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無義戰”一語出自《孟子·盡心下》，是儒家對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諸侯爭霸戰爭的道德批判。這一論斷的深層內涵需結合歷史背景、儒家價值觀及戰爭性質綜合理解，可從以下四個維度展開：

一、歷史語境：禮崩樂壞下的權力游戲

周禮體系的瓦解

西周建立的分封制與宗法制要求諸侯“尊王攘夷”，戰爭需以周天子名義進行（如討伐不臣、平定叛亂）。但春秋時期王權衰微，諸侯假借“尊王”之名，行兼并擴張之實。

例：齊桓公伐楚，名義是責問“包茅不入貢”，實為遏制楚國北擴；晉楚城濮之戰表面“勤王”，本質是爭奪中原霸權。

戰爭動機的功利化

孟子指出戰爭目的已從“維護禮法”淪為“辟土地，充府庫”的私利爭奪：

土地兼并：鄭國吞并戴國（前713年），楚國滅弦（前655年）

財富掠奪：吳軍破楚都郢“以班處宮”（按等級住楚王宮室，見《左傳》）

個人野心：宋襄公爭霸泓水之戰（前638年），反成笑柄。

二、儒家視角：失“義”的三重標準

孟子以“義戰”為尺衡量春秋戰爭，認為其普遍背離儒家倫理：

違逆“天命”

唯天子有權發動戰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擅自開戰即屬僭越。如晉楚邲之戰（前597年）本質是兩大諸侯私斗。

破壞“仁政”

戰爭重創民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

例：柏舉之戰（前506年）吳軍破楚，造成“父老幼弱流離于草莽”。

踐踏“信義”

春秋早期尚存“軍禮”約束（如不重傷、不擒二毛），后期陰謀詭計盛行：

背盟棄約：鄭國在晉楚間反復叛附（“騎墻外交”）

詭詐用兵：晉假途滅虢（前655年），吳闔閭用刺客專諸刺王僚（前515年）。

三、戰爭性質的蛻變：從“有限征伐”到“全民殺戮”

戰爭規模擴大化

春秋前期戰爭多由貴族車兵對決（如繻葛之戰僅一日），后期演變為舉國動員的滅國大戰：

長平之戰預演：吳楚柏舉之戰歷時數月，波及千里

平民傷亡劇增：越王勾踐伐吳“焚姑蘇臺”，殃及百姓。

戰爭倫理消亡

“軍禮”精神被拋棄：

宋襄公恪守“不鼓不成列”（泓水之戰）反遭恥笑

楚莊王“止戈為武”理念（邲之戰后不筑京觀）成絕響。

四、思想史意義：孟子的批判意圖

孟子此言非純粹歷史評判，更是借古諷今的政治宣言：

抨擊戰國亂局

戰國戰爭更殘酷（如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孟子以春秋為鏡警示當世。

構建“王道”理想

否定暴力兼并，主張“仁者無敵”，強調“得道多助”的軟實力征服。

確立儒家戰爭觀

為后世界定“義戰”標準（如諸葛亮《出師表》“討賊興復”以“漢賊不兩立”為義）。

反思：歷史復雜性的再認識

客觀推動力

戰爭客觀上促進制度創新（如郡縣制萌芽）、民族融合（華夏與戎狄雜居）、文化傳播（楚文化北漸）。

“義”的相對性

部分戰爭具進步性：齊桓公北擊山戎保全燕國，孔子贊“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話語權問題

孟子站在儒家立場否定一切諸侯戰爭，但弱小諸侯自衛反擊（如鄭抗楚）或含正義成分。

結語：

“春秋無義戰”是儒家對舊秩序崩潰的悲鳴，更是對理想政治的呼喚。它揭示了亂世中權力對道德的碾壓，也提醒后人：缺乏公義約束的暴力，終將滑向文明的反面。理解此語，需穿透歷史硝煙，看到孟子對人性的堅守——即便在“無義”的時代，“義”的標準依然如北辰閃耀，為迷失的世界提供坐標。