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民辦高校正逐漸成為一場昂貴的賭局。

當公辦985院校的學費仍維持在每年5000元左右時，許多民辦三本院校的學費已悄然突破年均5萬元的門檻。

2025年，廣東多所民辦高校學費普漲500元，部分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年學費甚至高達15萬元。

這意味著，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若選擇民辦本科，四年下來的總成本可能超過20萬元——相當于許多二三線城市一套房的首付。

然而，這張昂貴的文憑換來的會是高起薪嗎？恐怕有職場上難以跨越的學歷歧視。

民辦高校學費的上漲并非無跡可尋。

根據《民辦教育收費管理暫行辦法》，各地對民辦院校的收費定價管理并非統一模式，部分地區的民辦院校在符合當地規定的前提下享有一定自主定價權，調整收費標準時需按要求履行備案等手續；但也有不少地區對民辦院校（尤其是非營利性學歷教育）的收費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管理，其收費標準調整需經相關部門審批。

例如，從 2017 年秋季新生起，福建省部分民辦本科高校實行收費市場化改革，學費、住宿費標準由學校自主確定。包括仰恩大學、閩南理工學院、泉州信息工程學院、廈門工學院、廈門華廈學院、陽光學院、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和福州理工學院這 8 所民辦本科高校。

廣東省取消了民辦高校和民辦中職學校學費備案制度和住宿費核準制度。所以，廣東省內的民辦高校、民辦中職學校（含技工學校），其學費和住宿費標準都是由學校根據市場情況、自身辦學條件以及社會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確定，向社會公示后執行，例如廣東白云學院、廣州南方學院等民辦高校均在此列。

然而，這種“市場化定價”的背后，卻隱藏著成本核算不透明的問題。

2025 年公辦高校與民辦院校的學費漲幅存在明顯差異：公辦高校因財政等因素影響，學費上調幅度多在 10% 左右；而民辦院校由于辦學資金主要依賴自籌，需覆蓋師資、設施等各項成本，學費漲幅相對更高，普遍達到 20%-30%，不少地區的民辦院校漲幅遠超同期通脹水平，遠超通脹水平。

這種定價邏輯的扭曲，使得教育越來越像一門生意，而非公共服務。

翻開民辦教育集團的財報，這種商業邏輯更加赤裸。

港股上市的中教控股2024年財報顯示，該財年中教控股收入同比增長 17.1%，達到 65.79 億元 ，毛利為 36.44 億元，同比增長 15.2%。經調整歸母凈利潤為 19.71 億元，同比增長 3.3% 。而 2024 財年毛利率為 55.4%，雖較上一年同比下滑了 0.9 個百分點，但這一數值依然處于較高水平，遠超傳統制造業和許多互聯網行業。

這種驚人的利潤率從何而來？

答案很簡單：穩定且高昂的學費現金流。

與制造業需要擔心庫存和退貨不同，民辦高校的學費是“先付款后服務”，且幾乎不存在退款風險。

更關鍵的是，民辦高校的運營成本被壓縮到極致。

某民辦高校教師透露，該校一個班級常常擠滿200名學生，教師人均負責300名學生的教學任務，教學質量可想而知。

這種“薄利多銷”的模式，讓教育集團賺得盆滿缽滿，卻讓學生成了最終的買單者。

然而，花20萬換來的文憑，真的物有所值嗎？

現實可能比想象中更殘酷。

有數據顯示，2024年民辦本科畢業生的平均起薪僅為3850元，遠低于公辦本科的4700元和985院校的8000元。

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這樣的收入甚至難以覆蓋房租和基本生活開支。

更嚴峻的是，民辦學歷在就業市場中的認可度持續走低。

從現有信息來看，民辦本科畢業生在考公和考研中相對處于劣勢：在公務員考試中，雖無確切數據顯示某省民辦背景考生錄取占比不足 3%，但從部分地區公布的情況來看，民辦本科考生的錄取占比明顯低于公辦院校考生，例如廣東省稅務局 2024 年度公務員錄用中，民辦本科報考人員占比約 13.8%，實際錄取占比更低；在考研競爭中，民辦高校畢業生的成功率也普遍低于公辦院校。

這種“高投入、低回報”的困境，讓許多家庭陷入“不讀民辦沒出路，讀了民辦更沒出路”的兩難境地。

問題的根源在于，民辦高校的定位已從“高等教育的補充”異化為“資本逐利的工具”。

在德國，德國的公立大學（包括綜合性大學和應用技術大學）普遍實行免學費政策，政府會為每名學生投入約 1.2 萬歐元的教育經費。雖說如巴登 - 符騰堡州的學校，自 2017/18 年冬季學期開始，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國際學生收取每個學期 1500 歐元的學費。慕尼黑工業大學從 2024/2025 年冬季學期開始，也對非歐盟國家的學生收取學費，學士課程每學期學費通常為 2000 或 3000 歐元，碩士課程每學期學費通常為 4000 或 6000 歐元。

但總體來說，相較于其他一些國家的高校，德國應用技術大學的學費仍然是比較低廉的。但因與企業深度合作，畢業生就業率甚至超過綜合性大學。

反觀中國的民辦高校，許多院校的專業設置脫離市場需求，課程內容陳舊，有的甚至出現“市場營銷學費比計算機還高”的荒誕現象。

這種錯配不僅浪費了家庭的教育投入，更耽誤了學生的職業發展。

結語

要破解這一困局，僅靠呼吁“理性選擇”遠遠不夠。政策層面，可以借鑒福建省對民辦學校實行“收費上限管制”的經驗，防止學費無序上漲；同時，應強制民辦高校公開成本構成，接受社會監督。

更重要的是，需要重構高等教育的評價體系，讓民辦高校的生存邏輯從“靠學費盈利”轉向“靠質量競爭”。

否則，當教育徹底淪為資本游戲時，那張單薄的畢業證，可能會成為一代人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