，其他還有皮革、中藥和書籍等。商人們運送書籍，首要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傳播文化，而是中國的書籍在日本擁有廣泛的市場，可以盈利，這一時期傳入的書籍主要有中國的古典、文學(xué)書、歷史書、醫(yī)學(xué)書、本草書等等，《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就是通過這一途徑傳入日本的，它對江戶時期的通俗文學(xué)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與日本的貿(mào)易或人員往來，到了19世紀中期，已呈強弩之末的勢態(tài)，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勢的迅速衰敗，以及太平天國引起的劇烈的內(nèi)亂，嚴重削弱了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從1844年到1858年間，駛往日本的商船，每年不滿十艘，到了后期，只有孤零零的一艘了，1858年，最后的一艘唐船，成了絕塵的風景。就在這一年，幕府與英法美俄荷蘭五國簽署了通商條約，日本向西方，正式打開了大門，長崎，則是五個對外開放的港市之一，當局為陸續(xù)到來的西洋人，開辟了一塊外國人居留地，免費租借給歐美人，供其建屋和營生之用（不同于中國的租界，長崎的居留地在1876年歸還給了日本）。西洋人成了新時代的寵兒，殘留在長崎的中國人，一時陷入了囧困的境地。少數(shù)富有的華人，成了洋人的附庸，寄居在外國人居留地，少部分人輾轉(zhuǎn)回國，潦倒窮困者，則蝸居在唐人屋敷殘跡中的破屋里。1870年1月17日，一場大火，把唐人屋敷最后的一點破屋，也完全燒盡了。在同濟大學(xué)開會時曾有幾次晤面的橫山宏章教授說：“以此為契機，所謂的唐人社會消滅了，華僑社會出現(xiàn)了。”（《長崎唐人屋敷の謎》，東京集英社，2011年，第207頁）確實，更多的華人，則在填海造地后拓建的用于建造貨物倉庫的新地，開辟自己新的生存空間，這就是今天長崎新地中華街的由來。

新地中華街的門樓

新地中華街的街景

那天從出島出來，移步西南，幾百米之外，就是今天的新地中華街，大致是一個四方形的街區(qū)，東西南北，各有一個門，分別寓意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北邊的玄武門，算是正門（一般以南邊的朱雀門為正門吧），一條有點海水味的小河上，筑有新地橋（橋的欄桿漆成了中國風的朱紅色，日本多為橘紅色），橋的南側(cè)，有一門樓，黃瓦赤柱，色彩艷艷的，上面幾個端正的“長崎新地中華街”的字，是1986年建造時，由當時的中日友協(xié)名譽會長王震（后擔任了國家副主席）書寫的。日本所謂的中華街，差不多就是中國美食街的代名詞了，現(xiàn)在與橫濱的中華街、神戶的南京町并列為日本三大中華街，橫濱和神戶，是后來開埠的，在對外交流上，長崎倒是長兄了。新地的中華街，主街只是一條巷子而已，匯聚了諸如王鶴、京華園、會樂園、江山樓等二三十家中餐館，也是艷艷的招牌，大一些的店，門口的兩個石獅子，幾乎也成了標配。我到的時候，已是下午三點多，據(jù)說平日門市的生意一直不壞，中國菜的魅力，一般人很難抗拒。

中華街的東南側(cè)，有一個規(guī)模不大的公園，曰“湊公園”，近年興建的，有一個明清風格的中華門樓，一邊是粉墻黛瓦的墻垣，有幾處中國風的綠植小品，也有一處短短的廊閣，可供人小憩，規(guī)模小于沖繩那霸的“福州園”，似乎與中華街遙相呼應(yīng)，在東洋異域，營造出了一點中國的風韻。

湊公園

長崎的華人，來自中國沿海各地，以福建人居多，福州、福清、漳州、泉州、廈門都有，日本在對西洋開放后，面對西洋的優(yōu)勢，華人依舊殫精竭慮、篳路藍縷，頑強地堅守乃至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到了1870年前后，華人在長崎一帶的勢力得到了穩(wěn)固和發(fā)展，人數(shù)也在漸趨增長，出于濃厚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居住在長崎的福建人于1868年創(chuàng)建了凝聚鄉(xiāng)情的八閩會館（1897年改建為福建會館），1870年代，出身粵地和閩地的華人分別成立了廣東會所和三江會所。

會所的舊跡后來逐漸湮滅，福建會館仍有部分留存，2007年初春我曾去踏訪，位于館內(nèi)町一丁目，建在一處小小的臺地上，沿石階往上走，仰首可見一門樓，宋代風格，端莊秀麗，有“福建會館”的匾額，入門有一前院，正面是正堂，堂前的匾上書寫三個字“星聚堂”，堂內(nèi)金色底面的匾上寫有“桑梓萬里”四個字。據(jù)說會館的正殿已在原爆中毀壞，現(xiàn)在的門樓和正堂的柱子，看上去也是新構(gòu)。正堂的右面，豎有一尊小小的（其實是等身大）孫中山的一手插褲袋、一手拄手杖的銅像，這自然是后來塑造的。未見其他的房屋，大概都在后來圮壞了。

福建會館

福建會館內(nèi)景

在今天的長崎，最具中華風的，應(yīng)該是每年一度的中華提燈節(jié)了。其實歷史并不很悠久，緣起于1986年新地中華街牌樓的建成，由民間的中華街振興組合倡議發(fā)起，從翌年的1987年春節(jié)開始，年年定期舉行，結(jié)果人氣節(jié)節(jié)爆滿，長崎市政府也借機將它列入都市發(fā)展戰(zhàn)略的一環(huán)，在各方面給予大力的推動，成為正式的觀光支柱，不僅只是五彩斑斕的燈籠，還伴以中國的舞獅舞龍，配以迷幻的燈光和彩妝藝術(shù)，以“長崎鮮活的異國CHINA再發(fā)現(xiàn)”為理念，搞得風生水起，屆時一萬五千盞中國燈同時亮起，聲光影電交相輝映，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大量的觀光客，2018年，年僅二十歲的長崎出身的人氣女優(yōu)長濱ねる（漢字或許勉強可寫作“練”）以及她所在的演唱組合“櫻坂46”也加盟這一提燈節(jié)，更加推高了原本就很熾熱的人氣，成了目前長崎最炙熱的一張名片。

對于長崎而言，洋風，不僅可以是西洋的，也可以是東洋的。

“三福寺”、隱元和孔子廟

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根脈足夠深厚，當這一民族的成員移居海外后，一定會建造物理上的有形物來傳承自己的文化根脈，并從中尋求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精神慰藉。對于中國人，尤其是漢族人而言，儒道釋，大概就是自己的文化根脈了。

17世紀前期，移居長崎的中國人逐年增加，年長去世了，受大海的阻隔，未必都能埋骨故土。像歐陽華宇等比較著名的人士，就埋葬在長崎奉行（“奉行”，官職名，大抵類似今天的長崎市長）小笠原一庵（原本在京都出家的僧人）于1598年創(chuàng)建的悟真寺（真言宗）的墓地內(nèi)。之后，在長崎代官（“代官”，官職名，后來大抵改為“奉行”）末次平藏的助力下，中國人的墓地大致修整起來了。但是，去世的人，僅有葬身之地，似乎還不夠，總要做些亡靈超度的佛事。進入江戶時代后，幕府施行了一種“寺請證文”制度，就是民眾都要向附近的寺院去辦理一個證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的手續(xù)。日本的寺院，長期以來形成了所謂的“檀家制度”或是“寺檀制度”，即各個寺院有相對固定的檀家（信奉佛教的施主），檀家向自己的菩提寺進行布施和供養(yǎng)，寺院則向檀家提供喪葬和佛事的便利。中國人到了日本，難免會有“客家”的感覺，無法完全融入日本的“寺檀制度”，再加上之前的悟真寺屬于真言宗（空海在806年自唐歸來后創(chuàng)建的宗派），對于移居長崎的沿海中國人多少有些違和感。沿海的中國人，尤其是福建一帶的航海人，一直有媽祖的信仰，內(nèi)心祈求和相信媽祖能保佑海上的太平，因此，差不多每一艘船上，都放置了媽祖的神像，他們希望常去參拜的寺院內(nèi)，能有媽祖像，于是就計劃在長崎創(chuàng)建中國人自己的寺院。

來往于長崎的中國海商，通過貿(mào)易積累了一些財富，他們能夠出資來建造自己的寺院，長崎當局對此也惠予支持。但是，寺院內(nèi)必須要有具有資格的佛僧，要有開山者。1624年，江西浮梁出身的真圓（俗名劉覺）利用富商歐陽華宇在寺町的一處宅邸，創(chuàng)建了全日本由中國人建造的第一座佛寺興福寺（俗稱南京寺，因明最初在南京建都，日本與中國的勘合貿(mào)易始于首都尚在南京的明王朝，后來日本就將來到日本的中國人，泛稱為南京人）。劉覺是1620年來到日本的海商，四年后出家為僧，在當?shù)厝A人的捐助下，創(chuàng)建了后來隸屬黃檗宗的興福寺，并安置了媽祖像。該寺現(xiàn)在已被列為日本的國家重要文化財（大略相當于中國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十一年后，真圓隱退，將住持的法席禪讓給了1632年攜帶了明版《大藏經(jīng)》來到長崎的出身江西九江的禪僧默子如定。如定精通鑲嵌工藝，又擅長書法，將相對先進的中國文明帶到了長崎。默子還是留存至今的長崎市內(nèi)著名的眼鏡橋建造的發(fā)起人，在中日兩國工匠的努力下，建成了日本第一座石建拱橋，為了紀念他的功績，1994年，在橋的左岸廣場上，豎立起了默子的銅像。1645年，默子隱退于東廬庵，將住持禪讓給了逸然性融。興福寺內(nèi)現(xiàn)存的大雄寶殿，為重檐歇山頂建筑，上一層仿宋代風格，下一層為舒展的明代風格，略如后來隱元和尚在京都宇治創(chuàng)建的黃檗山萬福寺主殿。

長崎興福寺的主殿。

居住在長崎的華人，以福建出身的居多。1628年，泉州出身的僧人覺海在弟子了然和覺意的陪伴下來到了長崎，在原巖鄉(xiāng)（現(xiàn)筑后町）結(jié)庵，供奉海上守護神天后圣母（媽祖），1649年，在泉州開元寺出家為僧的蘊謙戒琬受長崎的泉州籍居民的邀請，來到長崎，在華人的捐資下，在覺海初創(chuàng)的僧庵地，興建了后來也隸屬于黃檗宗的福濟寺。1655年，曾師從隱元的開元寺僧人木庵性瑫受先一年抵日的隱元的召請，來到長崎，擔任了福濟寺的住持。因而該寺被稱為泉州寺或漳州寺。1910年，該寺的大雄寶殿、青蓮殿等被列為日本原來的國寶（相當于現(xiàn)在的國家重要文化財），可惜在1945年的原子彈爆炸中被炸毀。1979年，為紀念在原爆和戰(zhàn)爭中的死難者，在原來大雄寶殿的遺跡上，建造了萬國靈廟長崎觀音，很可惜，昔日的舊貌，已不可追尋了。

在長崎的三座或四座唐寺中，我最感興趣的要數(shù)崇福寺了。雖然同為福建人，但福州與南部的泉州、漳州語言并不通，長崎的福州居民覺得也應(yīng)該建一座福州人的菩提寺，就在1629年請來了福州出身的已年屆六十三歲的僧人超然，經(jīng)過一番籌措準備，于1635年建成了崇福寺，純?nèi)坏拿鞔L格，且完全是中國式的寺院。日本式和中國式寺院的一個較大的區(qū)別，就是日本的寺院在上臺階（臺階都是木造的）時，就必須脫鞋，整個寺院的堂內(nèi)及檐廊的地面，均為木造，日常擦洗得十分干凈，可隨時席地而坐，堂內(nèi)多半是榻榻米。而中國式寺院，臺階一般為石階，地面也是石塊鋪設(shè)，里外均無需脫鞋。純?nèi)恢袊L的寺院，長崎的崇福寺大概是第一座。寺內(nèi)還有關(guān)帝堂、媽祖門，明顯染上了閔地的色彩。這里不僅只是一座寺院，還成了一所教育機構(gòu)，下文要講到的唐通事，就曾在寺內(nèi)開設(shè)譯家學(xué)校，日本打開國門后，早期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的美國圣公會傳教士威廉姆斯（Channing Moore Williams），來到長崎后，鼓勵他的門生瓜生寅在崇福寺內(nèi)的廣福庵開設(shè)了英語學(xué)校“培社”，威廉姆斯后來又是東京的教會大學(xué)立教大學(xué)的創(chuàng)辦人，“培社”也就成了立教大學(xué)的源流之一了。如此說來，崇福寺就不只是一座禪寺，還與教育緊緊連在了一起。如今，當年建造的大雄寶殿、第一峰門等，都被列入了日本的國寶，其他的大部分建筑，也屬于國家重要文化財。

開始時，長崎三福寺，都屬于禪宗的臨濟宗或曹洞宗，興福寺的第三代住持逸然，希望將黃檗宗也帶到日本來，就想請福清的萬福寺主持隱元隆琦請來，接任崇福寺將要隱退的百拙住持，并就此事，與當時逗留在興福寺的無心進行了商議，無心一開始推舉了隱元的弟子也嬾性圭。受到召請的也嬾，在1651年面會了隱元，然后從廈門出海啟程前往長崎，不意遭遇海難身亡。于是逸然請人三次渡海向隱元發(fā)去了邀請函，不意有前兩次遭遇海盜，書函與其他物品都被海盜搶奪，第三次的書函送到了隱元的手中。于是隱元就先后派了良者性光、木庵性瑫等前往長崎，了解當?shù)氐膶崨r。隱元在接到了他們的報告后，就決定啟程前往日本。1654年舊歷六月二十一日，隱元總共率領(lǐng)了五十余人，從廈門出發(fā)，七月五日抵達長崎，今天的興福寺內(nèi)，還留有隱元當初揮毫書寫的蒼渾遒勁的“初登寶地”的墨跡。

不過隱元沒有在長崎久居，一開始，京都的妙心寺想請他去做主持，結(jié)果沒有成功，他被邀請到了今天大阪府高槻市的普門寺，1658年又去江戶會見了江戶幕府的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此后在日本朝野的資助下，在京都宇治開建了黃檗山萬福寺，今天的宇治川岸邊，建有隱元登岸紀念碑，我曾于2010年和2024年兩次去踏訪，在拙著《原色京都》中對此有敘述，這里不贅。隱元對日本最大的功績，一是在日本開創(chuàng)了黃檗宗，二是將明代普及的葉茶（此前飲茶的主流是抹茶）帶到了日本（日文曰“煎茶”）。隱元原本所在的福清黃檗山萬福寺，后來日趨衰敗，十余年前，福清出身的實業(yè)家曹德旺等捐資五億多元重修該寺，新寺在2019年底正式落成，我曾兩次去禮拜，并在寺內(nèi)住宿兩晚，在經(jīng)堂內(nèi)講課一次。因逸出了長崎的范圍，不敘。

長崎的孔廟，圖中人物為作者

唐人屋敷里雖然很早就建了關(guān)帝堂并供奉了媽祖像，卻并無孔廟甚至孔子像。在長崎最早創(chuàng)建孔廟的，倒是一位長崎的本草學(xué)家、也是醫(yī)生的向井元升，他對于西洋的醫(yī)學(xué)和中國的醫(yī)學(xué)皆有研究，曾根據(jù)中國元代李東垣的《東垣食物本草》等撰寫了《庖廚備用倭名本草》，大概由此對中國的文化心生崇敬，1647年在長崎的興善町創(chuàng)建了長崎圣堂孔子廟，后來屢經(jīng)變遷，到了明治初年就成了向井家的私產(chǎn)，1893年，在清政府的支持與長崎當局的合作以及當?shù)厝A人的參與下，在今天的大浦乙三二番地建造了長崎孔廟，1905年在孔廟內(nèi)創(chuàng)設(shè)了長崎時中小學(xué)，1967年，對原有的孔廟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改建，形成了今天的面貌。2007年3月我去參觀的孔廟，應(yīng)該就是改建后的模樣。閩南風的中國建筑，一對用漢白玉做成的石獅，走上石階，正面是大成殿，懸掛的紅色布簾，中間的寫著“孔子廟”，兩邊則寫著“有教無類”。黃色的琉璃瓦頂，其余為木頭結(jié)構(gòu)，門面、窗欞、柱子等，均涂上了令人有點眩暈的紅色，一片紅彤彤。兩邊的廊廡前，有孔子門徒的賢人石像。大成殿內(nèi)有孔子的坐像，精雕細鏤，金紅交錯，甚至是，金碧輝煌，令我感到這里供奉的似乎不是孔子，而是一位流金溢紫的帝王，全無我日常讀《論語》時感受到的孔子那活潑潑的可愛相。到了后世，孔子已成了漢民族的一個僵硬的文化符號。這里現(xiàn)在也成了長崎提燈節(jié)的一個主會場，并設(shè)置了中國歷代博物館，時有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在此展出。

“卓袱料理”和長崎CHAPON面

2007年3月初訪長崎時，邀請方長崎電視臺的董事長，當晚請我們在名曰“花月”的料亭吃飯。在“花月”的前面，現(xiàn)在還冠上了“史跡”兩個字，來夸耀其歷史的悠久。它的初始，可以追溯到江戶年間的1642年，距今，已有383年了。位于今天的新地中華街東北、崇福寺西面，在一個小小的臺地上，抬頭遠遠可見標示著“花月”的大燈籠，拾階而上，脫鞋進入里面，可見長著青苔的石燈籠和錦鯉戲水的池塘，純?nèi)坏娜毡緯航ㄖ派n然。

長崎的頂流料亭“花月”

江戶時代，日本形成了江戶、大坂（其時寫作“坂”）和京都三大都市，工商業(yè)的繁榮，催生出了青樓（日語稱為“游郭”）業(yè)，長崎偏隅一地，本來是沒有資格與三大都市比肩的，但那時與中國和荷蘭（早先還有西班牙、葡萄牙）做貿(mào)易，男人到了異地，難免要尋求女色，于是，以丸山為中心的青樓業(yè)便興盛起來，當時與江戶的吉原、大坂的新町、京都的島原，并稱日本四大花街。如今的這家“花月”的前身，是當年青樓中最高格的“引田屋”的花月樓，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了“藝娼妓解放令”，純?nèi)坏那鄻峭呓饬耍鳛楦呒壛贤さ摹盎ㄔ隆崩^承了原來“引田屋”的所有地盤，成了全長崎最頂流的餐館。

當晚，主人招待我們吃的，是“卓袱料理”。這個詞從用餐方式和食物內(nèi)容上，顛覆了近代以前日本人的飲食形態(tài)。這個詞的內(nèi)涵以及日文念法，不僅對于外國人而言是很陌生的，即便一般的現(xiàn)代日本人，恐怕也不熟悉。先說用餐方式。卓袱（日語發(fā)音是SHIPOKU）這個詞，有學(xué)者認為是來自中國，意思是桌布（小泉和子編《ちゃぶ臺の昭和》，河出書房新社，2002年），延伸義是桌子。日本在近代之前，一般沒有桌子和椅子，人們都是席地而坐，吃飯的時候每人用膳（一種木制的淺淺的長方形飯盒，上置飯碗和筷子，飲酒時，置酒具），有時也用案（長方形飯盒下有四個矮腳，中文舉案齊眉的案，與此大抵相當）。我在湖南省博物館的西漢馬王堆出土文物展中，看到過這樣的漆器的食膳。日文稱之“銘銘膳”，即每人一份的食膳，用餐時沒有飯桌。由此來看，近代以前日本人的“銘銘膳”，應(yīng)該也是來自中國。但中國在唐代后期，已逐漸采用西域傳來的桌椅生活方式，日本恰好在此時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因而中國的桌椅方式，一直沒有傳入日本。

長崎的唐人屋敷，存在了一百多年，里邊居住著數(shù)千的中國人，唐人屋敷建成前，更有散在長崎各處的中國人，唐人屋敷被燒毀后，又有許多中國人散居在各處。明清時的中國人，早已是桌椅的生活方式，在江戶時代的畫師筆下的唐人生活繪卷中，其生活狀態(tài)，也與中國本土無異。這樣的存在，歲月一久，自然會對周邊的日本人產(chǎn)生影響，此外，還有長崎出島上荷蘭商館內(nèi)洋人的桌椅生活，對日本人也會有若干影響。于是，在江戶晚期和明治初期，長崎誕生了一種全新的折中餐食，曰“卓袱料理”，即用餐的方式，不再是席地而坐的“銘銘膳”，而是有一個矮腳的小圓桌，食物用大碗和大盤盛放，多人共享。這樣的形式，在隱元和尚創(chuàng)建的京都宇治的萬福寺內(nèi)，也出現(xiàn)過，當?shù)卦弧捌詹枇侠怼保灰欢ㄊ前溃赡芫褪且话愕姆阶溃皇撬略簝?nèi)的餐食，皆是素齋。

第二是卓袱料理的內(nèi)容，與傳統(tǒng)的和食，也有重大的差異。日本大約從8世紀的奈良時代開始，由于歷代信佛的天皇的屢次下詔，禁止殺生，尤其是屠殺四條腿的動物，結(jié)果導(dǎo)致了直至19世紀中期的大約一千多年間，日本人基本上不吃肉，傳統(tǒng)的和食，除了少數(shù)的飛禽（只是狩獵獲得的野生的鳥類，無家禽）之外，基本上剔除了肉類。然而來到長崎的數(shù)千中國人，仍是要食用肉類的，這就出現(xiàn)了唐人屋敷內(nèi)的雞圈豬圈。而出島內(nèi)的荷蘭人，也設(shè)法通過來自雅加達（當時稱巴達維亞，爪哇島等是荷蘭的殖民地）的商船運來了活牛和其他動物，在江戶中期長崎出身的畫家川原慶賀所畫的《蘭館繪卷》中，可以看見荷蘭商館內(nèi)散養(yǎng)著的牛、野豬和雞等。荷蘭商館每年還舉行新年宴會，來招待相關(guān)的日本官員，在蘭學(xué)家森島中良所著的《紅毛雜話》中記錄了當時的菜譜，里面就有好幾種肉食。這些外來的飲食，就逐漸對長崎人的日常生活產(chǎn)生了影響，在一部分日本人的餐食中，悄悄地出現(xiàn)了肉類。于是，卓袱料理，不僅是進餐的方式發(fā)生了改變，連內(nèi)容也出現(xiàn)了革命性的變化。

卓袱上，不僅有傳統(tǒng)的蔬果和魚類，還可頻頻見到肉類。今天卓袱料理的菜譜上，有一道著名的“角煮”，實際上就是豬肉的“角煮”。說起來，“角煮”是沖繩、也就是以前琉球的一道名菜。琉球在1879年被強行并入日本的版圖之前，并不屬于日本，日本的肉食禁令，自然不適用琉球，琉球人一直是食用肉類的，于是就誕生了“角煮”，一種類中國紅燒肉的大方塊狀（不是上下四方形）的豬肉，特點是放入了琉球產(chǎn)的用稻米釀制的燒酒“泡盛”，1609年九州的薩摩藩侵略琉球后，日本與琉球兩地的交流頻繁起來，大概“角煮”也在一定程度上傳到了九州（長崎也是九州的一部分）。

“花月”內(nèi)的卓袱料理。左一為作者

在“花月”體驗的卓袱料理，還保留著當年的風味，宴會廳是榻榻米的地面，四周是格子窗戶（日文寫作“障子”）和隔扇（日文寫作“襖”），食客圍著一個漆成朱紅色的矮腳圓桌，上置各色菜肴，有和式的，也有中國式的，偶爾也可感覺到一點西洋的，真可謂是和洋中的折中料理，平心而論，并不覺得好吃。進餐到一半，有幾位年過五旬的日本女子來表演傳統(tǒng)舞蹈，畢竟是上了年紀，舞姿好像也并不迷人，但這些都價格不菲，我們算是受到了隆重的招待，對我而言，比起美食的享受和舞蹈的觀賞，更可貴的，是得到了一種全新的體驗。

這樣的卓袱料理，在長崎還有好幾家，另有一家名曰“濱勝”的，也很出名，那里的餐廳，已經(jīng)完全改成了現(xiàn)代樣式，真正的桌椅，只是桌子，仍是漆成朱紅色的圓桌，有濃濃的中國風。好像直到今天，卓袱料理似乎仍然還只是長崎的一個看板，其他地方極少見到。除了“桌袱料理”之外，當時還曾出現(xiàn)過一些極少有關(guān)中國飲食的書刊，比如《桌子烹調(diào)方》、《桌子式》和《清俗紀聞》等，但一般日本人無緣接觸實際的中國料理，影響也就很有限。不過從這些書刊的名字來看，比其菜肴本身來，當時的日本人也許覺得中國人圍桌吃飯更有異國風味，“桌袱料理”對日本的影響與其說是料理，倒不如說是用餐的方式，即使用桌子。而事實上傳到江戶和京都的桌袱料理，僅僅還留存著桌子的形式，菜肴的內(nèi)容依然是傳統(tǒng)的日本菜，當時的社會風習、食物材料以及烹調(diào)技術(shù)等，還不可能使得中國飲食以完整的形態(tài)在日本傳布。

但不管怎么說，用餐桌吃飯的風習慢慢地就在都市地區(qū)傳開了，人們將新出現(xiàn)的餐桌稱為“桌袱臺”，而日本的“桌袱臺”實際上是矮桌，置于榻榻米之上，就餐時依然還是席地而坐，但這畢竟改變了原來的“銘銘膳”的用餐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江戶時代，“桌袱臺”的傳播依然只是局限于城市的部分地區(qū)，大部分鄉(xiāng)村地區(qū)依然沿襲了昔日的“銘銘膳”，直到明治的后期甚至昭和的前期，卓袱臺才真正普及開來。

但受中國影響而誕生的另一款餐食“長崎チャンポン面”，倒是傳遍了整個日本。チャンポン（發(fā)音可以用羅馬字寫作CHAPON），這幾個字沒有漢字，也不用平假名寫，而是用片假名寫出，用片假名寫的詞語大抵都是外來語，因此這個詞來自海外的可能性很大。你去問日本人，チャンポン是什么意思，十有八九答不出，連店家的伙計也不知所以。但要說チャンポン面，那大抵都知道，這是一種類似于中國什錦湯面的食品，用大口的淺碗或深口的盤子盛裝。チャンポン面雖說是明治以后才流行起來，但將肉和各色蔬菜炒在一起的吃法則是由來已久了，盡管經(jīng)官府的多年管制，普通日本人已很少吃肉，但長崎地處西隅，當時又被幕府辟為特別的通商港，即使吃點肉食，官府也眼開眼閉了吧。チャンポン一詞究竟源于何處，多年來一直是眾說紛紜，但我認為一個頗為可靠的說法是來自福建話（嚴格地說是閩南話）的“吃飯”，我特意請教過福建泉州的朋友，確定閩南話的吃飯，念作SHAPON，發(fā)音與CHAPON非常相像，這種面源于長崎早期的福建人，應(yīng)該也可以確定了。后來，長崎最著名的中餐館“四海樓”（長崎電視臺的董事長也請我們在那里吃過飯）發(fā)布說，“長崎チャンポン面”是個他們店里的大廚、福建人陳平順在明治中期發(fā)明的。于是，塵埃落定。

與チャンポン面很相似的，是“皿烏冬”，日本的農(nóng)林水產(chǎn)省認定它的發(fā)祥地是長崎，“四海樓”說，也是陳平順創(chuàng)想出來的，年份在1899年。這是一款チャンポン面的改良版，不是湯面，而是炒面，上面放上幾乎同樣的澆頭，勾芡，盛放在一個盤子內(nèi)，日文謂之“皿”。面條最初是與チャンポン面一樣的粗面，后來又出現(xiàn)了細面，稍稍近似上海的“兩面黃”，粗細兩種并存，供食客選用。在我看來，好像都算不上好吃。

東京的一家長崎チャンポン面店，也同時賣“皿烏冬”。

近代日本中國語教育的濫觴——長崎的“唐通事”

17世紀初來到長崎一帶的中國商人，幾乎全都不會說日語。不過，在唐人屋敷還沒有設(shè)定之前，也就是中國人可以自由行動的年代，已有一小部分人在長崎定居下來了，且?guī)缀醵际侨數(shù)氐娜毡九訛槠蓿谌毡旧鷥河蘸笠矟u漸融入了日本社會，甚至有改為日本人姓的。日積月累，他們也就慢慢學(xué)會了當?shù)氐娜毡驹挘辽伲麄兊淖訉O，第一語言幾乎都成了日語，也許由于上一代的堅持，在家里大都還使用中國話。于是，他們就成了中國商人與當?shù)刭Q(mào)易部門或日本商人之間的中介，后來慢慢衍生出了“唐通事”這樣一種既擔任譯員又實際擔當貿(mào)易業(yè)務(wù)的官職。“通事”一詞，源于中國，古時有多種含義，其一為移譯，南宋時周密所撰的《癸辛雜識二集?譯者》中說：“譯，陳也；陳說內(nèi)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這一意義的“通事”一詞，也較早地傳入了日本，720年問世的《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二中就已出現(xiàn)，記載小野妹子出使唐（實際上應(yīng)為“隋”）時，“以安作福利為通事”，即那時東亞間的國際交流，已有隨行的口譯，完稿于901年的編年體正史《日本三代實錄》中，也有大唐通事某某、渤海（698-926年存在于現(xiàn)中國東北地區(qū)的國家）通事某某等的記載，成書于927年的法令集《延喜式》中，有“大唐通事”、“渤海通事”、“百濟通事”、“大通事、少通事、小通事”等的詞條，其意義仍在于國際交流中的語言傳達。至今日語中的口語翻譯仍寫作“通譯”，顯然是這一流脈的體現(xiàn)。為了區(qū)別中文翻譯的“唐通事”，江戶時代將與荷蘭人進行溝通和貿(mào)易的官員稱為“蘭通詞”，簡稱“通事”、“通詞”，兩者的日語發(fā)音一樣。

長崎的通事制度，起源于1604年（江戶幕府建立的翌年），當時長崎奉行（奉行為官職名，一般指各行政部門的最高長官）任命生活在長崎的中國人馮六（后改為日本姓氏平野）擔任通事，這一制度或者說這一官職一直延續(xù)到江戶幕府垮臺的1867年為止，共有263年的歷史。通事的制度，到了1653年完全成熟定型，正式的通事一般由9名組成，分別是唐大通事5名，唐小通事4名，另設(shè)稽古通事11名。“稽古”一詞，原為稽考古道之意，在《尚書》、《后漢書》等已有出現(xiàn)，但使用似乎并不普遍，傳到日本去，就衍生出了技藝、藝道等領(lǐng)域內(nèi)的學(xué)習之意，這里的稽古通事，可理解為見習翻譯吧。大通事地位最高，小通事次之，稽古通事則有點候補通事的意思。這一類的通事，又稱為“本通事”，就是真正擔當翻譯和貿(mào)易事務(wù)的，地位相對比較高，此外還有一類被稱為“內(nèi)通事”，會一點中國話，主要從事中國商人的生活安排、具體事務(wù)的跑腿、貨物的裝運等，人數(shù)較多，在170人左右，有點類似通事里的雜役。不過內(nèi)通事也有些水準相當不錯的人，比如1719年出版的江戶時代最早的中國語教本《唐話纂要》，就是由內(nèi)通事岡島冠山編著的。本通事大多由華人或是華人的后裔擔任，內(nèi)通事大多由當?shù)氐娜毡救藫敗?/p>

但是，當時所謂的中國話，其實并不統(tǒng)一，在明末和清代，來到日本做貿(mào)易的，大致有三個語言體系，即來自福建的福州話和漳州話（也可理解為閩南話），以及長江下游兩岸的南京官話。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時，定都南京，在14世紀末期至15世紀前期展開的日明勘合貿(mào)易，中國的主要口岸城市是寧波（之前曰明州，因避明諱而改名寧波），長江下游一帶，也是方言眾多，彼此溝通的主要語言是南京官話。在很長的一個時期里，日本一直把南京作為中國的指稱，這一時期來自中國的物品，很多被稱作“南京某”，諸如“南京兔”、“南京梅”（臘梅）、“南京蟲”（臭蟲）等等，甚至中國人，也曾被稱為南京人，乃至明治時期，這一情形依然在延續(xù)，比如這一時期在日本的華人集聚區(qū)，也被稱為“南京町”，早期的橫濱和神戶的唐人街，都被叫做“南京町”，橫濱的后來改為“中華街”，但是神戶的依然故我，一直用到今天。因此，在江戶時代，南京也成了中國的指代詞。南京官話，在日本和當時的琉球，都曾有一些會話課本留下來，以此來看，似乎與現(xiàn)今的普通話，差異也不大，但是發(fā)音如何，卻是難以考究，我的估計，大概是一種南京周邊（包括南京、鎮(zhèn)江、揚州和臨近長江的安徽話等）各種北方語系話語的雜糅。曾擔任過唐通事、后來在明治時期的外交舞臺上甚為活躍的鄭永寧，1880年在“興亞會”的一次集會上，對于南京官話發(fā)表過這樣的見解：

（南京）官話是明末清初南方所使用的一種通用語。南人不屑于講北話。北人亦對此無可如何。元人在燕建都以來，宋代之遺臣無法忘卻浙杭。明成祖在燕建都以來，太祖（朱元璋）之遺臣不忍離開江蘇。更何況滿清革鼎之后呢！（《東亜會報告》第四集，1880年5月14日。此處譯自中嶋幹起《唐通事の擔った初期中國語教育――南京官話から北京官話へ》，載《東京外國語大學(xué)史》，1999年，第875頁）

這里強調(diào)的是前朝遺臣對南方故土的留戀，即便是官話，也依然留存了江浙一帶的口音。

至于漳州話與福州話，雖同在福建，卻并不相通，與兩地之外的其他語系也不通，因此在1661年設(shè)立的大小9名通事中，漳州話、福州話、南京官話各占三分之一，以應(yīng)對來自不同地域的商人，但到了后來，南京官話占了上風，甚至在17世紀前期還有來自呂宋（今菲律賓）、暹羅（今泰國）、東京（今越南北部）等地的商人，彼此通用的語言，據(jù)說也是以南京官話居多。

1639年，江戶幕府徹底完成了鎖國的政策，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主要是華人），一旦回國之后，就不可再自由地居住在日本，這就迫使當?shù)氐娜A人或者永久歸國，或者皈依日本，于是，就在長崎一地形成了世代定居的華人。那么，久居日本之后，如何保障華人的后裔南京官話這一語言或語文的脈絡(luò)得以代代傳承，尤其是還要擔當與中國商人進行溝通的通事呢？這就需要專門的學(xué)習了。當時的長崎通事中，形成了比較有影響的林家、鄭家、葉（后改日本姓“潁川”）家等幾個家族，他們?yōu)榱俗屪约旱暮笠崂^承通事的家業(yè)，就開辦了若干學(xué)習中國話（主要是南京官話）的家塾（一般稱為“譯家學(xué)校”），除了自己的子弟外，也招收外來人員。起始的年齡，一般在7-8歲，學(xué)習的教材，開始時是用南京官話（當時一般稱“唐話”）的發(fā)音熟讀乃至背誦諸如《三字經(jīng)》、《大學(xué)》、《論語》、《孟子》等，有點類似中國本土的私塾學(xué)習，這大概主要是語音的訓(xùn)練。因為熟讀了這些經(jīng)典后并不能解決日常的口語，尤其是貿(mào)易船的業(yè)務(wù)會話，于是接下來還有他們自己編的《譯家詞長短話》、《譯家必備》等，集中編纂了一些兩個字（諸如“恭喜、多謝、請坐”等）、三個字（諸如“不曉得、吃茶去”等）和四個字的日常詞語，還有一些《譯家必備》、《養(yǎng)兒子》、《鬧里鬧》、《二才子》等比較淺顯的口語讀物，這一類自編的教材，在長崎的圖書文獻館等還藏有20余種。再進而跟著老師習讀《今古奇觀》、《三國志》（應(yīng)為《三國演義》吧）、《水滸傳》、《西廂記》等明清時期的通俗小說、劇本等。程度深的，還可跟著老師閱讀《資治新書》、《紅樓夢》等作品。

由此可見，這些私塾重點培養(yǎng)的是學(xué)生的口語溝通能力和一般的書面閱讀能力，漢學(xué)的修養(yǎng)在其次。此外還需掌握一些他們自己編纂的航船、貿(mào)易物品名、裝卸起運、價格談判等的詞語和說法。最后根據(jù)其語言能力、實際經(jīng)驗、運作能力等綜合因素，來判定其在通事中的角色和地位。

這些通事的行事范圍，也只是局限于長崎一地而已。明清時期，中國的海禁政策，時緊時弛，行至長崎的商船，也是時多時少。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的對外貿(mào)易主導(dǎo)權(quán)，漸漸轉(zhuǎn)移至歐美人手中，1854年日本被迫打開國門后，尤其是1858年先后與英國、法國、美國、俄國、荷蘭等國簽署了通商條約之后，日本的外貿(mào)對象國，也從中國轉(zhuǎn)向了歐美諸國，對外開放的港口，也擴展到了橫濱、神戶、大阪等地。如此一來，長崎港的海外貿(mào)易地位，尤其是與中國的貿(mào)易業(yè)務(wù)，明顯出現(xiàn)了下降。原來以唐通事為業(yè)的人，尤其是這一帶有祖?zhèn)魇酪u色彩的職業(yè)，面臨了危機。1867年7月，唐通事的官職和制度取消了。然而日本鎖國時代的結(jié)束，也給這些唐通事帶來了新的機會。早在幕府時期的1862年，即派遣了官方的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據(jù)記載，也有兩名唐小通事（也有寫作通詞的）同行，即便是小通事，依然屬于官員，通事之下各有一名跟班的隨員，可見其地位的不低。

日本國門打開后，除了要培養(yǎng)通曉西洋語文的人才外，中國語也未被忽視。1871年2月外務(wù)省設(shè)立了漢語學(xué)所，是近代日本官方設(shè)立的第一家學(xué)習口語體漢語（而非漢文）的教育機構(gòu)，這也表明，以前一直作為中國語指代詞的“唐話”，現(xiàn)已由官方正式改定為“漢語”。漢語學(xué)所設(shè)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yǎng)掌握漢語、與中國展開政治、外交、經(jīng)濟、貿(mào)易的譯員，初步的計劃是在日本學(xué)習兩年，然后再派往中國本土深造。招收的學(xué)員年齡，在11-13歲之間，也有比較年長的。當時正值日本文明開化之風熾盛的年代，中國的形象已在日本漸趨下降，原意來學(xué)習漢語的日本人甚為寥寥，因而學(xué)員的來源，大部分竟是唐通事的子弟（亦即華人的后裔），即便如此，60人的定員，也未必能夠招滿。

而漢語學(xué)所的教員，幾乎清一色來自唐通事，開辦之初，共有教員9人，分別是：督長（負責人）鄭永寧；督長兼教授葉重寬（日本姓氏潁川）；葉雅文（日本姓氏潁川）；蔡祐良；源通義（日本姓氏諸岡）；周道隆；張武雅（日本姓氏清河）；劉中平（日本姓氏彭城）；藤原肅之。只有最后一位似乎是日本人，其他應(yīng)該都是華裔。

所用的教材，也完全沿襲了唐通事學(xué)塾時代的教科書，為《漢語跬步》、《二才子》、《鬧里鬧》、《譯家必備》。《漢語跬步》，主要根據(jù)類別，列出兩個字、三個字、四個字的常用詞語。比如兩個字的部分，分為“天部”、“地部”、“人部”等，在“天部”中，列出了“天地”、“乾坤”、“天河”、“天陰”、“起霧”等詞語。整個教學(xué)，沒有系統(tǒng)的語法和句型的講解訓(xùn)練。詞語或句子的發(fā)音，也是唐通事時代通用的南京官話。差不多可以說，外務(wù)省的漢語學(xué)所，幾乎就是長崎培養(yǎng)唐通事的學(xué)塾的延續(xù)或翻版，只是所有的經(jīng)費，均由官方支出。

外務(wù)省的漢語學(xué)所，從教學(xué)制度到教學(xué)方法、教材乃至教員和學(xué)生，與江戶時代長崎的唐通事學(xué)塾并無大的差異，但是它具有此前唐通事學(xué)塾所完全沒有的兩點重要意義，第一這是一所國家設(shè)立的學(xué)校，代表了國家對于漢語教育的重視，而不是當年華人的后裔為了延承世襲的家業(yè)；第二其目的是為國家培養(yǎng)外交外貿(mào)人才，而不是培育地方上的人士謀求生計的手段。它將漢語教育的位階，從地方上的私域，提升到了整個國家的公域，將漢語教育和漢語人才的培養(yǎng)，收納到了整個國家對外發(fā)展的視野和方針中。這是在明治國家剛剛建立不久、財政較為拮據(jù)的狀態(tài)下不惜每月?lián)芨秲汕摄y兩來興辦外務(wù)省漢語學(xué)所的根本意義所在。

長崎在日本的最西隅，而中國又在長崎之西，中國自然是東方文化或是東洋文化最主要的發(fā)祥地和興盛地，對于長崎或是整個日本而言，這東洋風，則是從西邊吹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